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薛立斋的补肾情怀

中医把脉时，大夫3个指头搭在患者手腕处的桡动脉上，其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对应的3个部位分别叫作寸脉、关脉和尺脉，而尺脉反映的就是人体下焦—肾脏目前的功能和状态。两尺脉细数，多属阴虚，阴虚病人常表现有口渴和心烦焦躁。若尺脉微细，尤其是主肾阳右尺的脉，按起来特别弱的话，则说明肾的阳气极度虚损。此时可以再重新的看下病人的状态，如果是非常疲惫，眼睛无神，没有定力，则说明该补肾阳了，用金匮肾气丸。

当然金匮肾气丸里面也有补肾阴的成分，这是“阴中求阳”的经典治法，可以两尺同治。如果这人另外还表现有中气虚弱，说话听上去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则说明是肾虚导致的脾虚，脾肾双补，可以用金匮肾气丸合补中益气丸来进行治疗，朝服健脾补阳，通过白天的运动流通把气血流通开来，夜服益肾滋阴，通过晚上的深睡眠将阴精更好的沉淀下去，这样治疗效果最好。说到古今善用此二方者，莫过于明代的御医薛立斋了。

薛立斋在临床对调补脾肾情有独钟，他说：“《内经》千言万语，就是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的道理。” 这与东垣之说也是一脉相承，极其吻合的。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学说的内容。东垣提出脾胃元气与阴火不两立，气虚则阴火亢盛，而薛氏则重视脾气下陷。比如他在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也是在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疗时主张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汤来进行加减。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并以钱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为补肾水、命火的代表方剂。他认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分各阴阳虚实，求其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薛立斋认为肾中病证，不论热病寒病，总属肾虚所致，若是无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补肾水；若属无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确提出，不论补水补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剂，与丹溪滋阴降火之说大相径庭。可见，薛氏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这种学说对后世赵献可、张景岳和李士材等医家影响至深。

但是素来排斥补阳或是温病学派的人可能对这些理论嗤之以鼻，但我想说的是这些医家代表不仅仅会用温补，而且也能清热，只不过是在治疗大量患者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或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被后人概括流传了下来。所以在临床病人的群体中，我也结合现实，大致可以给分为这两个部分群体：一是富贵人，这些人常为思虑和房劳所伤，容易患脏腑不足之病，比如薛立斋在宫廷所医治的，正是所处的和平时代和宫廷优越环境了，放到现在就是那些北上广深和小城市富裕之人的条件。

另外一个群体就是体力劳动和农村群体，这种体质比较好，脑力劳动也不多，但风吹日晒，劳动力强，所以容易患风寒和四肢筋骨疾病，这在古代张仲景、张从正治疗，多是以攻邪为主，培补者效果慢，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取效；攻邪者见效快，邪去则人安。当然也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大城市人只得内伤病，农村人只得外感病，我只能说整体算是一个大的趋势，即在发达国家和中国北京上海这种城市，以及焦虑、熬夜、手机电脑网络全民普及的前提下，内伤心、肝、肾精血不足之病所见到的要增加很多很多，具体呢，还要根据个体脉象来进行分析才行，下面就举两个薛氏的临床小病例：

1.有位叫靳贵的阁老，他的儿子患“玉茎肿痛”，前医认为是水热互结，投以五苓散无效。薛立斋诊得左关脉数，认为是肝经积热，用小柴胡汤送服芦荟丸（青黛，芦荟），一服病去三四，再服顿愈。

2.沈大方的老婆患痰热病，拖了三四年不仅未愈，某年夏天开始遍身浮肿，手足麻冷，日夜咳嗽，另外还有烦燥口渴，小便不利的症状。薛立斋诊得脉洪大而无伦，重按很弱，跟没有了似的。薛诊为肾阳虚，导致虚火上炎。处以金匮肾气丸一剂，患者“顿觉小水溃决如泉”，服用二十余剂，身体基本恢复。

从上面两个医案我们可以看到，名医在临床上运用清热或培补，补脾或补肾，六味还是八味等，都是根据脉法所判断出来的。他们也不是百姓口中的真实神仙，而是通过刻苦钻研，潜心医学才成就自己的。所以我们强调前面所讲的“八字脉法”同样非常重要，这是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是航行大海的指明灯，也是辨证的精髓和临床取效的关键所在，就如上面案例一样，洞悉了脉法，再运用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临床想不取效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