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立勇：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
一、尚武精神的源头
中华民族素有尚武传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神话这一古老的精神文化形态，以最质朴的形式，在本原意义上凝定了民族精神结构的基型，蕴含了一个民族主体方面的内在规定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盘古开天辟地、炎黄争帝、后羿射日等神话就是先人赞美力量、歌颂勇武和冒险精神的反映。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贵族为了保卫王权和自身利益，对内镇压奴隶们的反抗，对外征服其他部落和边远地区，国家建立了最初的常备军。各部落之间常常为争夺水源、土地和人口而进行血腥仇杀，夏商周三代都曾大规模对外用兵。统治阶级将武力、征伐视为生存的保证，在其深层文化心态上，呈现一种勇敢和冒险精神，反映在代表着当时艺术水平顶峰的青铜器制作上也呈现出一种“狞厉的美”。为了彰显其尚武精神，当时还有专门的巡狩制度：《尚书·舜典》曾载舜巡狩之绩；《竹书纪年》载夏“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招》于大穆之野”；《诗经·周颂·时迈》颂周武王巡狩，“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在周，式序在位”；《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令造父驾八骏西巡至昆仑山。这些都表现出中国早期的尚武精神。
二、尚武精神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混乱的时代，武力成为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尚武精神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崇尚。诸侯割据，列国纷争，时代的主题是“王道”和“霸道”，战争此起彼伏。连绵的征战，不停的角逐，使儒、墨、道、法、刑名、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都特别关心和深刻思考社会军事生活及战争活动。客观地看，先秦诸子无一不论军谈兵，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围绕当时思想理论界的中心议题，诸如“礼制”、“法制”、“王道”、“霸道”、“合纵”、“连横”等，深刻阐述了大量有较高理论层次的军事思想，也是对社会尚武意识的归纳和总结。各诸侯国要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被吞并，也不得不整兵备战、注重国民尚武精神的培养。齐桓公即位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选拔勇武之士，规定“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则不告，谓之蔽贤”。地方官有向上级及时推荐勇土之责，否则就被视为失职。《韩非子·定法》记载，“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并按爵位高低配以相应特权，爵位越高，待遇越丰厚。如果临战畏缩，则以军法处置。《淮南子·主术训》云：“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赵武灵王鉴于公元前312年楚大败于秦，亟思提倡尚武精神，乃下令国人着胡服，以习骑射。“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实施战略转变的一次军事改革，也是增强国民尚武精神的一项创举。
征兵制度的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尚武精神的发展。在奴隶制时代，军队主要由奴隶主贵族及其宗室成员所组成，并征发居住在各诸侯国国都及其近郊的国人作为车战的主力，普通平民充当随车的徒卒，而奴隶则担任后勤保障人员。自春秋以后，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国野畛域的混灭，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奴隶主贵族军队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军队所取代，士兵的主要成分由过去的“国人”改为农奴或“编户齐民”的农民，军官的主要来源则由过去的奴隶主贵族改变为立下战功的地主阶级军功贵族。这一重大变化，反映在当时的兵役制度上，主要表现为原来等级征兵制的转变，开普遍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滥觞。普通平民由以前在战争中的从属地位转变成了主体，加之统治者极力提倡尚武事功，因而战场杀敌立功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尚。《秦风·无衣》中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日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表现出了秦人踊跃奔赴战场、慷慨从军和乐于战斗、崇尚武力的战斗精神。《秦风·小戎》通过描写妇人们对战车、战马、铠甲、装备的喜爱，“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厌厌良人，秩秩德音”，由衷地赞美了征人的高尚品德，“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又表现了妇人对征夫的无限思念，从侧面反映了秦地妇女对英雄的崇拜与敬慕，对战争的支持和武力的崇尚。
三、尚武精神的特征、影响
先秦时期尚武精神具有十分鲜明的原始性。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常常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贪生怕死，畏首畏尾，这个部落(或国家)就没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创业和发展。普通大众的尚武、坚毅的习性还保留相当完好，因为刚刚脱离蒙昧时代，先民的自由、好斗、竞争意识还很强烈，利益至上的天生法则思想没被破坏，当时的各诸侯国最符合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自然规律。从大大小小上百个诸侯国被强大的几国兼并，最终成为战国七雄的局面可以看出，是适者生存的法则在起作用。春秋时尊强者为霸主，凭实力说话的自然游戏规则是被人们尊重的，也是不得不选择的，各诸侯国都在崇拜强者的同时保持很强的自我发展和竞争进取意识，对华夏民族起着相当积极的促进文明发展的作用。
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深远。首先，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是先人在与大自然、与其他部落(或国家)搏斗、征战中发展而来的，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和自发性，因而各国君主都信奉实力原则，都对外来的威胁和敌对势力采取武力消灭的办法，扩大疆土，融合蛮夷。可以说，华夏族第一次以整体国家形式扩张是诉诸武力并基本成功的，这直接影响了后世君主谋求边界和平和征服外域的做法。汉唐雄风之所以能持续数百年之久，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将先秦以来的尚武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通过不断征战开疆拓土，以武力将国家的威望抬升到了极致。其次，它为中华民族主体精神注入了崭新的内涵。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总体上偏于保守和内敛，但正因为先秦时期极具开放和张扬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源头上为民族精神注入鲜活的血性因子，每当面临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自强不屈的尚武精神总是进发出来，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经沧桑而不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