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勇：跟随恩师研习三十年

因为早知道恩师苏东水教授近日又住进医院，可医院又不准许探望，所以只能靠和苏宗伟教授电话沟通信息。而当6月13日一早，电话那头响起宗伟教授的声音时，我便预感会有不好消息，果然……

自老师13日仙逝之后，近几天一直心绪不宁。回想跟随东水老师研习东方管理30年，所有情景历历在目。

一、初见苏老师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时，在去机关、去企业和留校任教诸多选择中，我选择了留在复旦历史系任教。主要原因是历史学是我高考时的第一志愿，硕士研究生又师承著名学者朱维铮教授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而且当时学校人文氛围很浓，自己对历史也有兴趣。

留校之后，一方面在历史系从事教学、研究，还作为朱先生助手帮着处理一些杂务；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入大学以前长期在企业工作的经历，还有一些企业情结，所以也非常关注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出版了一本“企业文化”方面的小书和发表了一些文章。

正因为关注企业管理，所以开始听说了苏老师的大名，也读了一些苏老师的文章，感觉苏老师有别于一般的管理学者，突出特点是能从文化和社会视角来思考管理问题，非同一般。

记得一次和时任文汇报《学林》版主编施宣圆老师聊天，施老师和苏老师同为福建人，很是相熟，他看我对企业管理很有兴趣，也能说出一些道道，便建议我不如就转行搞管理，并愿意为我引荐苏老师。

郑重考虑了几天之后，在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应约来到了苏老师家中，就企业文化和管理的若干问题向苏老师请教。当我坐在苏老师家的客厅，听着苏老师深刻阐述他对管理文化的精辟见解，真有拨云见日、如沐春风之感。

苏老师作为一个管理学家，不仅对管理学动态了如指掌，而且对我这样一个当时还处于管理学圈外的年轻学子，在企业文化方面所做的一点基础研究工作也已经给予很高关注，亲切鼓励我在这方面继续发展，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与苏老师的交谈中，苏老师那种温厚敦仁的风范，深深吸引了我，使我终于下定决心，立志要跟随苏老师在管理学领域中做出成绩。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当我在深夜告辞离开时，苏老师不顾我的一再推辞，坚持把我送到楼下门口，并目送我骑车离去。当我回头看见苏老师站在门口的身影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学术界，有学问的学者并不少，但具备这种仁者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大家并不多。

此后，在苏老师的引导和帮助下，我调入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任教，同时也开始在苏老师主持的经济管理研究所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例如协助苏老师编撰《中国管理通鉴》等书籍。并于次年通过考试，开始师从苏老师攻读工业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二、苏老师的开创性贡献

苏老师最主要的开创性贡献，就是从管理文化视角，筚路蓝缕地开创了东方管理学派，且多年孜孜以求不断发展。

在我追随苏老师30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深感苏老师对于管理学界的发展趋势有着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并始终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如何将西方管理学理论与东方社会情境相结合，具有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在管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每次聆听教诲时，苏老师都给我们指出，学术研究要善于创新，要创出自己的特色。苏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们，而且身体力行。

众所周知，苏老师在全国率先提出“东方管理”和“东方管理学”这样一组崭新的概念，并且多年来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充实、丰富和发展这一领域，组建了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使东方管理不仅成为复旦大学和复旦管理学院的一个亮点，而且也成为中国管理学界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这种高瞻远瞩的学术见解，不仅是一种深厚的学术积累，更充满着一种时代智慧。

在一般人看来，具备了苏老师这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早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了。但是苏老师依然奋斗不止，这种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常常使我们自愧不如。

如今每当我自己在教学研究之余，感到劳累而想稍有松懈时，眼前经常浮现出苏老师勤奋工作的身影，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不敢稍有懈怠。我想，苏老师这种奋发进取的精神，这种奋斗不止的坚强毅力，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苏东水教授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真实写照。如今，苏老师不幸病逝，但可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的是，您的众多弟子正在各尽所能，不断耕耘，将您创建的东方管理学发扬光大。虽然前方的道路还很长，困难还很多，但我们只要有这种精神，梦想总是会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