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帕奇特：非小说，一个引言 | 西东合集

金晓宇 译

　　当一个作家，或者当任何一种艺术家，棘手的事情是，除了做艺术，你还必须赚钱谋生。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直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但至少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年，它们在供养我的能力方面，不比我的狗强多少。然而，我热爱小说和狗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对经济问题全然不以为意。我们侍候它们，作为回报，它们茁壮成长。解决房租从何而来，不是它们的责任。
　　我希望从工作中得到的相当简单：能让我支付账单，并且还有剩余的时间写作。起初，我认为秘诀是，由我的身体而不是大脑挑起重担，于是，我干起了餐厅的厨师，后来又当了女招待。我预想的不错，我脑子里有很多可以留给编故事的空间，然而，因为我只要一停止忙碌，就会打瞌睡，所以那些故事很少落到了纸上。一旦我意识到体力劳动不是问题的答案，我转到了教书——这是向所有艺术硕士毕业生普遍推荐的职业——但是，虽然我不那么累了，可是整天照拂别人的创造性，时常让我对自己任何种类的创造性都没有了丝毫兴趣。餐饮业和教书是我认为自己有资格从事的、唯有的两种有薪水的工作，我一旦发现两者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茫然了。我能效仿华莱士· 史蒂文斯去卖保险吗？我唯一确切知道的是，我必须解决既吃饭又写作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至少是它的第一点火花，是以一篇250字的书评的形式出现的，那是有关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我先前在《十七岁》杂志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我问我的编辑艾德里安· 尼科尔· 勒布朗——我俩那时都是25岁——我是否也能得到一项非小说类的写作任务。其中的经济因素是很容易计算的：《十七岁》每个月刊登一篇短篇小说，一年是12篇，即使我干得再好，最多也只能希望得到里面的一两篇。而非小说类的作者，可能每期都发表一篇文章，有时候，一期里可发表多篇文章。我最终找到一种工作，自己或多或少会干，而且在精神和身体上都不会让人精疲力竭。
　　不是说这工作没有恼人的地方。那篇书评我被要求改写了五六遍，每次我都被告知，必须再仔细考虑该小说的另一个方面。我的文章的规定字数却没有随着这些新的兴趣点而增多，加入更多的文字意味着，在某些地方，其他的文字必须去掉。于是，我像改衣服似的又剪又折，找一个单词来表达五个单词的感受。我用大头针尖上那么大的地方，探索母女关系的领域。我这篇书评一被接受，我又开始向艾德里安兜售其他文章的创意，她会将较好的创意拿给她的上司，罗比· 迈尔斯。
　　与写小说时我以擅长杜撰而自豪不同，我发现这些文章需要亲身经历。我每提出十个文章创意——“与马儿一起长大”“当你最好的朋友是个男人”或是“如何装饰你的储物柜”——其中一个可能会得到绿灯让我来写（但没有合同或是约稿未登之补偿稿费），而让我写的十篇里，或许有一篇会真正登上杂志。
　　被认可的那篇我还要改写十次，同时收到一轮轮的评注，不仅是艾德里安和罗比的，还有其他部门的各个编辑以及他们所有的实习生的，那些实习生正在磨练自己的编辑技艺。我15岁时从未有过那种感受，用铅笔写在页边空白处的评注经常是这样的。虽然我想说，你是在田纳西长大的吗？你上过天主教女子学校吗？你周末和父母待在家里，一次也未与人约会过吗？
　　但我克制住自己。如果他们想看到自己反映在我的文章里，我会把他们放进去。我会想办法把他们每个人都插进去，仍然保持在规定字数的范围内。
　　《十七岁》杂志社，我在那儿从未有过一间办公室，也很少去拜访，但那儿是我学徒的地点，我在那儿学会了如何写随笔，就像我在莎拉· 劳伦斯学院和爱荷华作家讲习班学会了如何写小说一样。尽管写小说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我从不会改写一部短篇小说，来反映编辑的经历——非小说作品却是我们共同的事。我调整一篇文章的倾向，以满足各位编辑的想象，或是增添一个活动的趣味，以迎合读者的注意广度。大功告成之后，我看到自己最好的段落被剪掉却毫无异议，因为美术部门需要更多的空间放插图。我将一篇文章一切为二，因为一则广告被突然终止，而更少的广告收入意味着更少的可编辑版面。我在学习如何调整自己的作品来为杂志工作，是的，但我也在塑造我自己：我的目标就是要灵活迅速，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姑娘。
　　多年后，一家杂志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本期的杂志明天截稿，然而，他们准备以最显著位置刊登的文章，一篇有关迟延拖拉的长篇文章，在最后一分钟成为了泡影。我能在明天之前写些什么、任何什么东西吗？我当然能了。这就是我训练自己要成为的那种人。
　　杂志工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务随心所欲地被取消、支票姗姗来迟、总有什么人拖欠我的费用——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比收盘子或是批改试卷要容易多少倍。在自由撰稿的堑壕里度过的岁月终于有了回报，我开始得到一些非凡的写作任务。我曾周游意大利各大歌剧院、在夏威夷模拟度蜜月、开着一辆房车横穿美国西部，花的全是别人的银子。每当有人问他们怎么才能得到那些类似的任务，我就会推荐对我而言奏效的办法：为《十七岁》自由撰稿八年时间。
　　在我心目中，小说和非小说差异巨大，以至于多年来我要宣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比写小说与当女招待之间的关系大多少。写小说，即使在很顺利的时候，对我也是一件难事，而写文章，即使是富有挑战性的，对我也是容易的。我相信，非小说对我之所以容易，正因为小说是难的：我总是宁愿快速完成一篇随笔，也不愿勇敢地面对自己小说的下一章节。然而，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写小说的那些岁月提高了我作为全能写手的技艺，但写文章的那些岁月，尤其是在《十七岁》的前几年里，让我成为了一台重负荷的机器，相应地，我又把这一技能带回到写小说上。《十七岁》对于打消我的任何一点儿自负也大有帮助。在这过程中的某一个时刻起，我即使看到自己最好的句子被人从文章中剪掉，因为它们没有推进故事的发展，我也学会只感觉到最微弱的、最隐秘的、有如刀割般的疼痛。最终，这种技能也有益于我写小说。我与杂志编辑经常进行的对话，现在已经内化到我的思维里。我能读双方面角色的台词。
　　我认为我写的那一场景很优美吗？是的，我认为。它推动小说的进展了吗？不，不完全这样。那么我是否可以删掉它？它已经不见了。
　　我为《十七岁》写文章，一直到我30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用尽了我关于成长的一切回忆。然后，我转而投向时尚杂志，就像一个姑娘从阅读《十七岁》获得了初步处世经验，转而阅读《时尚芭莎》一样。我得到新的写作任务，不是通过发送作品剪辑和个人简历，而是通过随着我的编辑和朋友们职业生涯的提升，坚持不懈地追随他们。我在《十七岁》认识的一个人去了《依都锦》，这意味着我现在可以为《依都锦》写文章。我的朋友露西为《时尚》杂志写了篇文章，这意味着我在《时尚》有了条门路。那位编辑在《智族》得到一份工作之后，我把《智族》列入我雇主的名单。这样，我的职业生涯以指数方式扩张。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去为《梅赛德斯– 奔驰杂志》工作（谁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于是，我开始写对豪华车主有吸引力的文章。后来，我的朋友埃丽卡· 戈德贝格·舒尔茨成为《新婚指南》的编辑，又任命我为撰稿编辑，这意味着我可以通过撰写寻找与真正的新娘新郎很像、可以放在结婚蛋糕顶部的瓷制小人的艰难历程，来支付我的账单了。虽然这些工作微不足道，但我没打算将目光放得更高些；我想完成有关舞厅舞蹈或是精品农业的文章，回去写我的小说。毕竟，写小说是我的天职。
　　说实在的，我不是那个决定要提高我自己的人，我的一位编辑为我做的这事。伊列娜· 西尔弗曼，我在《智族》的编辑，在《纽约时报杂志》得到了一份工作，她带我一起过去，此外还有另一位她喜欢的作家，我的朋友艾德里安· 勒布朗，后者早已离开《十七岁》，搞起了记者的行当。虽然为《纽约时报》工作让我诚惶诚恐，感觉资格不够，但我意识到为杂志写文章教会我另一项技能（对写小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假装权威的本事。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写一篇有关“保健食品”的小文章。我知道它们是什么吗？不，我不知道。我对伊列娜· 西尔弗曼这么说了吗？还是否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给孟山都公司经理打电话，探讨他们正在开发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食用油的事。“我是《纽约时报》的安· 帕奇特，”我对助理说。我一生从未这么快地请人接通过电话。
　　就绝大部分而言，我爱我的编辑，以及为一篇文章进行合作所带来的短暂但强烈的亲密感。我那么爱伊列娜· 西尔弗曼，以至于我愿意写她请我写的任何东西，哪怕只为了能在电话上和她讨论好几个小时的机会。如果我们真是朝夕相处的朋友，那么我确信自己不会为她写文章，因为她的编辑风格让我发疯。对于我的作品，她似乎从来不十分清楚她想要的是什么，但她确信她只要看到就会知道。这意味着我被要求从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角度改写文章，却只换来她说，不，这不是我心目中的东西。这好比有人让你一遍又一遍地挪动起居室里的家具：让咱们看看沙发放在窗子下怎么样；不，不，我不喜欢它在窗子下，让咱们看看放在门边如何。不过，感谢她的智慧和美好陪伴，我非常愉快地记得我俩合作过的文章。她其实是试图将我拉到一个更高明、更好的境界，她在自己头脑中理解的一个境界。
　　我一边为《纽约时报》写作，一边开始了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自由撰稿工作：为《美食家》杂志的比尔· 泽特尔及鲁思· 赖克尔写文章。如果说《纽约时报杂志》挑战我的思维，那么《美食家》扩展了我的艺术。鲁思和比尔想看到的是，有多少热情和欢乐可以塞入一篇文章中。为他们工作就像拥有世上最支持子女的父母一样。他们热切地鼓励我去干任何想干的事情。当我写作长篇小说《美声唱法》，想多了解些歌剧时，他们匆忙送我去了意大利。当我写作长篇小说《失落的秘境》，想乘船在巴西溯亚马逊河而上时，比尔给我找了一条船，虽然不是在巴西。“是在秘鲁，”他说，“但我告诉你，丛林就是丛林。”我吃了那儿的食物，记下有关旅馆房间的笔记，参加近便的旅游活动，与此同时，为我的下一部小说吸取当地的氛围。有一次，一连好几个月，家中的住客纷至沓来，最终我打电话给比尔，告诉他我想一个人去一家高档酒店住一个星期，其间不踏出那里半步。“好极了！”他说，“我喜欢这主意。”于是，我住进了贝莱尔酒店。由此产生了一篇文章，《请勿打扰》，别的杂志是不会分派这样的任务的，这篇或许还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游记文章。那是我从事自由撰稿的鼎盛时期。我只希望我回报给《美食家》的，有它给我的一半那么多。
　　鉴于写小说的无限自由（编造人物和他们所有的问题；创造他们的房屋、他们的河流和树木；决定他们何时出生，何时死亡；完成之后随时交稿），我从自己白天的工作得到一些真正的安慰。好像女高音歌手穿的骨箍紧身胸衣，那种内置的限制提供了支撑和让你顶推的东西。我经常拿着创意去找编辑，但同样地，他们也经常拿着创意来找我。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写完全不了解的主题，用的口吻更像是杂志社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我采访谁、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交稿，这些决定常常不是由我来做，但我无所谓。唯一真正让我痴迷的是字数。
　　我将不同长度的随笔看作各种田径项目：900字的随笔是推铅球，1200字的是跳高，2000字的是跳远。每一种都有特殊的步调和形式，对此我有着深刻的认识。“你想写多长就写多长，”有些编辑喜欢说，“以后我们会把它裁短。”但是，一篇2000字的随笔裁成800字的话，会让我觉得它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伤，我仿佛能看见段落之间粗糙的针脚。
　　那么多年来，我的小说连最低生活工资都没能给我提供，但2001年《美声唱法》出版后，它突然能给我买一幢房子了（我想，同样地，一条精心照料的狗，偶尔会在后院为你挖出一小箱金子——并不是说我的狗那样做过）。我大可放弃白天的工作，当然，在这个时点，我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这份白天的工作。不过，我知道有些东西我需要改变。在我凭着写非小说类作品、自食其力的岁月里，我的一贯做法是来者不拒，现在，虽然我发现那习惯很难破除（很难说服从事自由撰稿的大脑相信，水井明天不会枯干），但我试着在接受任务时，更有品味一些。不，我不愿报道一位乡村音乐歌星在亚特兰大举办的“汤羹派对”。我不愿参加一项团体治疗拓展之旅，因为它需要作者像其他人一样赤身裸体地泡天然温泉。（你也许在琢磨这些是不是我瞎编的。我告诉你不是。）我开始更多地考虑我想讲述的故事，而不管是否有哪家杂志社想买下它们，而且，虽然我对于字数仍然痴迷，但我让一些故事变得更长。当我的朋友尼娜修女必须找一套公寓，在78岁的年纪第一次开始独自生活时，我给《格兰塔》杂志的帕特里克· 瑞安打电话，问我可以有多少空间，而不是问他们能付多少钱。然后，我写出了《慈善修女》一文。
　　在我写非小说类作品挣钱度日的年代里，我认为我写的东西是暂时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其寿命不会超过杂志最后在牙医候诊室破烂不堪的日子；但那些随笔不断重新露面。在图书签售会上，人们把这些随笔拿来给我看。我外祖母去世时，我读了这个。我离婚时，有人把这个拿给我。他们告诉我，我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他们还想知道是否有更多这样的、但被他们漏掉的故事。我惊奇于一本过期的《大西洋月刊》能够存活这么久，或是那些文章的主题仍能引起共鸣。那些随笔的职责原本是供养艺术，而不是成为艺术，但也许是这一点让它们避免了生硬、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