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我的三任班长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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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任班长

湖北王敏

有一首军旅歌曲，歌名叫《我的老班长》。每当唱起“我的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我时常还会想念你……”便情不自禁，饱含热泪，想起了我的三任老班长。

首任班长韩怀凯

1972年底，大队里突然来了几位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走到哪里，总有一群年轻人前呼后拥，问长问短，觉得稀奇得不得了。我知道，只要解放军进了乡，十有八九是征兵工作要开始了。

那一年我二十岁，在民办小学当校长。我自幼便有从军的梦想，无奈每次体检总有点小毛病，过不了关。这一次如果再有什么闪失，恐怕从军梦就将彻底破灭。

一天下午，大队书记找到我说:“你不是想当兵嘛，今天接兵部队的韩班长要到你家走访，你提前回去准备准备吧！”

听了书记的话，我赶紧回家把屋前屋后打扫了一遍。不一会，韩班长就到了。

韩班长叫韩怀凯，他个子不高，偏瘦，军装穿在他身上有点忽闪忽闪的，但人很精神。说话慢条斯理，典型的河南口音。一问，果然是河南新蔡人。

韩班长开门见山:“听说你是小学的校长，为啥还想当兵？”

我说:“当兵保家卫国是我的梦想，至于校长这个职务，我走了还有人接替嘛！”

听了我的回答，他说:“那中！那中！”

我问他是哪个部队的，部队驻地在哪里。他笑着说:“现在保密，不能告诉你。”

三天后，应征青年到区卫生院体检，韩班长比我们到得都早。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一样，但无论我走进哪个科室，他都默默地跟着我。当看到内科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下“二间瓣有轻微杂音”的结论时，我的心都凉了半截，韩班长也锁紧了眉头。最后，他和我一起走进了总检室，提请总检医生复查。总检医生戴上听诊器，在我的胸部足足听了三分钟，最终写下的结论是:“未闻及二间瓣有杂音。合格！”这时，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向我会心地一笑。

接下来就是定兵环节。我后来听说，研究到我的名下时，韩班长只说了一句话:“这个兵我们要了。”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军营，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新兵刚入伍，要进行几个月的基础训练。我们班十三个新兵，韩班长指定我当副班长，协助他的工作。诸如读书念报，打扫清洁卫生，写个好人好事什么的，都由我来负责。

1973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终于迎来了颁发帽徽领章的时刻。事先，韩班长向新兵连长建议，让我代表全体新兵发言，还夸我教过书，不怯场。为了不负韩班长的举荐，五分钟的发言稿，我准备了一个晚上。开场白引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两句唱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之后就是表决心。发言完毕，韩班长冲着我微微一笑，并带头使劲鼓掌。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佩戴上帽徽领章的我们兴奋不已，都想照张像赶紧给家里亲人们邮去。当我把大家的想法告诉韩班长时，他一连说了好几个“中”。还说，“你们不知道照像馆在哪里，要照，我带你们一起去，咱们照个全班合影像。”

照完全班合影，韩班长又对我说：“咱俩班长副班长也来一张吧！”于是便有了我和班长的合影像。

春节前夕，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三营七连，负责接兵训练的老班长们也回到了各自的连队。

几个月后，听说韩班长阑尾炎发作，在驻地医院做了手术，我赶紧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去探视他。看到他消瘦憔悴的面庞，我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事先想好的话，竟然一句都没有说出来，真是应了那句“一切都在不言中”。

一年后，韩班长要退伍了，他把我带进了军营，为我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他却要永远地离开军营了。他离队的那天，恰巧我和新闻干事要去北京送稿件，错失了与他话别的机会，也没有买个什么纪念品送给他。唯其能够聊以自慰的，是留下的那张我和他的合影像。若干年后，我也退役了。我将那张照片放大后，用镜框框着，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天都能看到他。

二任班长陈金龙

陈班长1970年从山西运城入伍，与我同庚，属龙。他酷爱学习，是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说话轻声细语，有时和我们谈心，我们得将耳朵竖起来，离得很近才能听清。即便批评我们，也是和颜悦色，比长比短，让你心悦诚服。别看他从不发脾气，对战士的要求却十分严格。

记得有个星期天，我向他请假到新港去转转，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按时归队啊”！不巧的是归队时公共汽车人多拥挤，车速很慢，下车后，我一路狂奔，最终还是晚了五分钟。我一个劲地向班长解释，可他却不依不饶，一脸严肃地说：“你现在是名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别小看这五分钟，一旦打起仗来，你迟到一分一秒都不行，那是要贻误战机的！”

当晚，班长硬是让我在班务会上作了检讨。当我准备休息时，却看见原本赃兮兮的床单变得干干净净了，便大声询问：“是谁帮我洗的床单？”几位战士几乎异口同声：“还能有谁，班长呗！”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便打起手电筒，写下了一篇日记。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违纪的事情。

三月中旬的一天，北方的天气乍暖还寒。经过几天高强度训练，因为汗湿的衬衣没有及时换下，我感冒发起了高烧。班长摸了摸我的额头说：“那你休息吧，不要参加训练了。”说完便去了炊事班，告诉他们为我做病号饭，并熬了一碗姜汤，端到我的床前，催着我喝下去。半夜里，我一觉醒来，已是大汗淋漓，只觉得轻松了许多。我发现班长还在用手电筒照着看书，就问他：“班长，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再仔细一看，班长竟把他的被子盖在了我的身上。原来，我这汗是班长帮忙捂出来的呀！顿时，我的眼眶湿润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四月初，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与陈班长在一起，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月零三天，而他的言传身教，却让我受益终生。

后来，他当了排长、指导员。再后来便转业回了原籍。

我转业回到湖北后，2005年5月，趁着休假，我约了两位战友去延安旅游，之后去黄河壶口，专程去了运城。我对两位战友说:“今晚咱们自由活动，我得去见一见我的老班长”。

我的不期而至，陈班长始料不及。当我俩在宾馆见面时他已经认不出我来了。我说：“我就是感冒发烧时你把自己的被子盖在我身上的小王呀！”他淡淡一笑说：“这点小事我哪记得呢？”

是夜，我们聊过去，聊现在，聊未来，聊到很晚，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军营里促膝谈心的年代。

三任班长杜贺岭

1975年7月的一天，团政治处主任找我谈话，他说：“小王，你这两年的新闻报道搞得不错哇，还立了个三等功。现在组织上决定，让你到基层艰苦的环境里锻炼锻炼，提高一下军事素质。希望你经得起考验，好好干！”我向他表了表决心，就打起背包，来到了三营机炮连。迎接我的是一班班长杜贺岭。

杜贺岭，河南正阳人，比我大两岁，一米八的个头，声如洪钟。军人姿态，军事素质无可挑剔。按说，他当个排长、连长都没问题。一打听，他果真就是连队的干部苗子。

杜班长向我介绍说:“我们班的装备是八二迫击炮，一二三炮手都是有技术含量的，只有四炮手是个体力活，看看就会。你就先从四炮手学起，边干边学，有不懂的就问我”。

第二天上午，我第一次参加炮兵训练。正如班长所说的那样，四炮手就是用铁锹挖个坑，然后将炮座举过头顶，向下猛摔，让炮座稳稳当当就行了。不过，每一个步骤都是有动作要领的，坑的大小也是有尺度的，不能随心所欲。

又过了两天，班长在班务会上宣布；“明天早晨，连队要进行五公里越野训练，各种装备都要带上，少一件就要扣分。三十分钟到达目的地，超时就算不及格。咱们活着就要象条龙，不能象条虫，决不拖全连的后腿。大家有没有信心？”全班战士齐声回答:“有！”班长讲话时，眼光总是盯着我。我知道，他是担心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第二天清晨，我背上三十斤重的炮座和大家一起出发了。班长紧紧跟在我的身后，时不时帮我托起身上的炮座，时不时鼓励我:“咬咬牙，坚持住！”终于，我们班在规定时间内跑完了全程，没有一人掉队。

接下来，连队要进行万米武装泅渡训练，时间是半个月，训练场地设在海河入海口。对于我这个“旱鸭子”来说，这个考验比五公里越野要严峻得多。

进入训练场后，每个战士都要在岸边扳上一个土墩，然后扒在上面，四肢悬空，练习划臂，蹬腿。开头几天，大家还觉得比较新奇、好玩。后来，进入全天候水中训练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由于长时间在海水中浸泡，加之阳光炙烤，上岸后又没有淡水冲洗，浑身上下如同撒了一层辣椒面，火烧火燎，身上的皮一层一层地掉。我真担心自己能不能扛得住了。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团里放电影，连队已经集合完毕，杜班长找到我说：“你今晚就不要看电影了，我俩找个地方聊聊。”

我和班长来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坐下，他先开口：“最近训练很累，你是不是想打退堂鼓啊？”我说：“班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你那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谁还不知道。”接下来，就只有他说我听的份了。

“组织上安排你到连队锻炼，不就是因为你没吃过苦，军事技术不过硬嘛！当然还有别的意思，咱们都心知肚明。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只能吹冲锋号，不能打退堂鼓。打退堂鼓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前进一步可能就是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也许就是万丈深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这分明就是一位心理专家在对我进行心理疏导，句句都点到了我的命门。

杜班长的话还真起了作用，在训练结束前的考核中，我取得了“优秀”成绩。

九月的一天，班长对我们说，他要探亲半个月，顺便还有个外调任务，前前后后大概二十天，他不在的这段时间由副班长全权负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他那天所说的外调任务，其实是组织上安排他去我的家乡为我政审。事前事后他守口如瓶，对我从未吐露过只言片语。我也不好意思向他求证，只是在心里想：班长啊班长，你的原则性和保密意识咋就这么强！

进入十一月份，一年一度的野营拉练开始了。一天早晨，大家刚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刷牙洗脸，他就召集我们开会。说是开会，其实就是几句话。今天白天大家好好休息，晚上有个训练科目——五十公里的急行军，天黑出发，天亮之前赶到目的地。

晚上七点，部队准时出发。前半夜大家精力都很旺盛，到了后半夜两个眼皮直打架，好在我们的装备都被军马驮着，我拽着马尾巴深一脚浅一脚跟着，才算没有掉队。这时班长找到我悄悄地说：“你要是犯睏的话，就把我这个东西喝两口。”边说边拧开了他的水壶盖。我只喝了一口，一股酒味直冲鼻子，立刻清醒了许多，睏意全无。我说：“你在哪里弄的？”班长说：“我知道你们晚上要犯睏，白天在一个小卖店里买了一瓶苕干酒，装进了水壶里，这叫有备无患嘛！”明白了班长的这个神操作，我对他更加佩服了。

两个月的拉练和驻训结束了。回到营房的当天，政治处的干部干事通知我，说我被提拔为排职干部，马上要到新单位任职。我问他，“我的班长杜贺岭提了没有？”他说：“部队马上面临精简整编，上级来了文件，超过二十三岁就不能提拔了，你这算是赶上了末班车。”

这么优秀的班长却不能提拔了，他将面临的只能是复员。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只是替他惋惜，甚至真心希望，这次提拔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

《金色的魚钩》是小学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我上学生时读过，当老师时也教过。课文讲长征路上一位老班长在过草地时忍饥挨饿把钓来的小魚煮成鱼汤，送到伤病员嘴边喂他们喝，而自己去嚼剩下的鱼骨头，老班长最后精疲力竭倒在了草地上。老班长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三任班长，虽然不如长征路上老班长的自我牺牲事迹那样生动感人，但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许是我常常想起他们的原因。在部队里班长虽然带一“长”字，其实他们并不是官，并不多拿一分钱的津贴，只是承载了更多责任而已。然而，我知道，正是这千千万万个班长铸就了我们的军魂，他们是人民军队的脊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