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政府大楼里打扫卫生
图 |大楼里的光影
公务员的办公室是一间间的小房间排列在走廊两边，有的里面六个人，有的四个，有的两个，有的只有一个，似乎是按科室职位划分的。两层楼加起来近五十个房间，要打扫的时候，岑阿姨必须先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阿姨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先不用扫了，阿姨第一次在工作中感受到了被尊重。
在这里呆得久了，阿姨也窥见了深圳公务员群体各式各样的面孔。
岑阿姨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当官的嘛！在她的生命经验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尤其是一旦深圳哪里通报了疫情，他们都如临大敌。
有时候，阿姨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她想到自己的儿女在工作时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女孩子在厕所跟阿姨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岑阿姨一些自己带来的零食，阿姨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被遗弃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都丢给了阿姨，有的当做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岑阿姨就拿回租住的房子。
图 | 某处公务员办公室
岑阿姨在工位底下清扫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一小撮。
但也有表面上清闲的人，有一位五十多岁快退休的大叔，看起来是个领导了，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有时候阿姨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他告诉阿姨，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了现在的单位，一辈子就有保障了。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这可真是应验了一句话，人的命运也是跟时代进程紧密相关的。
因为阿姨的工作需要她呆在固定的岗位，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呆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常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要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场”。
阿姨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也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呆就是半小时。岑阿姨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着急的。
图 | 阿姨老家的县城
阿姨还偶尔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从外地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偶尔周六还来加班。阿姨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
她后来就很少再催自己的女儿生孩子、催自己的儿子结婚之类。阿姨看到了更多年轻人的状态，也就更加开始慢慢理解自己的儿女。
但这并不代表岑阿姨拥有的是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细枝末节的苦恼随时都在。她在这里深深感受到，人与人是有差异的。
相邻两层楼，层与层之间的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阿姨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一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将垃圾随地扔。
岑阿姨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办公室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阿姨曾经很委婉地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还有一次，阿姨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阿姨打扫。
另一次，阿姨去打扫卫生，她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阿姨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再一起收。不一会儿，阿姨接到管理处电话，问阿姨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阿姨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过了一会儿，阿姨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阿姨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阿姨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阿姨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图 | 岑阿姨在老家的沿河大道上散步
阿姨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打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阿姨突然又接到了主管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阿姨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一块，他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电话给了管理处。
阿姨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自己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但她还是笑着说。
几个月后，老姚被调走了，去了一家商场，阿姨没有跟着去，她留了下来，依旧很认真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她说，有好几次，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做得好也没有加工资，但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阿姨很重要。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印象为遍地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其中一个段子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清洁工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起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的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实际上，岑阿姨在深圳没有遇到因为闲不住来当清洁工、实际上身揣百万千万财富的隐形本土富豪。如若有，在清洁工这个群体里，一定会被当作大新闻讨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大家“都是来深圳讨生活的人”。
跟岑阿姨差不多年龄的同事们，大部分要打几份工。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岑阿姨还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七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去附近一个固定的中产家庭做家政；下午六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一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两千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现在，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一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岑阿姨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
也有超过六十岁身体还健康的大叔在这里打扫卫生，来自河南的老郑就是其中一个。年轻时，老郑做过很多苦力活，早年去三门峡做伐木工人，去西北植树，去灵宝挖金矿……快五十岁的时候，家中两个孩子念大学，他冒着风险，在陕西韩城的煤矿上呆了三四年，在地底挖煤。每天从井下出来，老郑脸上只有两个黑眼珠在转，像个外星人。
俩孩子毕业后，老郑夫妻俩终于松了口气，老郑没再干下煤窑的苦力活，和妻子去了老家县城附近的农场谋生。妻子负责给工人做饭，老郑负责播种、打农药、除草、收获。对一个从小就开始干农活，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来说，这份工作轻车熟路，只是一开始要适应一些现代化机器。
相比在煤矿，农场工作工资极低。老郑和妻子一年无休，只能赚三四万块，老家人情礼往开销大，再加上生活支出，在农场工作时，他们攒不下钱。去年10月，老郑的儿子到深圳工作，老郑不久后就跟着来了深圳。今年正月，他找到这份打扫政府大楼的活，一个月工资2800元。他做得很轻松，觉得在深圳迎来了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图 | 深圳街头
这里的清洁工有一些可以被描述的共同点。他们看起来瘦弱，面色黝黑，来自广西和云南的居多。他们通常都沉默不语，或者发呆。也许是不会普通话又不会粤语的原因，对来自陌生人的搭腔，他们通常是回避姿态，或者干脆不理。
相对于其他人，岑阿姨热情，也相对幸运。她一个月赚2800元，住在女儿家，几乎没有额外支出。这笔钱，她就能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有一个中年领导，岑阿姨称他为区长。区长人很好，阿姨正月去上班的第一天，区长还给他了一个红包，这也是阿姨第一次领到广东的“利是”。后来阿姨常去打扫，就熟悉了。
每次过节前，区长都会把从家带的特产之类塞给阿姨一些，有时候会塞他一个小额红包，阿姨不要，但挡不住热情。区长可能把岑阿姨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阿姨能打一份工，挣点自己的零花钱，她很有成就感。
给大楼扫外围广场的人是所有清洁工里最年轻的，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虽然嘴里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一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岑阿姨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因为它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清洁工，他们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但他们却被深圳接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