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借回应佛道而提升，21世纪助力反思后现代困境｜倪培民谈儒学2000年传承（下）

作者倪培民教授在美国寓所向讲堂听友和读者问候，其英文著作《Understand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论语理解）》获得美国最大学术组织当代语言学会“史嘉林图书奖”（Scaglingone book prize）

昨日跟随倪培民教授的新书《孔子：人能弘道》（修订本），回顾了孔子去世后2000年间儒学发展传承式微复兴之路的第一部分——战国至汉朝的助推，使其初步成为朝野共识的道德伦理。今刊发下篇，历经佛道冲击，宋明如何提升儒学，至近代和当下，儒学又有何起伏复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而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重要途径。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11年前为英文读者撰写了《孔子：人能弘道》一书，受到极大好评，后译成中文本，今年修订本再次翻成中文。此书不仅还原了一个复杂、更富人性和持久生命力的鲜活孔子，更从中西哲学比较和“功夫”角度，将儒家学说的传承、内在张力清晰地爬梳，让你感受到“日用而不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力量，如天人合一、推己及人、执两用中、为政以德、知行合一等。

《孔子：人能弘道》（布面精装·修订珍藏本） 作者：倪培民，译者：李子华，策划、责编：王思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1月，定价89元

【正文摘编】

道家静水深流，佛家争夺儒家寺庙，有的成为政治力量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中华文化河流绵延不断的暗流

与儒家并行的另外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思想是道家与佛教。

道家大致与儒家同期形成，其奠基人老子是一个神秘而又传奇的人物。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庄子留下了一部杰出的著作《庄子》。老子和庄子共同塑造的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并行，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如果说儒家是中华文化河流之上看得见的浪潮，那么道家则是这条河流底下绵延不断的暗流。

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国。其奠基人是印度北部释迦部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前563—前483）。它在公元1世纪被引进中国，当时儒家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不久。初来乍到时，佛教显得很低调。但是不久，佛教就超出了儒家最初的预期，成为儒家强劲的竞争对手。不仅佛教厌弃尘世这一核心观点和它鼓励青少年出家为僧的做法，有悖于儒家传统，而且佛教的快速传播导致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资源被佛教寺庙掌控，其影响还直指政治领域，以至于不但佛教组织变成社会政治力量，有时甚至皇帝也信了佛。比如，南朝梁武帝（502—549年在位）便数次放弃皇位，出家为僧，而每一次朝廷都要付巨资才得以赎他回宫。

佛教奠基人印度释迦部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让儒学达新高，占据主导抗衡佛道

来自佛教和道家的挑战，严重地削弱了儒家的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到了宋（960—1279）明（1368—1644）时代出现了转变。以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俩与朱熹（1130—1200）为主要代表的理学与以陆象山（1139—1193）和王阳明（1472—1529）为代表的心学通过创造性地诠释传统儒家来应对这些挑战，使儒学达到了另一个高峰，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和精微的理论。

程颢、程颐兄弟俩与朱熹（1130—1200）为主要代表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以“天理”作为无所不在的万物之本，认为正如同一个月亮映照在所有的江湖海洋里一样，万物都含有理。这种理学本体论反过来又印证了儒家的伦理学和修养身心的功夫：通过人的本性的修养和扩充，可以达到天人合一。朱熹从《礼记》里挑出《大学》与《中庸》两篇（后者是儒家著作里最具形而上学意味之作），并将这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通过以“理”的学说重新解读这些儒家经典，朱熹架构了一个思辨精致的哲学体系，抗衡佛教和道家，使儒家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以陆象山和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与程朱理学不同，陆王心学强调心即是理，并指出程朱理学将“理”作为外在于人心的抽象形而上学实体，会将儒家的修身误导到追求空洞玄虚的原则上去的歧路。而心学同时也受到了对方的指责，认为它只是伪装了的佛教和道家而已。理学和心学之间的辩论延续了数百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书院，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他们不时举办公开辩论，亮出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而又不失学者风范地抨击对方。这场争辩虽然以程朱理学终成官方认可的正宗而使理学在政治上略占了上风，但两家都对宋明时代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培养了许多儒家学者和官员。

宋明理学是综合体，直到清末都成为各朝代基本准则

外与佛、道对话，内有学派争鸣的过程，标志着儒家进入新的时代，统称宋明理学

这种外与佛、道对话，内有学派争鸣的过程，标志着儒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通常叫作宋明儒学，或者统称宋明理学。它是一种由那个年代诸多儒学家各自的理论组成的，结合了道家的宇宙观、佛教的某些思想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综合体。虽然在宋以后的元朝，皇帝主张信奉藏传佛教（这种宗教今天主要流行于中国西藏、蒙古一带），但在元朝以后直到20世纪初封建王朝被废止以前，历代中国皇帝都以宋明理学作为国家的基本准则。

在现实的社会运用领域，某些宋明理学中的说法被截断了上下文的联系，摘取出来以后教条式地强加于人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明清后期的儒学家们已经开始了对他们宋明前辈的批判，启蒙思想家们如王夫之（1619—1692）等，将儒家带回到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形式。但在政治上，这些明清后期儒家的观点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实际作用。宋明理学的观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到清代晚期，特别是借助于既是儒家学者又是天才军事将领的曾国藩（1811—1872）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它还有一个短暂的复兴。

17世纪传教士来华“带走”孔子，莱布尼茨、伏尔泰盛赞

莱布尼茨（右图）、伏尔泰（左图）等借孔子的人道主义抨击欧洲世袭贵族统治

17世纪，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与孔子学说不期而遇。他们是第一批将孔子这个“东方智者”相对全面地介绍给西方的人。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等都为孔子的人道主义而感到振奋，并以此为武器来抨击欧洲的世袭贵族统治。使莱布尼茨感到特别惊异的是，他所发明的二进制运算，早已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易经》里。在《易经》里，阴爻和阳爻可以分别代表“0”和“1”。他兴奋地写道：“这说明，古代的中国人和当代人相比，绝对是超前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孝道（这是最完美形态的道德的基石），还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Cook &Rosemont，1994）

19世纪国门遭受凌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破碎

鸦片战争之后一群儒家官员，特别是林则徐（左图）和张之洞（右图），发起了“自强运动”

直到19世纪，中国才真正地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开始视西方为儒家传统的强劲对手。19世纪欧洲的来访者总体上完全漠视中国人的感情和价值。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他们不断地发起军事袭击，用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在中国建立租界地。

这些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反思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一群儒家官员，特别是林则徐（1785—1850）和张之洞（1837—1909），发起了“自强运动”，他们试图以中国传统为“体”、西方文明为“用”：“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但是事实上根本无法毫发无损地将儒家传统作为一个优越的“体”来保存，而仅仅傲慢地、有选择地接受某些西方学说为其所“用”。

“打倒孔家店”后，马克思主义成主流，刘少奇以儒家术语谈“修养”

刘少奇写下了虽然简短但影响极大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自秦始皇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儒浪潮。儒教被批为中国万恶之根源。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欢迎德（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Science科学）先生！”这些口号，一群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挣脱出来的学者，如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鲁迅和胡适（1891—1962）等，领导了一场全盘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还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介绍到中国，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论》、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人”观念、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

1949年，共产党领导成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国以外的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9年至1968年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写下了一本虽然简短但影响极大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不仅引用了儒家的术语“自我修养”，还多次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话，用以说明，自我修养是一个要经历持久艰难困苦的转化过程。

“儒学第三期”，成为开解后现代主义世界难题的丰富哲学资源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写就《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著作，影响深远

1976年，中国人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并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一本题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e：A Trilogy）的书里，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写道：“最初，他们（儒家）的观念是一种能量，是一个鲜活的社会的产物和知识的财富。最终，当产生它和需要它的社会渐渐开始化解，它变成了一个影子，仅仅存活在许多人的心中，并且只是作为它自身而被欣赏…… 儒家人物一贯看重历史，而现在他们自己变成了历史。”

列文森还没有意识到，被牟宗三等人称为“儒学第三期”的时代已经来临。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日益深化的危机，与一直保持儒家传统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成功形成了对比，触发了对西方知识传统的批判性的反思以及对儒家思想的关注。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化的阐释，当代儒家学者越来越确信，儒家思想蕴含了开解后现代主义世界难题的丰富的哲学资源。

正当中国开始快速现代化的进程时，“道德真空”和全盘接受西方观念的特洛伊木马的危险双双而来，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评价儒家，并对它的积极作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中国建立了孔子基金会。该会主办了大量的儒学学术会议，出版了定期的儒学研究刊物。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倡和谐和以人为本，这两个主张一定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儒家印记。关于儒家的书籍和电视讲坛已成为文化沙龙甚至家庭聚餐谈话的流行话题。

倪培民教授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由此开辟“功夫哲学”领域

（选自《孔子：人能弘道》第一章《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原文9900字，李念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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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链接】

倪培民：孔子后，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如何“弘道”？（上篇）

作者：倪培民

编辑：钱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