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单单,2021年3月,在云南省作协资料室
2018年3月,诗人王单单被一个电话惊醒。一个消息,他即将被派去花鹿坪村扶贫。两年。这个不知在哪个犄角旮旯里的小村子,他要在那里待两年。但来电话的是他的原工作单位,昭通市文联,消息不可能有假。但太突然了,他一时难以消化。来北京之前,他在云南镇雄县文化馆工作,2016年,因为获得了上一年度的华文青年诗人奖,他成了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为期一年,同时在《诗刊》做见习编辑,在云南的工作也从镇雄县文化馆调到了昭通市文联。在北京的那段时间,王单单说得上是意气风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满天下行走,惯看秋月春风,与坦率豪爽之人交往,诗酒人生,十分快意”。首师大驻校诗人的任务不是很多,一年举办两次讲座,所以他基本在《诗刊》上班,看看稿子,出去参加参加活动,全国各地跑。他周围有一群写诗的朋友:张二棍、严彬、聂权、李宏伟、刘汀……诗人的聚会总与酒相关,作家李宏伟曾在文章里把王单单称为“云南响马”,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饮酒的豪爽,喝起来总是无惧无畏。喝完酒,还要谈诗。谈诗时他们彼此都直心相见,毫无顾忌,直挑对方诗上的软肋,说最狠的话,并不介意最后不欢而散——反正第二天又是要接着喝的。但其时的王单单,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诗歌的困境,北京的包容和开放,允许各种诗歌美学观点交汇、碰撞,但王单单“出租屋——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也让他深觉自己的写作有单调、乏味的隐患。他意识到他的诗歌写作需要拓展边界,需要寻求叙述可能性的实验和探索。但北京的生活未必能让他如愿。他需要一种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沉潜的“大地上的生活”。
王单单回到了云南,到昭通市南郊的布嘎乡花鹿坪村做扶贫工作。他被任命为花鹿坪13社第一村民小组组长,要管的事儿不少。这个社有141户410人,王单单挨家挨户敲门,调查访问,确认低保户,给他们建档立卡户。每天面朝烈日,脚踩风雪,双腿沉沉,假期全无。大到修房建屋,小到夫妻感情,只要有可能影响贫困户脱贫,他和其他扶贫队员都必须做到事无巨细。还有填表格、统计数据、完善扶贫台账之类的工作,熬夜打更、加班加点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一开始,他有些不适应,这里偏僻,荒凉,贫瘠,和他的家乡官抵坎一样,被遗忘在高速发展的世界的角落。这里没人陪他喝酒,没人与他谈诗,没人告诉他在这里一个诗人有什么用。唯一能和诗歌联系起来的恐怕只有“花鹿坪”这三个字。他想起海子的诗:“早晨是一只花鹿,踩到我的额上,世界多么好。”但现实是无尽的工作和奔波,其间,他有彷徨、 苦闷、 纠结。经常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整日地读书,倍感孤独。对于寂寞清苦的扶贫生活,王单单后来借朋友来访之事略带调侃地描述:很快,王单单就认识到,他所面对的,正是他以及更多的写作者梦想的生活:真正地生活,而不是体验生活。扶贫工作,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这种经验是多么地可贵,势必会在将来深刻地影响他的写作。但在最初的日子,他还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严谨的扶贫队员,繁忙的工作,让他疲惫,更让他充实。在提供一些帮扶政策需要老百姓签字的时候,王单单发现村里有些老人并不会写字,需要他来代签,然后他们按个手印。其中有个人按了几次都没显示出清晰的手印,因为他的十指上满满的全是泥巴。他是个哑巴。这个画面深深地震撼了王单单,他把这个细节,写成了诗:
陈哑巴在贫困户信息表上
摁手印,摁不出任何指纹
我把他拇指拿起来看
泥巴敷了一层。我没有
让他洗掉。我默认
这泥斑,就是他的指纹
这里面藏着他的命
扶贫工作中,难的是易地搬迁和房屋拆除重建,有些人说什么也不动弹,觉得自己老窝好,并没有意识到自家的房子已经不适合住人。有个老人叫张家会,七十八岁了,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属于危房,住不得人。王单单的工作是确认每一个老人都能住在安全的房子里。但老太太却说什么也不愿搬离,还说:“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房子垮了,我死在里面,也不要你们负责——”这话说得斩钉截铁,王单单心里很不是滋味。是什么原因导致老太太这么坚决地要一个人住危房?她并非没有儿女。王单单一次次敲开老太太的大儿子周史玉的大门,但他似乎很为难,每次都是欲言又止。结果却令人感慨,周史玉没有生气,而是默默作出了选择:王单单还要磨嘴皮子劝说那些不愿外出打工的青壮出去挣点钱,劝说那些不愿读书的学生或不愿孩子继续读书的家长,甚至与他们吵得脸红脖子粗。更让人无奈的是一帮大老爷们要去贫困户家里帮他们叠衣服被褥,摆锅碗瓢盆。王单单觉得自己在家里都没这么认真过。2020年,疫情来袭,得天天冒着风雪在村子里巡逻,对所有外出返乡人员进行反复核实和排查。渐渐地,扶贫队员王单单和诗人王单单重合了。王单单意识到诗歌对现实的作用在于对人心灵的作用:“写诗是通过语言,引渡自己或读者抵达'真我’,将灵魂从世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扶贫是通过国家一系列的帮扶政策以及扶贫干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扶携穷人,激发弱者,让他们挺直脊梁,堂堂正正地进入小康生活里去。但写诗和扶贫也有共同之处。无论是写诗还是扶贫,都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有一颗巨大的悲悯与仁爱之心。”扶贫的效果立竿见影。村里办公活动场所、村级卫生室、人饮工程、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相继获得了巨大改善,村民一栋栋崭新的房屋拔地而起,老百姓学有所教,病有所养,村容村貌一天天变得干净整洁,贫困户脸上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灿烂。村子一步步实现脱贫,让王单单由衷地欣慰,与此同时,诗人的心灵也在淳朴、善良的民风中得到了净化。花鹿坪,渐渐变成了王单单的家乡官抵坎;花鹿坪的村民,也被他当成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看到花鹿坪许多农民的困顿与潦草,看到他们的卑微和胆怯,甚至连在长年的劳苦中形成的沧桑感,都像极了他的父亲,他看到了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目不识丁的父亲”身上的神圣:王单单像对待纤细轻盈的瓷瓶一样爱着他们。他小心地保存着一个孤独到只能在竹子上画小孩陪自己玩的留守儿童的幻想:他为了给聋哑的徐富贵送菜籽油,一遍遍地在雨中徘徊,直到徐富贵睡到自然醒,给他开门。他为了空巢老人浑浊的充满期待的目光,不顾临时救助不得超出五百元的限制,默许她买插电取暖的桌子。
两年的扶贫生活,王单单把他乡花鹿坪,变成了自己的“故乡”;而花鹿坪回赠给他的,是一部充满了血与肉的诗集《花鹿坪手记》。2019年12月,王单单就完成了四组以扶贫生活为背景的小长诗。2020年4月,组诗《花鹿坪扶贫记》在《诗刊》发表;2020年11月,《花鹿坪扶贫记》获得“脱贫攻坚特别诗歌奖”。2021年5月,《花鹿坪手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花鹿坪手记》甫一出版,好评如潮。《诗刊》主编李少君称其“以诗史笔法书写脱贫攻坚伟大史诗”:
《花鹿坪手记》以“诗史”笔法书写这一时代史诗,具有历史意义。《花鹿坪手记》本身在当代整体性诗歌创作中也有着重要突破,除了题材的重大,其艺术上也颇有独特之处:一方面是其完整性,可看作是一首具有整体性完美结构的长诗,另一方面,其中每一首诗又单独成立,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个体之和大于整体的诗学审美效果,使得这部诗集具有了厚重感,又有着超越性,堪称新时代诗歌的一个重大收获。
评论家王士强赞誉《花鹿坪手记》是一个主旋律写作的正面样本:
王单单的作品中有真情实感,有个体生命的投注,有活生生、毛茸茸、热气腾腾、汁液饱满的“生活”,而不是向壁虚造,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王单单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只是忠实于自己的经验,但王单单一定察觉到了一切的变化,既是花鹿坪的:一座座崭新的房屋拔地而起,道路通达,花鹿坪变得干净明亮,村民的收入增加了,脸上露出平静、自信的笑容;也是他自己的:他的生命、他的故乡已经和花鹿坪融合起来。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村庄。王单单甚至觉得,是花鹿坪扶贫的经历,挽救了他的写作,过往的都市生活,诗酒人生,自然是快意,但其中的单调和重复,只会让人迟钝。当此之时,花鹿坪的出现,无疑是给他的诗歌写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终于可以回到大地,回到充满血肉经验的生活。而他写花鹿坪,写张家会、吴太明、陈永兵、周国驰——这无数的“他们”,分明就是王单单的农村和父辈,甚至,就是他自己:2020年3月18日,王单单的驻村工作结束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两年驻村工作顺利结束,贴一图记之”。图是一张他扶贫工作的照片,他坐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笔,身前是一大堆文件和表格,其中一份材料,依稀可见“与改选户签订的建房协议”“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表”等字样。他配文说:“我在沉思,连毯子滑落下来也没觉察到,就在花鹿坪这间屋里,我写下了许多诗歌,指明了今后个人写作的道路。”
王单单,原名王丹,生于1982年,云南镇雄人。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6—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首届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驻校作家。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云南文学艺术奖等。2002年底被中国作协办公厅、中国作协创联部联合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先进个人。出版诗集《山冈诗稿》《春山空》《花鹿坪手记》、随笔集《借人间避雨》等。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