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丝绸之路的珍贵纪念品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渊薮。因此，在长安来自丝绸之路的历史文物，虽历经二千余年的兵燹摧残、自然剥蚀、人为破坏，但保存至今天的仍然为数不少。这些历史文物，是古代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珍贵纪念品。中西人民在二千余年中历尽千辛万苦所缔造的这一友谊的桥梁，也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永葆其光华。
波斯(今伊朗)、大秦(今意大利)、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很早就和中国有了通商往来和友好的关系，也都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维护者。下面扼要叙述一些长安周围保留至今的有关古代历史文物，借见经由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一斑。
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此碑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建立于大秦寺，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随着唐武宗灭佛，寺院被毁而入土。明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城西原大秦寺所在的唐长安城内义宁坊的位置发见，现存西安碑林。由这块碑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和波斯、大秦的交通关系。
1.景教实际是聂斯脱里(Nestorius)派基督教。景教这个名称，可能是该教传到中国之后才有的。碑中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名景教。”景教之“景”，应从“功用昭彰”的意思而来。聂斯脱里是叙利亚(即中国史书上的条支国)安特奥克(Antiock，即中国史书上的安都城)的基督教徒，在公元四三五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由于教派之争，被东罗马皇帝提奥多修斯(Theodosius)二世驱逐。
当时波斯为了垄断东西贸易而与东罗马长期对抗，聂派基督教即不能得志于西方，遂向东发展而逐渐盛于波斯，并伴随波斯和中国往来频繁的便利而传入中国。碑文中说：“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公元六三五年)至于长安。”到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该教就在长安城内义宁坊建立了寺院。就是说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基督教沿丝绸之路由波斯传到了中国。
公元一六二五年(明熹宗天启五年)景教碑的发见，立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公元一六二七年(明熹宗天启七年)德意志的传教士汤若望到了西安，目的就是为了考察在西安发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研究“自利玛窦神甫以来，传教士就从事研究的由欧洲赴中国的一条陆路的问题”，即丝绸之路的问题。汤在西安，不但对于有关丝绸之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测定了西安在地理图上的纬度，向罗马教皇作了详细的报告。
2.唐长安城内义宁坊的景教寺院，最初名波斯寺而不名大秦寺。唐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均称在义宁坊有“波斯胡寺”。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方改名为大秦寺。
《唐会要》卷四九载有玄宗的诏令：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波斯汉名安息，《史记·大宛传》说：“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大秦之名，在司马迁《史记》中即已有记述，《后汉书》列有专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又记“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赤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大秦即罗马，亦即今意大利。
基督教自公元三九二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成为罗马的国教。公元三九五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罗马分裂为东西二国，西罗马的基督教以罗马城(今意大利首都)为中心，自称西正教，通称天主教；东罗马的基督教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士坦布尔)为中心，自称东正教，通称希腊教。景教即由希腊教内分出。可见这一名称的改变是对的。这大概是唐朝人世界知识增多了的表现。当然，最初称其为波斯寺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景教确实是从波斯传到中国的。这也可见景教传入中国，是表现了中国和波斯、大秦文化交往的关系。
3.景教碑在碑侧、碑边以古叙利亚文和中文合璧刻写僧名七十余人，这些人当都是波斯人。现将碑文中附有简略事实的波斯人，摘要说明如下：
景净：撰写碑文的人。日本高楠顺次郎发现唐德宗时在长安西明寺僧圆照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等语，知其确为波斯人无疑。
阿罗本：是第一个传景教到中国的人。《唐会要》卷四九贞观十二年诏令中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即指此人。
罗含、及列：碑文称此二人是“金方贵绪，物外高僧”。金方即西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同书卷九七五续前条说：“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番。”此及烈与碑文的及列当是同一人。
佶和：碑文说“(天宝)三年，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北望曰朝尊，诏僧罗含、僧普伦等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此条的罗含与前条罗含为同一人。大秦即波斯，自天宝四年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后，当时凡来波斯寺的景教僧徒皆称大秦人。佶和来中国虽在改寺名之前，但此碑立于唐德宗时，故亦称佶和为大秦僧人。
伊斯：碑文说伊斯“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王舍城，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作小王舍城，这里曾是张骞访问过的大夏都城(BACTRIA)，亦即《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之缚喝罗，《元史》之巴里黑，《西游录》之班城，《明史》之把力黑城，今地图作巴尔克城，故址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岸，是历史名城之一。
伊斯在唐政治上曾占据很高地位。碑文说“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以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弃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都是从三品。伊斯曾作郭子仪助手，新、旧唐书《郭子仪传》无此段记载，据此可补唐史之缺。
伊斯又是一位极热心于宗教事业的人。当安禄山军占领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唐肃宗李亨)去宁夏依郭子仪，戎马仓皇中犹诏令灵武等五郡建立景教寺院，当出于伊斯之建议，自不待言。碑文还说伊斯“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颇黎即玻璃，中国文献作琉璃。《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四一·代宗中之下》：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十二月“上召江西判官入见，语以元载事曰：……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琉璃盘径尺”。古代中国不出玻璃，都由外国进来，故唐代宗视径九寸的玻璃盘为至宝。而伊斯给景教寺院捐献玻璃当然更应该视为大施主了。《魏略》还说大秦国出“赤、白、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
宁恕：碑文末尾在说明立碑时间为建中二年后，附记一句说：“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宁恕管理整个东方的景教僧徒，是当时景教法主，住在波斯本国。
耶质蒲吉：是主持建碑的人。在碑下端中间，刻有一段古代叙利亚文字，没有汉字译文。冯承钧的《景教碑考》译为：“时在希腊纪元一〇九二年，吐火罗大夏城长老，米利欧之子，长安国都都主教兼长老耶质蒲吉建立此碑石。”大夏城即前段所说之巴里黑城，乃吐火罗(即大夏)的首都，是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后遗留的人所建立的政权。长老是基督教内部的职称。耶质蒲吉是大夏城长老的儿子、长安城的大主教兼长老。
这里说的希腊纪元，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部将塞西柯斯于公元前三一二年(周赧王三年)占领巴比伦，建塞流柯斯王朝后所开始的纪元。在亚洲的希腊人，以及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各国，皆以是年为纪元。这种纪年历法，亦称马其顿历。唐时来中国的景教徒，即用这种历法。由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上推到公元前三一二年，适为一〇九二年。留存西安及其附近的古代文物上，保存有这种希腊纪元的只有此碑。
二、唐苏谅妻马氏墓志
此墓志以汉文和波斯波罗钵文(Paklavi或译作巴列维文)合刻，一九五五年出土于西安市土门村附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作为特藏文物保管。墓志出土后，即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极大注意，认为这是古代中国和波斯文化交流遗留到现在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九六四年，《考古》第九期发表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写关于此墓志的简报，并附有作铭同志写的题名《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的考证，同年《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了特约日本京都大学伊藤义教授就波罗钵文写的题名《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同时对译文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明确了这件文物的重要性。
汉文原文：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二十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二十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
婆罗钵文译文：这是神策军的骑长之永灵者苏谅家的一员的女儿，王族之永灵者马氏。永灵者的(即袄历的)二四〇年(也就是)唐朝的二六〇年，威光赫赫的常胜的大王之咸通十五年斯班达马特月，斯班达马特日(即)建卯之月，于二十六(岁)成为逝世者。她坐的居所(现在)已经坐在奥赫尔马兹德以及阿迈须拉斯班诸神于最好的世界的贺鲁特迈。(对于她)(有)平安。
墓志的汉文是很清楚的，译文由于语法的关系，似乎有些艰涩，但细读起来，也还是很清楚的。必须考证和说明的问题，在作铭同志的跋语和伊藤教授的考释中都已基本解决。这里仅陈述以下几点看法：
1.墓志的汉文仅四十余字，刻在志石的下部右边。
婆罗钵文则刻在志石上端，右行横贯全石。从文字的排列形式看来，汉文显然不占主要地位，此其一。汉文内容简单，仅记基本事实，远不及婆罗钵文感情丰富，以袄教善神奥赫尔马兹德和阿迈须拉斯班特为死者祝愿，此其二。陕西省文管会关于此墓志的报导文说，志文“下半为汉字，七行，每行六字至八字不等，最后一行为三字，共四十一字。汉字的字划因为刻的细而浅，有的字不甚清楚。石作也不甚精致，四周侧面粗糙，底下没有加工，仅正面因刻铭文，磨制较光……上半为外国文，共六行，横书，和汉字习惯直书不同”。细看志文汉字书法，也很少唐人秀逸遒健之风，此其三。据此三端，似可断言，此墓志是当时波斯人在长安城内者自己所制作的，因而这件文物更具有特别意义。
2.苏谅妻马氏墓志使用祆历，并以祆教善神为死者祝愿，说明苏谅及其妻马氏为祆教徒，可无疑义。祆教为波斯固有的宗教，创始于公元前数百年，在萨珊王朝时代成为波斯的国教。由于中、波之间交通频繁，特别是在唐朝前期，由于大食国向东发展，波斯人被迫东迁，入居长安的较前更多。他们来中国后，得到唐政府的优待，建立寺院，继续信奉祆教。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所记，祆教寺院在长安的有以下几处：
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注：“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醘首罗也。”
礼泉坊“西北隅，祆祠”。
普宁坊“西北隅，祆祠”。
靖恭坊“街南之西，祆祠”。
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引宋姚宽《西溪丛语》及解放前出土的米萨宝墓志，证明唐长安崇化坊亦有祆祠一所。又据韦述《两京新记》礼泉坊“十字街之东波斯胡寺”条注：“仪凤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胡寺。”祆教为当时波斯国教，卑路斯所奏请立的寺院，当亦为祆祠。
以上的这些袄祠，大概都在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与全国大多数佛寺一道被毁。《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宗灭佛，连及大秦、穆护、祆一千余人。前二者不清楚，袄教徒被勒令返俗的疑皆为波斯人，因为唐朝政府是不准汉人信奉祆教的。苏谅妻马氏死的时间(咸通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上距唐武宗于会昌五年灭佛，近三十年。但从墓志婆罗钵文看，苏谅夫妇仍虔信祆教，大概当时勒令还俗的仅为依寺院为生活的教徒，一般在长安居住的波斯人，并不在勒令之列。又按，咸通十五年，实际唐懿宗死于咸通十四年七月，唐僖宗即位，到次年十一月才改元为乾符元年。马氏死于是年二月，故仍用咸通纪元。
又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波斯为大食所灭，到咸通十五年(公元八七四年)已二百余年。从这个墓志看，在长安的波斯人仍继续使用本国文字和本国历法，并信奉其国教，应该说这是波斯人民爱国精神的表现。正由于这种爱国精神，使伊朗人古代使用过，而现在早已绝迹了的文字，在墓志上得以保存下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3.苏谅的军衔是“散兵马使”，婆罗钵文则作“神策军骑长”。神策军初成立时，似乎是作战力相当强的一支部队。到它成为皇帝的禁卫军，被掌握在宦官手中之后，就逐渐腐化了。文献记载，神策军到后来飞扬跋扈，恣意妄为，关中的许多良田，都归神策军所有，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唐代末年人孙樵在他的题名为《兴元路新记》一文中说：“郿多良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百系县。自郿南行二十五里至临溪驿，驿扼谷口，夹道居民皆籍东西军。”又说：“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尝用息马，多至万蹄，今为飞龙租入地耳。”这就是神策军地主化最好的写照。另外，由于神策军享有种种特权，当时长安城中许多富商大贾用钱收买，挂号神策军，平时不参加训练，遇到打仗则雇人顶替，故毫无作战能力。散兵马使是员外虚衔，当时波斯人在长安城中多经商而富有，苏谅的这个军衔，很可能也是用钱买到的。
三、唐李元谅颂碑
此碑立于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七八九年)，现在陕西省华县。《旧唐书·李元谅传》说：“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冒姓骆氏。”唐德宗念其功勋，“又赐李氏，改名元谅”。李元谅是唐朝名将，由于他曾任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长期驻兵华州，故在此立碑，颂其功勋。安息即波斯。唐朝政府中盖不少外国军官，特别是一些下级军官。
四、米继芬墓志
一九五五年陕西省文管会于西安西郊发见米继芬墓志一方，志文记载米继芬是西域米国人，在唐王朝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等职，于永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终于长安礼泉里之私第。另有米萨宝墓志(原文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记萨宝家在崇化里；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也说胡人米亮善于鉴别玉石，家住崇贤里。这就是说在唐长安城的这三个坊里中，均有西域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人居住。此外康国人康昆仑，曹国人曹保，以及其子善本、其孙曹刚，何国人何堪，也都是昭武九姓中的胡人。
他们都以歌舞为业，在长安享有盛名。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诗说：“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刘禹锡又有《与歌者何戡》诗说：“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就表现了这些歌舞艺术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康国在今苏联中亚之撒马尔罕，米国在今撒马尔罕东南，曹国在今撒马尔罕西北，何国也在今撒马尔罕西北，都位于古代东西交通的要道上。
五、唐昭陵六骏
著名的石刻艺术珍品昭陵六骏，原在陕西省礼泉县九*(糭的米字边换为山)山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上，一九一四年被美帝国主义文化盗窃分子卑斯薄(Bissby)盗去两件，下余四件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
这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都是头小，腹大，腿细而高，显然具有伊兰马型的特征。其装饰都是尻尾结椎，鬃结三花，也显然都是受了伊兰马饰的影响。六匹马原来都刻有名字，现在已漫灭不见，据宋代考古家游师雄的《昭陵阁碑》记载，它们号“飒露紫”、“什伐赤”、“青雕”、“白蹄乌”、“拳毛*(左马右呙)”，“特勒骠”。其中“什伐赤”，也可作“桃花叱拨”。唐岑参《岑嘉州诗·玉门关盖将军歌》有“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翻译名义集》卷二释“阿什婆”一词为“此云马”。“什伐”当即“阿什婆”的缩译。我曾与伊朗历史学者讨论此事，他们也说“阿什婆”是伊兰语马的意思。日本学者也早已有人认为是伊兰语的译音。这匹马显然是由波斯进来的。赤是红色，“什伐赤”，当是红马之意，与岑参说的“桃花叱拨”相同。
游师雄的《昭陵阁碑》也是这样记载的。美国人盗走的两匹，一名“飒露紫”，一名“拳毛*(左马右呙)”。飒露紫是唐太宗征高丽时所骑过的战马。《旧唐书·丘行恭传》说：“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现在图像显示一腰佩箭囊、全副戎装的将军，稳站马前，小心翼翼地为马拔箭，马亦似知人情，稳立不动，雕刻艺术价值最高。于右任《广武将军碑歌》关于那时关中金石无人管理情况的诗句说：“石马失群超海去，宝鼎出土为贼讹”。考古者为之长叹。
六、唐高宗乾陵的驼鸟、狮子
唐高宗乾陵前石刻行列中有一对鸟，一般称为朱雀。朱雀亦名金乌，《汉书·百官公卿表》唐颜师古在“执金吾”条下注说：“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古代在某些建筑物上还有所谓“四神”，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用这四种东西，也是“辟不祥”的。细审朱雀瓦当图案造形，毛粗、爪利、眼锐，当是鹰，因为也只有鹰才能“辟不祥”。
古代贵族出行，前边有人持鹰开道，若见人众有异动，即放鹰出去啄人头眼，可见朱雀原来是用作镇压人民的。除执金吾持此鸟之形象外，还有官名“伍伯”，手执棍棒，打人开道。后世人把不讲理、好打架的人叫“半吊子”，更下者也称为“二百五”，便都是由“伍伯”变化而来的。乾陵前边的两个雕刻石鸟，从位置上说，虽可名为朱雀，但实际形状并不是鹰，而是一对石刻鸵鸟。
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驼鸟这个名称。汉代把由安息国(即波斯)赠送的驼鸟卵称为大鸟卵，把驼鸟称为安息雀，驼鸟之名称始见《魏书·西域传》。但名称似并未固定。《旧唐书·高宗纪》：“永徽元年……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乾陵这两隻驼鸟，必与此事有关。这一方面表示，唐代的雕刻艺术家注重现实，不再为传说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唐朝和外国的关系。
狮子这种猛兽，在中国古代也是由大秦、波斯及其属国作为礼品赠送而来的。据《后汉书·西域传》：条支国“出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又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又大秦国“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斋兵器，辄为所食”。
宋云《行天竺记》说他在正光元年四月入乾陀罗国，“时跋提国送狮子儿两头与乾陀罗王，云等见之，视其意气雄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
在唐代，安息等国家不断把狮子运送中国，一些中国艺术家把狮子作为题材应用在绘画和雕刻上。用作装饰帝王陵墓的走狮、立狮、蹲狮等，威武雄壮，栩栩如生，表现了唐代雕刻工匠的高超写实才能，也表现了唐代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七、壁画打马球图和驯豹图
唐长安城内有多少波斯人，具体数字虽不能确切指出，但大体可以肯定，唐代留居长安的外国人中以波斯人为最多。因此，波斯文化也随之大量传入中国，并从多方面给中国以深刻影响。这里再举出打马球图和驯豹图两幅壁画为例。
唐太宗时，已有打马球之事(即打波罗球)。太宗曾“焚此球以自诫”。景云中，中宗送金城公主到吐蕃，“于梨园弟子赐观打球”。一九七二年《文物》第七期发表了陕西省文管会发掘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李贤墓的简报和李求实同志的文章，关于这个墓的壁画中打球图部分有很好的论述。他们也和前人一样，认为打马球是从波斯传来的。不过前人的论述主要都是根据文献记载，他们这次则是根据新发现的实物材料，所以格外有真实感。这里拟再补充以下一些意见：
马球或称波罗球，在波斯传入中国的文化中，这是影响最大者之一。从一些文献资料看，唐朝皇帝自玄宗李隆基之后，几乎无一不爱好打球，大明宫和禁苑中有多处球场。一九五六年在大明宫范围内发掘出一块奠基石碑，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这是唐宫廷内有球场的实物证据。
长安城内一些大官僚家里也有球场。考中的新进士在慈恩寺题名后，在月登阁打球玩乐(月登阁村名今尚存，在西安东南的浐河西岸)。不但长安一地如此，简直风靡全国，许多州郡将官都爱好打球。赵宗儒在荆门，因为球场上生了草，唐宪宗还提出质问，尤可见上下醉心打球到了什么地步。
打球本是很好的体育活动，尤其在军队中，可以锻炼骑马技术和在马上活动的本领。但在封建社会中，反动统治者沉迷于斗鸡走马，把打球变成供少数人玩乐的活动，一味追求奢侈豪华，如长安城中大官僚驸马都尉武崇训、杨慎交，为了球场光滑，竟用油泼洒球场。
关于打球规则和设备，据《宋史·礼志》、《东京梦华录》以及唐人诗句记载，球场上有球门，打球时有锣鼓乐队、彩旗等等。李贤墓出土的这幅壁画，马上人手执偃月形鞠杖，马下有小球滚动，确是打球无疑。但是，细看画面环境，很象旷野山地，既无球场设备，人马活动也不象在看打球或正式打球。李贤是皇太子，打球不应如此简陋，这幅壁画似乎是正奔赴球场的场面。但不论怎样，这是波斯文化对中国影响的实物例证，则是无可怀疑的。
李贤墓出土还有一幅壁画，四个人各手执一偃月形物器，一手牵类似豹的动物，姑且名为驯豹图。《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记载，唐玄宗时安国、康国、史国、米国及南天竺等国均曾遣使献豹。如玄宗开元八年“五月，南天竺遣使献豹及五色鹦鹉”。十四年“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五月，安国王波婆提遣其弟可悉烂达千拂耽发黎来朝，献马及豹”。“十一月，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十五年“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十七年“正月，米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
以上各国除南天竺外，西、康、史、米诸国均在今中亚南部，即均在古代中西交通路线上。它们进献的马、狮及胡旋女子的活动，在唐代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唯豹作何用途没有记载，或许是一种性情不太凶猛的驯豹。文献中的献豹时间，都在李贤活动之后，这可能是历史记载有遗漏。
西方狗也曾传入中国，《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武德七年“六月，高昌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一尺余，性甚巧，能牵马衔烛，云本出拂林，中国有拂林狗自此始也。”拂林即大秦，这种狗就是所谓的巴尔狗。
八、罗马金币、波斯银币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西安附近隋唐墓中曾发现东罗马金币，唐墓尤多发见波斯银币和阿剌伯金币，这些金属钱币可能都是西域胡商带来的，也说明了在隋唐时期长安和西方各国的贸易关系。
九、草堂寺、慈恩寺、荐福寺和兴善寺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进入文明领域较早的古国，地理亦比较接近，因此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往。佛经翻译是这种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留至今的许多古寺院遗址，便是最好的见证。
1.草堂寺。
草堂寺在今陕西省户县境内。是鸠摩罗什灵塔所在地。印度佛教在西汉时已经传入中国，并已有僧侣往来，也翻译了一些佛经，但是他们的事业都远不及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于后秦姚兴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来到长安。他的父亲鸠摩罗炎是天竺(印度)人，母亲耆婆是龟兹(新疆库车)人。他曾游历西域各国，通晓汉语，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姚兴待以国师之礼，“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晋书·姚兴传》记载他在长安翻译佛经和宣扬佛教的情况说：“兴入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立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执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
续出诸经并绪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这种情况是长安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用中国文字大量翻译外国书籍的第一次，是古代中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翻译佛经者，在汉代才十二人，魏晋南北朝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人。在三百六十九年中，共译出佛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卷，其中罗什所译占很大部分。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晋书·鸠摩罗什传》及《高僧传》等书载：姚兴曾对鸠摩罗什说：“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使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盛。每至讲说，常于从前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罗什卒于弘始十五年(公元四一二年)，不悉葬于何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说：“大寺者，中耕一堂，缘已草苫，故又名草堂。及至北周之初，此寺已分为四寺：①仍本名为草堂寺；②常住寺；③京兆王寺，后改安定国寺；④大乘寺。”
此等寺院虽不能确指其原址，但应当在今西安附近无疑。《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四九七年)五月诏：“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纵，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屠。”此诏令已距鸠摩罗什死将近百年。浮屠即塔，今已无迹。今户县草堂寺有宋刻鸠摩罗什舍利塔，极精致。寺内还有唐书法家裴休写的圭峰禅师碑，寺外田野还散存有六朝石刻。寺南不远即终南山的圭峰。此等遗迹，不知是否即“已分为四寺”之证。寺附近风景极佳，“草堂烟雾”是关中八景之一。
2.慈恩寺。
慈恩寺在今西安城南，是唐玄奘住过的佛寺。寺内的雁塔是玄奘为保存他由印度带回的佛经的古建筑。据说为修此塔，玄奘曾亲自担运砖石。
玄奘西行，前往印度，遍历五天竺，在当时佛教渊薮那烂陀寺留住五、六年，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回国。往返共十九年。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并将其十余年的经历著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玄奘在出国以前，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学者，在出国和回国后更是勤恳工作。从隋初(公元五八一年)到贞元五年(公元七八九年)二百余年间，翻译佛经的共五十四人，译出佛经四百九十二部，三千七百一十三卷，其中玄奘一人即译出大小乘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唐高僧传·五卷》道宣论玄奘译经时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金石。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盖玄奘兼精汉、梵语文，翻译时坚持“信”、“达”、“雅”原则，所译佛经，不失原意，而又兼具文字意趣，故尤为当时上层知识分子所欢迎。
3.荐福寺。
荐福寺也在今西安城南。寺内有浮屠，俗名小雁塔，是唐僧义净翻译佛经的寺院。
唐僧义净在他的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言中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师则创开新途，奘师乃中开王路。”即是说法显是去印度求法的第一人，玄奘是继往开来的第二人，加上义净，都是前往西域研究佛法有特殊成就的人。
这三人都有著述留到现在。除了他们翻译的佛经外，玄奘去印度，往返走的都是陆路，著有《大唐西域记》，如实地记述了沿途的见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地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的重要参考资料。法显西行由陆路，归由海道，他的著述《佛国记》，对陆路记述较详，而海道则颇简略。
义净往返均由海道，在南海室利佛逝居住时间也较长。他在南海所著《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于一些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和南海各地情况的记述，都是留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最早的历史地理资料。这三人的著作不但在国内受人重视，也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已被翻译成许多外文本。
义净姓张名文明，山东历城人，十四岁出家，长期钻研佛教经典。他和晋僧法显、唐僧玄奘一样，也是觉得研究佛法的资料不够充分，不满意以往佛经的翻译，因此决心亲自去印度访问并搜集新经。
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义净由广州乘波斯商船出发前往印度，于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携带他在印度等南亚各国和南海各地搜集到的经论及其他资料，共四百部，回到祖国，先后在洛阳佛授记寺、福先寺，洛阳内道场，长安西明寺、荐福寺，讲经和从事翻译。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三年)，义净死于荐福寺，遗体埋葬在洛阳北原上，并建有灵塔。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在灵塔所在地又建立了金光明寺，以纪念义净。
义净曾在几个寺院居住，葬地也不在长安，但《唐高僧传》三集卷之一《义净传》全称为《大荐福寺义净传》，这大概因为义净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在长安荐福寺进行的。唐长安城内的慈恩寺、荐福寺和兴善寺(后详)是三个主要翻译佛经的寺院，称为三大译场。
慈恩寺和荐福寺还是一般文化活动场所，《南部新书》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荐福寺在唐长安城的开化坊，塔院在寺南的安仁坊。现在慈恩寺和荐福寺的原来建筑都早已不存在，但两个寺的浮屠还都巍然屹立，称为大雁塔和小雁塔。看见这两座一千多年前的雄伟壮丽的高塔，很容易使人想起古代劳动人民建筑的才能和这两个曾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
4.兴善寺。
兴善寺亦在今西安城南。唐朝政府对当时世界各国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印度佛僧不惮跋涉来中国的比前代亦为多，长安著名佛寺如兴善寺、慈恩寺、经行寺、崇福寺、西明寺、荐福寺、礼泉寺都曾有印度佛僧居住。他们除宣传佛教文化外，主要是挟梵本在长安从事翻译。《金石粹编》卷一三七有唐玄宗《题梵书》诗：“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当时印度佛僧当然都懂得天竺佛书，但中国学者也不是全部不通梵文。如当时的印度佛僧带来很多佛经，住在长安慈恩寺中，由于为玄奘的名声所掩抑而无法展开翻译工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玄宗的诗说得未免过分。
不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另二人为善无畏和金刚智)之一。他幼年随父来中国，师事金刚智，曾屡次往来五天竺及斯里兰卡，在长安时即住兴善寺。从唐玄宗天宝初年至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七三二至七七一年)，他共整理翻译佛经二百一十余卷，七十七部，被唐朝皇帝尊为国师，死于兴善寺，追谥大辩证广智三藏。唐人给他立的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不空属佛教真言宗(即密宗)。他死后衣钵传青龙寺惠果，惠果又传给日本僧空海。日本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研究密宗。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晋代以来之传译，及可注意者三事说：甲、我国人冒万死，旅居外国，留学观光，代均有人。参礼圣迹，于宗教之信仰，增加不少。而于梵语，于佛记，得实地练习。及其归国，襄助译事，自较以前徒凭西人之传述者，大为优胜。乙、我国沙门西去，自预知本国之缺失，携归经典，恒应需要，如朱士行之《求放明》，法显之《律藏》皆是也。丙、西域僧人如鸠摩罗什得法性宗传，如真谛弘世亲之学，谈最上乘，广辟法门，我国佛教之盛衰，之分派，均依此为关键焉。此论断极是。印度佛经包括印度全部文化，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农业、哲学、文学、音韵等无不有之。陕西省图书馆存有《积沙藏经》一大部，包括大量印度古代文化，便是中印佛教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在唐代，翻译佛经日益严密，译场有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文和总勘。中印佛僧中有不少人精通汉、梵语言，译文益加精确，对于中印文化交流自然更有好处。
丰富的历史文物，充分表明了古代西方各国与中国的密切交往和友好关系，而正是中西人民所共同开发的丝绸之路，为这种友谊和交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编辑：牧弘君
图文来源于丝路遗产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