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家崇尚的这一审美，意义非一般的重大！
在中国书法审美史上，书法理论研究者根据历代书法研究者的论述总结为“商周尚象，秦汉尚势，魏晋尚韵，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清尚质”的审美演变，清代以崇尚质朴为上，可以说这一审美崇尚挽救了中国书法，从此中国书法书法走向了碑帖融合之路。
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说：“自少妖妍曰质”质者，实也，厚也，朴也，茂也，古也，拙也。
碑学的代表，汉隶《张迁碑》
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说：
“大令《洛神十三行》…不唯以妍妙胜也。其《保母砖志》，近代虽只有辜本，却尚存劲质之意。学晋书者，固尤当以劲质先之。”
又—《游艺约言》：“《书谱》云'古质而今妍’，可知妍、质为书所不能外也。然质能蕴妍，妍每掩质，物理类然。”
《艺概·书概》：“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
刘熙载对清代的尚质，作了最好的总结。
清代人书法重质轻妍，是与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是受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推崇训诂、考据的乾嘉经学派学风的潜移默化。其次是受诗文风格及其理论的影响，翁方纲说《志言集序》：
“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
在文坛上，桐城派力主散文“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其文风严谨质朴、简炼雅洁。章学诚《文史通义》有：
“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内篇·古文十弊》)“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内篇·黠陋》)
包世臣书法
碑学取代帖学。
以包世臣、康有为为代表的崇碑派，是中国书法碑学取代帖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写道：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固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候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辑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
新碑层出不穷，惊人心目，人人临习，蔚为壮观。篆、隶碑刻也广为流行。理论上始自阮元的《北碑南帖论》，继之包世臣《艺舟双楫》推波助澜，后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全面总结。
清书尚质，主要体现在篆、隶的复兴和抑帖崇碑的书学风尚。篆书自李斯之后，名家只有唐代的李阳冰。隶书自汉碑之后，到唐隶水准平平。
渐之，隶、篆衰微，以至沉寂。杨守敬《学书迩言绪论》说：
“元明两代，篆、分寂然…明人大抵工行、楷。”又说：“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未可以时代降也。”
清代确实涌现出一大批篆、隶名家，如邓石如、伊秉绶、翁方纲、杨守敬等等。虞和《论书表》云：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
碑学代表书家赵之谦书法
篆、隶属古体，以“质”为胜，楷、行、草为今体，以“妍”取之。关于遵碑，杨守敬《学书迩言·评书》说：“乾嘉间书家，大抵胎息金石博考名迹。”陈鸿寿、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以及稍后的吴昌硕、李端清康有为等，无不得力于碑学，入碑后又出碑，皆自成一家。
清书之质，多出于南北碑碣。碑之点画厚重、苍劲、峻博，结体浑朴、醇厚、奇拙，一反元明婉丽，而滋碑之神力。从书体变易来看，清代书体回到源头(篆、隶)的极大变易时代，具备了更多变易的可能性，给因过分注重帖学(极为“馆阁”)渐渐衰落的书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中国书法从此步入了自唐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书法史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清尚质”为今天书法的承传创新提供了一个典范。
始于清中叶的碑学，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从商周尚象，秦汉尚势，晋代尚韵，南北朝尚神，到唐代尚法，宋代尚意，元明尚态，至清代尚质，书法的演进也与书体的演变一样，始于点画又终于点画。不同时代的审美形态特征，也无不体现于点画张力的不同变易——从商周大篆蓄忍之力，到秦汉篆隶飞动之势，又到晋行书力之穷变，南北碑力之多变，再到宋行草势之开张，元明点画细变之姿，最终停泊于清之古质，或隐含，或舒展，或细腻，或拙朴，或超俗，或婉转，或质实—变易始终以点画为轴心，或上溯或逆推，或孕后或包前，左右回顾，上下流移，中国书法史画了一个不甚圆的圆圈。
现当代，中国书法进入多元变易时代。
境必含意，意必呈象。张怀瓘《书议》云：
“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则了然。”
《文字论》又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康有为《护世游天五言联轴》
书法的不同风格，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思想境界，或象、或势、或神、或韵、或情、或理、或态、或意，或因于儒(秦汉)、或参于禅(宋)、或出于道(魏晋南北朝)，展示了中国书法多姿多彩的生命力。对于书法的创作和临习，了解不同时代、书体的基本审美特征，有利于不同风格取向的选择。比如东汉隶书，各种碑帖尽管风格各异已，但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审美特征，是儒家的正大气象，对于不同审美偏好的人来说，临习或观摩东汉碑帖意味着不同的取向，或得其质或取其意，有儒家之风者可能得其浑朴之质，禀道家之性者或可取其意，前者可能不见得喜欢或写好魏晋书风，后者却有可能更喜欢二王的飘逸洒落。对于一位书者来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审美偏好，将有利于风格的形成。
不同时代审美取向的不同，在宏观上与书体演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比如，正因为东晋书体演变已基本完成，才有经由南北朝过度之后唐代的“尚法”(不再需要把时间精力用于书体的探索)。也正因为唐代法度的完成，才有宋代的“尚意”，这不仅是对上一个时期的反拨和时代背景使然，还在于人们的时间精力具备了转移的客观条件，可以不需要考虑什么新法度，只需要在现有法度、书体以及已经具备的各种技法基础上运用、发挥和表现即可。
吴昌硕金石入画作品
清代人的尚质，之前只有文献价值的摩崖、碑刻、墓志等等，走向前端，挽救了衰微中国书法，改变了宋代以来陈陈相因的“二王”书风之弊，开始碑帖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前景广阔的说法创新之路，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凡此，标志着书法的不同创新方向，为当代书家的师承与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清人对碑学的崇尚同时给书画同源的中国画注入新生力量，以吴昌硕、黄宾虹为代表的书画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金石入画有巨大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