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28字一封信，赵孟頫受益终生，一直被误认为书圣真迹
文 | 一痴 书法网总编辑
“前人得到古碑帖数行，专心学习，便能闻名于世。”
这是元代的的书画大家赵孟頫说的话，窃以为赵孟頫这是托了前人来说的自己。赵之所得的古碑帖数行，并专心学习而后以此闻名以世的，便是后来被乾隆皇帝收藏在他那不到九平米的“三希堂”中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纸本，纵23厘米，横14.8厘米。四行，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来说王羲之这封28字的信札让赵孟頫受益终生，非是无中生有的杜撰：
延祐五年(1318年) 赵孟頫第一次见到《快雪时晴帖》并奉敕作跋云: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
后世有人根据这段话贬斥赵孟頫虚伪和狡狯，以其跋语开头说:“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既然如此，那又何来“得见真迹”，而且“不胜欣幸之至”云云。其实以这样的揣测来贬赵孟頫，实是有“欲加其之罪，何患无辞？！”
赵孟頫的跋语记录的是其初见《快雪时晴帖》的惊喜，我以为这样的惊喜导致些许的语无伦次和语法上的不够严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当一件宫中收藏的，被大家一致认为是书圣王羲之真迹的信札摆到赵孟頫面前的时候的那种惊艳。我也深信这一次的惊艳初见之后，《快雪时晴帖》对赵孟頫以后的书法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刻骨铭心的！明代鉴藏家詹景凤便认为赵孟頫后来的书风形成便是深受这件书迹的影响，他的原话是如何说的，是在什么地方说的，我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最为原始的文本，但是从赵孟頫的行书风格，尤其是其晚年成熟的行书书风来看，其受《快雪时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断句与释读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
《快雪时晴帖》虽然短短28字，但是历代对其断句和释读一直没有定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晋人的书札、书帖用语与正式的文赋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往往语义更为晦涩难解。便是博学如钱钟书先生在批阅王羲之《杂帖》时都说：“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钱钟书：《管锥编》）。
对《快雪时晴贴》的断句大体有如下两个版本：
其一：“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其二：“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两种断句方式，大体而言不会对文本大意产生多大的差别，差别其实在“力不次”这一句的“力”的解释上。一般通常的解释此“力”为精力、气力。泛指身体状态，在王羲之其他法帖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语句和语义。而启功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其在《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中说：“回忆幼年时，家中有婚、丧诸事，有亲友送来礼物，例由管账的人填写一张“谢帖”，格式是右边印一个“领”字（如不能接受的礼物，即改“领”，写一个“璧”字，表示璧还），中间上端印一个“谢”字，下半印受礼家的主人姓名，左边空处由管账者临时写“力若干（付给力的酬劳钱数）”。这个“力”即指送礼人。当时世俗称卖劳力的人甚至称为“苦力”，文书上即写一“力”字。联想到帖中的“力”字，应该即指送信人。又按古代旅行，走到某处停下来，称为“次”，表示旅程的段落。杜甫诗有“行次昭陵”一首，即是“行到昭陵”。那么“不次”当是不能停留，需要赶快回去，所以王羲之写这短札作答复。”
如此，《快雪时晴》的释读便也又有如下两个版本：
其一：王羲之顿首，刚才下了一阵雪，很快又晴了，想你那里一切都好！那件事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心下很是郁结。我的精力越发不济了。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其二：王羲之顿首，很快又晴了，想你那里一切都好！那件事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心下很是郁结。送信的人不能在我这里多停留而要赶快回去。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山阴张侯”独立一行，处于左侧偏下位置，一般认为此四字不是正文内容，而是收信人名，属复书之制，相当于现在书信封皮；即古人寄信时将信卷起，置于管中，信札卷起后，此四字正好在外侧，取卷即可见。也有认为这封信的开首和结尾都以王羲之的“顿首”格式，而末尾写对方的称谓在当时是常见的。《万岁通天帖》中的《柏酒帖》就有同样情况。
乾隆皇帝的真爱，却最终被确定不是真迹！
乾隆皇帝对《快雪时晴》绝对是真爱！光看这几条亲笔御书的评赞语便知：“天下无双，古今鲜对”；“神乎技矣”；“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乾隆皇帝共在此帖上题跋70多处，据说每逢岁暮天寒，瑞雪纷飞之际，乾隆便要展卷欣赏，而且是“得意辄书，无拘次第”，最多的一年竟题了六次。到晚年，乾隆目力已经不行，于是他命董诰代书题诗并特做说明道:“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镜，今岁诗字多艰于细书，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也”。直到他做太上皇时，还在帖上题“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乾隆帝对《快雪时晴帖》，真可谓是白头偕老，情定终生！
此帖最早见于《右军书目》，米芾《宝章待访録》中亦云:“晋右军王羲之《雪晴帖》。真迹在承务郎吴郡苏激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二字及'褚氏’字印。” 南宋周密在《云烟过眼录》里肯定“《快雪时晴帖》皆真迹”。明王穉登也认为是“手墨”并且“确然无疑”。詹景凤《玄览编》：“是真迹，纸精带竹，字墨纤毫无损，良是千余年间异物。”张丑《清河书画舫》亦肯定为真迹。清人更是对此确信不疑。
但是到了民国后，《快雪时晴帖》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世人始有机会可以近距离观赏这件法书名迹。近代数位学者对原帖细致的考察后纷纷提出质疑，最终基本定论为该帖应该是双钩廓填的摹本，而非书圣之真迹。这其中有代表性专家意见简述如下：
张宗祥《论书绝句》云:《快雪》“三希”作冠军，会稽真迹更无闻。微嫌墨重兼神滯，恐是唐贤响拓文。并自注:《快雪时晴》一帖，向摹入《三希堂帖》中，墨迹得观者两次，纸色晦黯，墨浓而少精采，大似唐人摹写之本。
祝嘉先生在《谈行书》中说:(王)羲之的行书墨迹都属唐以后人临摹之作，《快雪时晴》一帖，一向都认为是真迹。但画势厚而精神差，在抗战前故宫文物运到南京展览，我曾得观赏，纸极厚，若书在板上，那时已认为是摹本。
徐邦达则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卷>》分析道:此本我阅过二、三次，觉得纸墨昏暗，笔法滞泥不生动，其牵丝带笔处极不自然，如“顿首”“果”、“为”等字，更为明显，定是后世勾填，且非善本。
《快雪时晴帖》的三生三世。
《快雪时晴帖》唐宋时为秘府官本，历代均有著录。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有“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一目，北宋《宣和书谱》亦载之。米芾《书史》: “子敬《十二月帖》与《快雪帖》相连。”南宋时藏于高宗内府，有“绍兴”联玺。继入金章宗内府，有“明昌御览”印。复为贾似道所得，元时先为北燕张氏所有，后入内府，延祐五年（1318）赵孟頫等奉敕跋。明代历经朱希孝、王穉登、吴廷、刘承禧收藏，均有题记钤印。清代归冯銓，有说其归终遗言，执其子之手语：执此如执国！其子观帖数日，品味其父临终之言，忽然悟出遗言真意，隔日上朝，便将《快雪时睛帖》进呈给康熙皇帝。这一年是公元一六七九年，也就是康熙十八年，那年康熙二十五岁，此帖从此入清宫内府。
民国初年，宣统逊位，暗里典卖宫中的国宝。溥仪1924年拟将此帖作价40万元抵押给美国花旗银行，后未果。再后来溥仪迁出紫禁城，此帖归故宫博物院。1933年随同其他古物迁运上海，再转移川西，抗战后运回南京，旋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期间，《快雪时晴帖》差一点随了一个人灰飞湮灭了！故事是这样的：
1928年6月4日清晨,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专列从北平驶往沈阳，在行驶到沈阳西郊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惊天一声巨响，日本特务将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引爆，张作霖被当场炸死。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从端坐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喃喃道：天意！天意！原来就在此前一天的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来找他索要三希堂中首希法帖《快雪时晴帖》一观。这个大老粗要观法帖，明摆着是要占为己有，但是面对这位手握重兵的东北王,易培基不能明确拒绝,心生一计的回复来人道：《快雪时晴帖》被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和他等三人分别持有,无法由他一人打开。”张作霖当时因急于离京,只好作罢。却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便人天永隔了，而《快雪时晴帖》也由此逃过一劫！
后记。
乾隆皇帝《三希堂记》尝云: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
而今《中秋》和《伯远》二帖归藏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快雪时晴贴》 归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分隔两岸，痴心妄想，何时三希亦可如“富春山居图”一样能够跨越海峡，重新聚首？！
未果！
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