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两宋时期哲学之五：朱熹

中国两宋时期哲学之五：朱熹

朱熹(公元1103年-1200 年），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因其长期在福建讲学，其学派被称为" 闽学"。

朱熹自己也宣称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程颢、程颐的思想，并通过二程继承孔、孟道统的正传。他说：" 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大学章句序》）。

他宣布他的哲学思想具有法统的垄断地位。朱熹所完成的正统派理学，更能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统治的需要，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伦理道德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所以博得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褒奖，成为后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1.理气论

朱熹以周敦颐所提倡的无极、太极和二程提出的理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但他同时也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认为宇宙之内有理有气："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文集.答黄道夫书》）。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一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是" 生物之本" ；气是一物生成的材料，是" 生物之具"。这个" 生物之本" 是看不见的本体，朱熹叫它做" 形而上" 之" 道"。气是构成事物具体材料、物质，它不是万化之源，是有形象可循的，所以朱熹叫它是" 形而下" 之" 器"。

理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但理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借气才能" 安顿" 和" 挂搭"。物，既是理的体现和表象，也是理借气而派生的。朱熹说："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然总又只是一个理"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从" 上推下来" ，理——气——物。或从" 下推上去"。物——气——理。理的全体，朱熹也叫做太极：" 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也可以说是万物统一于一太极，物物各具一太极，其次，太极又可以说是最根本的理，所以说" 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 (《文集.答程可久》）。

在理和气的关系上，朱熹特别强调二者的主次之别，" 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理制约、决定着气。理气也有先后问题，他说，必欲推其所从来，则应该说理在先，气在后。" 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 气虽是理之所生" ，但一旦被派生出来，便有一定的独立性，" 理管他不得"。理生出气而寓于气中，并借助气而生万物。"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朱子语类》卷一）。气之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从宇宙构成论看，理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看，则是" 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2." 一分为二" 的思想

朱熹认为，在气——物的化生过程中，是一气分做两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他在《易学启蒙》中说：" 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 朱熹还从邵雍那里吸取了" 一分为二" 的命题，用以解释《周易.系辞传》"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的过程：" 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在解释《两铭》的" 明理一而分殊" 时还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 天地之化，包括天外，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伸、往来、阖辟、开降、浮沉之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无也。" (《金华潘文公文集序》，《文集》卷七十六）又说："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 (《语类》卷九十八）这里讲到了对立的两端" 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于是形成无穷的运动。

由此，朱熹又进一步探讨了动、静的关系，朱熹说："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所以朱熹把运动和静止看成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在时空上是无限的。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非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截然为两段，先有此而后有彼也"。

但是，当朱熹再进一步探讨运动的根源时，却认为，事物的动静，阴阳都根源于理或太极。他说：" 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主宰也"。(《太极图注》，《周子全书》卷一）又说：" 动静是气也，有此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本身不动的理(太极）却是能动静的气的主宰者。这样，就把动、静割裂开来了。于是，朱熹进一步认为，" 理静事动" 即" 理静气动" ；静能制动，动被静制，就是以理制事(气），这就碰到了理生气、生万物的本体问题。

3." 格物穷理" 的认识论

朱熹认为，人心中包含万理，但是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那么，怎样才能认识" 天理" ，唤醒" 天理" 呢？程颐把格物解释为" 穷理" ，以为" 物我一理" ，" 穷究物理" 也即是唤醒自己心中之理。朱熹对程颐的" 格物" 说作了全面的发挥："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肯定人的心或精神有天赋的知识，有" 明德" ，这是认识的出发点。他认为人心如一面镜子，它之所以昏暗，是由于气禀所拘，为" 人欲" 所蔽。人的认识活动无非就是唤醒心中的" 天理" ，把" 人欲" 去掉，也就是把心灵这面宝镜擦拭干净，使它重新明亮起来。所以认识的最后完成就是" 复其初"。

其二，怎样来唤醒" 天理" 呢？回答是" 致知在格物"。因为天下事物莫不有理，要使心里明亮，就要" 即物穷理" ，" 理不穷则心不尽"。这包含着一个前提，即" 物我一理"。程朱以为物和我，外和内是统一的，所以，一旦明白了事物的" 理" ，心中的" 理" 也就马上明白了；穷尽事物的" 理" ，也就唤醒了心中的" 理"。转过来说，人们认识外物之理，也无非是拿心中的理去照见外物。

其三，" 即物穷理" ，"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都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格具体的物，是不能认识真理的全体的。到了认识的最后阶段，由部分的理认识到全体的理，就有赖于神秘的顿悟，" 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在致知和格物关系上，朱熹认为，致知是就" 自我" 而言，即从" 心之所知" 来说的；格物是就" 物" 而言，即从" 穷理" 来说的。" 若不格物，何缘得知！" (《朱子语类》卷十五）似乎知是通过格物得来的。但在朱熹那里，知是固有的，而不是后天的，格物只是穷尽先验的理，就是通过" 形而下" 事物中的理，去体认" 形而上" 的理，这是因为理被人的" 利欲所昏" ，使得知有不至，所以要致知。

朱熹还探讨了认识论中的知与行的关系，他认为，所谓知，就是知理；所谓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与行的关系是：

①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先行后。

②从社会效果上看，行重知轻。其根据在于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终，行是检验知之真伪的标准。

③" 知行相须互发"。朱熹认为：" 知行常相须" ，相须，就是相资，"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

4.心性理欲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人性论，认为理体现在人方面就叫做性；并采取了张载把性区分为" 天命之性" 与" 气质之性" 的说法。

朱熹认为，从人物之生来讲，理构成人的性，具有天理的人性叫做天命之性；气构成人的形体，理与气相杂的人性叫做气质之性。朱熹还认为，由于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命之性也是至善的；由于气有清浊昏明的差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人的贤愚就是因为所禀的气有清浊的不同：" 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 (《朱子文集.答郑子上》）。变化气质，就如在浊水中的宝珠经过揩拭一样，这个工作的过程就是所谓" 明明德"。气质变化成功了，宝珠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不肖的人成为贤人，即所谓" 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在朱熹那里，与" 天命之性" 和"气质之性" 相联系的，还有" 道心、人心" 的理论。朱熹认为，来源于" 性命之正" ，而出乎义理的是" 道心" ；来源于" 形气之私" ，而出乎私欲的是" 人心，虽然两者截然不同，但" 道" 心只通过" 人心" 而显现。" 道心" 在" 人心" 之中，所以难免要受" 人心" 私欲的牵累和蒙蔽，而难以显露出来。由于具体的人是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共同来形成的，所以，上智的人也不能不具有气质之性，不能没有" 人心" ；下愚的人也不能不具有天命之性，不能没有" 道心"。

朱熹说："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来只有一个心，那得有两样。只就他所主而言，那个便唤做人心，那个便换做道心。" (《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朱熹要人们通过修心养性，使" 人心" 转危为安，" 道心" 由隐而显，" 人心" 服从" 道心" ，使" 道心" 处于支配的地位。

朱熹还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的问题。二程认为道心和人心的区别就是天理和人欲的区别："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遗书》卷二四）。

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与天理人欲有所不同，道心就是天理，人心则不尽同于人欲。人心包括为善为恶两种可能，人欲则一定是恶的。所以天理和人欲是完全对立而不可并存的："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语类》卷十三）。

朱熹提出了" 遏人欲而存天理" 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把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欲望称为人欲，说："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