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在那样贫穷的日子里，我的五个姐姐妹妹都上了学堂，实属不易。竟然还出了个大学生，更是喜出望外。这是大妹林湃的光荣，父亲的光荣，“竹林居”的光荣。可有谁知，这个大学生当的，竟有那么多的酸甜苦辣。
大妹小时候爱哭，总得抱着，一放下就哭，“依依呀呀”婉转如歌，像“唱片”一样，得了个昵称“机器曲”。长大以后，变得坚强、寡言、“内向”。
懂得来之不易，大妹从小便刻苦读书，成了潮安二中的高材生。１９６５年即将高考，学校礼堂张贴了许多高校的招生广告，大妹与同学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报考哪个好。工科类的，将来离不开摆弄器械，怕女的干不了。都说中山医学院不错，适合女生就业。虽是热门，按她的成绩也没问题，可一想到当医生要拿手术刀，白晃晃、血淋淋的，大妹就害怕。不难理解，她从小柔弱、胆子小。大妹突然被华南农学院的招生广告吸引。其中介绍蚕桑系，大妹想到家里果园那棵桑椹树，想到与同学一起养蚕玩的情景。更吸引她的是，女蚕桑工作者称为“蚕姑娘”。多么动听多么富有诗意的称呼啊！想象着可爱的蚕儿、洁净的环境、优雅的工作，她心动了。回家便在报考表上填上第一志愿：华南农学院蚕桑系。高考张榜时，大妹的第一志愿被第一批录取。按成绩，可以考上中山医学院，同学为她惋惜，甚至不解：农学院有什么意思。作为农民子女，大妹觉得挺好，愉快来到了省城，走进了大学堂。我们部队的领导机关在广州，我有机会去看望她。车出繁华市区，向着无边的原野驶去，望着车窗外稻田翠绿，池塘如镜，仿佛行走在可爱的家乡。蚕桑系在学院僻静的一隅，有养蚕的场所，紧连着校外的田园风景，大妹的学习环境很好。遗憾的是，他们这届大学生，前途并不平坦。平静的大学生活刚度过一年，暴风雨来了，学校停课，大学生变成了“红卫兵”。大妹这个“蚕姑娘”，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转折吗？一天，我读着她的来信，心里一阵阵发紧。她说，他们正在“大串联”，先上井冈山，然后上北京，一路都是“串联大军”，得露宿，得涉水、扒火车，还会遇到“武斗”……派性斗争激烈时，部队一度介入，那情景我见过。大串联风霜、饥渴、枪弹无情，为此我十分担心。后来失联了，不知他们在哪儿“闹革命”。折腾一阵之后，农学院的学生这才想起：“我们大学还没有毕业，怎么办？”正好新的号令下来：“复课闹革命”。大妹他们回来了。回到校园，学校还不成样子。没有规划，蚕桑系也没有恢复。复课时可以重新选择专业。同学们说，大学还没有读到什么，出去怎么工作，必须来点实用的。看到有设计、绘图、拖拉机驾驶专业，女生说：“那我们就学开拖拉机吧！”当时，“女拖拉机手”很风光，林湃这个“蚕姑娘”改当“女拖拉机手”。一接触很失望。没规划，乱读一气，教材还是油印的，对于女生，拖拉机也不那么好驾驭。趁蚕桑系恢复，大妹赶紧回去继续她的“蚕姑娘”梦。没读多久，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生也不例外。大妹他们再次离开校园，来到粤北的苦地方——韶关地区的翁源。分成两个小分队，开始了繁重的劳动。早上空腹去担石头，回来喝点粥又去干别的活，中午回来吃地瓜。接着，又来到各个生产队，每个同学到一户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半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开始毕业分配。这时，班里要挑选两名根正苗红的学生，到“边防区”宝安和珠海。大妹被选上了，去了宝安。广东各学校分来的大学生，先集中县城学习。之后，她分配到了南头中学。当时，这个学校只剩高中部，初中部的教师都到小学支援“戴帽中学”，她又分到了大兴小学初中部。除了语文之外，数学、物理、化学、美术样样都教。学校是座小庙，啥都没有，吃饭都成问题，被分到一学生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户人家每个星期天都要上山割草，得跟着去，一周没一点歇息时间，实在难熬，便向学校提出，在学校旁边的罐头厂“搭食”。同事都是民办教师，放学后还在教室里改作业，大妹不好意思太早去吃饭，却又饥肠辘辘……最终，没能当上“蚕姑娘”，美梦随风去吧！边防区的日子是苦的，也不怕。让大妺难以忍受的是，那句没有少听的话。在县城集中学习时，她便真真切切地听到——“你们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的臭知识分子，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梦中的“蚕姑娘”，美丽端庄，头上却被戴上“臭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