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锅，我不背！
本文节选自《99%的中国人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拐点，自此，人们的思想被彻底套牢。这一套就是两千多年，人们的想象力被彻底毁灭了。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将董仲舒视为千古罪人。然而，当我们仔细翻看历史，却发现董仲舒是被莫名其妙地扣了个“屎盆子”。
“屎盆子”是怎么来的？
先来看看“屎盆子”是怎样的。
据《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由刘彻亲自主持考试，题目是“古今治国之道”。参与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今河北冀县）人董仲舒也在其中。
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学的经学大师，在刘彻的父亲景帝时任博士，为官方讲授儒家经典。武帝时期，虽然也做官，但一直未被重用。董仲舒从这次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因此他对这次策试抱有极大的期望。
策试结束后，汉武帝亲自审阅策试文章。他发现董仲舒的文章与自己的想法很契合，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又连续两次策试董仲舒，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在策试中，董仲舒畅所欲言，他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的思想，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回答了天人关系、灾异性命、古今之变等重大问题。最后，董仲舒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将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汉武帝部分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有关，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然而，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时，却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第三十一章《史记》中没有记载
司马迁与董仲舒和汉武帝是同时代的人，还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史记·儒林列传》中对董仲舒有专门的介绍。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提到了与董仲舒有关的许多人，包括他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研习《谷梁春秋》的江生，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还有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却独独没有提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从刘邦到汉武帝的汉初学术还有个精辟的总结，他提到了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曹参推荐盖公宣扬黄老之说，贾谊、晁错提倡申子、商鞅的刑名之说，还有提倡儒学的公孙弘。司马迁认为，他对汉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学的，没有遗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他没提董仲舒。试想，如果当时确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等重大的事实，司马迁怎么会不记呢？
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司马迁的疏漏。然而，《史记》中又确确实实提到过，在武帝初期，治国思想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只不过，这一关键人物是田蚡，时间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史记·儒林列传》说：窦太后驾崩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废绌了“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又重用了数百个儒家学派的人。这一转变过程并没有杀人烧书，主要是将“黄老”从占统治思想的宝座上“绌”退。汉武帝采纳了田蚡的建议以后，只是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但并没有取消一般的文学贤良考试，非儒家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即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上书言事，如果说得有道理，而本人又有能力，照样可以当官。
不独司马迁，从司马迁到东汉班固之间的两百年间，也没有人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要知道，这两百年中，中国历史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如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的史学家褚少孙，他距汉武帝时期不远，听过许多宫廷逸闻，曾缀补过《史记》，但对此事不知；西汉后期，著名的大学者刘向、刘歆父子，相继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理过秘书，熟谙西汉的皇家档案，他们对此事也不知；甚至东汉前期的知名学者，史称“才高而好述作”的班彪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曾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比尹伊、吕公望（姜尚）强一点，跟管仲、晏婴属于一个级别，至于其他王佐之臣，都无法望其项背”。刘歆认为父亲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认为董仲舒比不上尹、吕，但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班彪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董仲舒的名字、籍贯等介绍不完整，表示不满。试想，假如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提及？
那么，为什么后世就言之凿凿地认为“罢”说与董仲舒有关呢？
班固是此说的始作俑者
东汉班固是班彪的儿子，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以班固为主要著作人的断代史书《汉书》成书时间，距汉武帝时期大约有两百三十余年。在这本书中，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绌”改为“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增加了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之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
然而，班固的说法实在值得怀疑，一来是因为班固距事件发生时间过远；二来，班固向有篡改历史的劣迹，而司马迁的人品、文品则一向被后人肯定。这么一对比，《汉书》作伪的可能性极大。
此说到了1084年，在中国史学界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再一次被认可。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资治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自此，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成了气候。
到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自此，董仲舒与“罢”说的关系终于被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