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为名｜“诗言志”只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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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为奋斗理念、以“修齐治平”为经世目标的中国儒学，在文艺创作上特别强调教化功能，其著名论断有两个，即“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这本是儒家的一家之言，但西汉“罢黜百家”后，儒学一枝独秀，跃升为维护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正统国学，成为士大夫进身立命、加官进爵的必修课。如此一来，儒家关于文艺创作的主张，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理论，成为人所信奉的“圣经”。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具有独立思想品格的学者，曾经提出不少质疑，但终因势单力薄，难以形成大的气候。

其实，关于“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两大命题，仅从诗文具有教化功能的层面来讲本身没有错，错在许多人一叶障目不及其余，把一个视角无限放大成全部视野，甚至不惜以学阀式的态度或借助某种外力来恶意排斥或弱化诗文的其他功能。这不仅是儒学的悲哀，同时也从根本上背叛了儒家“三人成师”的包容思想和“三省吾身”的反思精神。所幸的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最终还是能让那些坚持“诗必言志”的儒生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维民所止”等几句很平常的话题，一旦用上了“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放大镜，不正好照出了“讽清刺蛮”和“雍正去头”的微言大意吗？

“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可以言成文字狱、可以载出政治棺材，这也许是那些一味标榜诗文济世者始料不及的吧？

小结：诗文功能有许多，一家之言可以听，但不能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