简单中国史23：新莽的情况

汉武帝晚年兴了个巫蛊案，将他的太子刘据废杀了，到他死时就遗诏立了幼子刘弗陵，是为汉昭帝。昭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武帝遗诏命霍光辅政。其时武帝年长的儿子在世的还有好几位，武帝废长立幼本是不太说得通的。昭帝年21岁即死，无嗣，霍光主持迎立了昌邑王刘贺，结果不足月即以无道为由将其废掉，昌邑王在国的群臣悉数被杀。之后霍光又从民间找回废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立其为宣帝。昌邑王被废时，武帝子孙犹多，霍光独立宣帝，当然是以他起于民间，全无羽翼之故。昭、宣之世，朝廷中的倾轧虽烈，但霍光主政持重，能矫武帝之弊，与民休息，故有“昭宣中兴”之谓。汉宣帝下传元帝，再传成帝。成帝昏聩无能，权柄遂移入外戚王氏手中。汉成帝下传哀帝，哀帝本有意振作，可惜短寿，他死后成帝的皇后王政君还在，王氏遂重新掌权。王莽迎立了汉平帝，而将哀帝的外戚丁氏、傅氏都诛灭。到了公元8年，王莽布置妥当，遂代汉自立，建立新朝。

原来在战国时有一个阴阳家邹衍，创立了一套“五德终始”的说法，说是每个王朝对应五行中一种德运，德运互有生克，王朝因以更替。比如说周朝是火德，秦朝就以水德立国，水克火，故秦代周。这一套说法被武帝时的董仲舒吸收，创出了“天人感应”之说，即是天象的吉凶与人德的兴衰能够互相感应。此说法在儒家的政治体系中加入了神秘主义成分，也给皇帝的地位建立了一个神意的基础，所以为后代历朝所沿用。不过根据天人感应之说，政治既然与天意互相感应，天意转变，政权也应遂之转移，所以禅位让国也是正常的历史进程。武帝的内政本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他死后就有儒士起来宣扬汉德已衰，应该禅国让贤。昭帝时有眭弘，宣帝时有盖宽饶，都以此言论被杀。不过此后儒士主让国的呼声尤高，汉廷遂只有置之不理。禅位让贤这种事在专制集权的时代根本就是幻想。汉儒虽鼓吹让国，不过众哗嚣嚣，根本没有任何执行的方法，尤其也没有可以让国予之的“圣贤”。王莽这个人，治礼义、务恭俭，学问品行皆颇合于儒家的理想，所以汉朝若要让国，他确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王莽能篡位靠得当然是他的政治力量，不过当时这种让国论的流行亦对他大有助益。王莽篡位时在地方的刘姓诸侯尚多，他们皆未起兵反抗，其主因当然还是实力不足，但多多少少也与王莽受禅的名义较正有关。

王莽既然受了汉朝的禅，就要解决汉朝的乱政，所以他上位之后即大兴改革。王莽的改革主要有“王田”、“行六筦”、“五均赊贷”三项。王田是土地国有而均口授田，六筦就是武帝时的盐铁官营，五均赊贷是官办的信贷业务。盐铁官营在武帝时即引起很多争论，武帝以后的人们还常以为是一种弊政，所以后代虽然没有革除，但监管渐见松弛，王莽改革就又将这些大事业严控于官府之手。王莽改革最重要的是“王田”一项，依此制度天下耕地皆归国家所有，并按规定均分给天下的耕者，原本依附在土地上的奴隶亦加以解放。这种政策是向当时的土地私有制和奴隶制度宣战，等于要消灭地主阶级，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依史书所见，王莽的王田制亦只是具文，根本未有实际的执行。均口授田本是儒家的经济理想，王莽推出此项改革可能仅为做做样子，并不是真要实施。王莽的改革措施完全针对富人阶级，竭力裁抑兼并和消除贫富差异，其受到的阻力必然是极大的。另外像六筦、五均赊贷这种事务，落实到基层，要行之有效需要很高的行政能力，这在当时的政府也并不现实。尤其是当时认为货币是商人实行兼并的工具，所以王莽屡次改革币制，结果造成通货紧缩和私钱泛滥，民间经济陷入混乱，民众不堪其扰。王莽的其他改革，如改官秩、换服色、重定全国行政区划等皆无实际意义，图滋纷扰而已。

王莽能以权臣篡位，当然是有些权谋的人物，不过懂得弄权不代表能搞好政治，更别说治理全国了。王莽依儒家的让国理论得国，他上位后的改革也以儒家理论为基础，但儒家理论源自西周封建之初，早已不适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况且但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从规划到执行皆须考虑周详，尤其要有循序渐进的计划。王莽的改革则过于急进，似乎是他说了一件事，他就自动认为这件事能做好，甚至是已经做好了，这就叫“刚愎自用”。王莽的改革落实到基层的，有很多徒依形式，不甚合理的，基层官员或是无法执行，或是强制执行而失其本意，这就叫“泥古不化”。结果王莽的改革措施，只要是落实到民间的，皆有百害而无一利，改革的目标一个未达到，全国民众的生活却都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