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赋---帝王之悔
悔赋并序】 梁简文帝
夫机难预知，知机者上智。智以运己迷己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lin，生乎动者也。又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传云：九德不諐（qian愆，罪过，过失），作事无悔。是以郑国盗多太叔之恨表，卫风义失宣公之刺彰。无将咏兴，垄事书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生卒年待考），又称南宫子。著名西周贤者。周文王手下有著名的“八士”。所谓“文王四友南官子”，依照史籍《史记·周本纪》的师古注，指的就是南宫括。据考证，南宫括是周朝文王四友之一的贤士，他是周文王父子兴周灭纣时的一位贤臣。其后以南宫为姓氏，称南宫氏。他曾大力助周文王兴国灭纣。周文王逝世后，他又帮助周武王打天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后，叫南宫括去把商纣王搜刮百姓财物而建立的鹿台拆了，并把鹿台上的财物分给贫苦老百姓。又叫他去把商纣王的粮仓都打开，将粮食分给受饥的庶民们。《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复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资，慎履氷之诫。窃服楚王之对，每徴后稷（周始祖）之诗。触类而长，乃为赋曰：
黙黙不怡，恍若有遗。四璧无寓，三阶寡趣。月露澄晓，风栁悲暮。庭鹤双舞，檐乌独赴。岸林宗之巾，凭南郭之几。玄德之眊聊萦，子安（旧传 陵阳 子明 钓得白龙，拜而放之。后三年，龙迎 子明 上 陵阳山。后百馀年，山去地千馀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 子安 当来问，子明 钓车在否？”后二十馀年，子安 死，葬山下，有黄鹤栖其冢树，鸣呼 子安。见 汉 刘向《列仙传·陵阳子明》。唐 李白《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诗：“白龙降 陵阳，黄鹤呼 子安。”参见“子明”。传说中的仙人。《南齐书·州郡志下》：“夏口城 据 黄鵠磯，世传仙人 子安 乘黄鵠过此上也” ）之啸时起。静思悔吝，铺究前史。吊古伤今（凭吊古迹，追忆往昔，对现今状况有所感伤。），惊忧叹圯。成败之踪，得失之理。莫不关此令终，由乎谋始。弃夸言于顿丘，（顿丘，今河南濮阳市清丰县，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属卫，《诗经》中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汉置顿丘县,在今河南清丰西南。"）重前非于蘧子。（蘧瑗，字伯玉，今长垣县孟岗镇伯玉村人，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上大夫，因为人贤德而闻名于诸侯。与孔子亦师亦友，）迹夫覆车之人，岂止一途而巳。【覆，有作履，讹。】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fou【另读fu】混一车书，鞭笞宇宙。zou胡亥之寄已危，万代之祀难构。gou阿衡（李斯，引申为任国家辅弼之任，宰相之职。）失责成之所，赵髙秉栋梁之授。sou拒諌逞刑（肆用刑罚），戮宰诛守。sou矜上林之戏马，嘉长杨之射兽。sou嗫呫禁中之言，欺侮山东之叟。sou及其祠崇泾水，作叠夷宫。徒希与妻子伍，下愿与黔首同。信殪絶于凶丑，何前谋之不工。至如下相项籍，才气过人。拔山靡类，扛鼎絶伦。声驾盛汉，势压馀秦。钜鹿有动天之卒，辕门有屈膝之賔。既刓有功之印，亦疑竒计之臣。唱鸡鸣于垓下，泣悲歌于美人。抱乌江之独愧，分汉骑之馀身。郭君失位，徒驭而亡。尚悲残糗，独饮馀浆。枕畚空卧，伏轼懐伤。魂飘原野，骨饵豺狼。楚王刻鹤，播徙南地。铙管徒鸣，才人空置。岂辎车之足荣，匪射猎之娯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寗喜纳君，恃功肆宠。卫侯厌黩，忠臣愤勇。昏迷靡悟，败不旋踵。商君被执，李斯赴收。身居阙下，命厄秦囚。追伤用法之弊，还思不諌之尤。亦何解于今酷，终无追于昔谋。伯卓（梁冀(公元98年 ~159年)字伯卓，安定郡乌氏县(今甘肃省泾川县)人。东汉时期外戚、奸臣，大将军梁商之子，顺烈皇后兄长。）跋扈，豺目为辅。弑君鸩子，诛李害杜。鬻恩贩宠，怨庶虐人。蔽朝政之聪察，害上书之烈臣。荣昵子于阿尹，肆贪浊之淫威。树奸党于宫禁，察人主之纎微 。卒其膏鈇润钺，置纆逢徽。壮武英逸，才为时出。qvi陆离儒雅，照烂文笔。bi江东启吞并之筹，幽州著懐逺之术。svi运锺毁冕，时属倾颠。镝鸣水濶，日黒山迁。留卞之谋不决，忠良之戮巳纒。台耀之灾虽启，鹪鹩之赋（晋代作家张华创作的散文）徒然。士衡文杰，绰有馀裕。气含珠璧，情藴云雾。志阙沉隐，心躭进趣。倔兹猛衆，临此劲兵。bing抗言孟玖，肆此孤贞。zing笺辞巳切，墨幔徒荣。ving形殒河上，心忆华亭。ting若夫杨恽（杨恽(?~前54年)，字子幼，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西汉时期大臣，丞相杨敞之子，史学家司马迁外孙。）狂言，灌夫（灌夫(?-前131年)，字仲孺，颍川郡颍阴人。西汉时期官员，本姓张，因父亲张孟曾为颍阴侯灌婴家臣，赐姓灌。吴楚七国之乱之时，灌夫率领一千人跟随父亲灌孟从军，立下军功被封为中郎将。父亲战死，灌夫不肯返乡葬父，以勇猛闻名。后来，汉景帝任命灌夫为代国宰相。前141年汉武帝即位，认为淮阳是天下军事要地，故改命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前140年)，入京，担任太仆。次年，灌夫与长乐宫卫尉窦甫饮酒，酒后殴打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汉武帝怕太后斩杀灌夫，改任他为燕国宰相。几年后，犯法免官，于是以百姓身份在长安居住。灌夫尚游侠，家产数千万，食客每日数十百人，横暴颍川郡。他交好魏其侯窦婴，后来在丞相田蚡的婚宴上，因田蚡、程不识和灌婴本家的灌贤看不起他与窦婴，灌夫痛骂诸人，因此论不敬之罪，被斩杀，更因族人横暴被灭族。）失志。卒其殒命埋躯，伤形属吏。周君饮后，裴子酣狂。靳固纪瞻（纪瞻(253年-324年)，字思远。丹阳郡秣陵县(今江苏南京)人。 东晋初年名士、重臣。纪瞻出身世宦家族，为江南士族代表之一。与顾荣、贺循、闵鸿、薛兼并称"五俊" 。西晋时历任大司马东阁祭酒、鄢陵相等职，后弃官返乡，参与平定陈敏之乱。在协助琅玡王司马睿(晋元帝)立足江左时多有功劳，并领军击退南侵的石虎，在军中颇有威信。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封临湘县侯。晚年因病屡次请辞，均未获准。王敦之乱时，纪瞻引流民帅郗鉴以助朝廷抗衡王敦，受晋明帝司马绍倚重。王含举兵攻建康时，纪瞻重病在床，但仍受命任领军将军，卧护宿卫六军。叛乱平定后，于家中受任骠骑将军、散骑常侍。不久即逝世，年七十二。获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穆"。此后更被追封华容子。）之妾，眠卧季伦（晋石崇字季伦,以生活豪奢着称。）之房。亦足以魂惊神爽，悔结嫌彰。巳矣哉。波澜动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欺。不逺而复幸无嗤，建功立徳有常基。胷驰臆断多失之，前言徃行可为师。
创作背景
萧纲（简文帝）简注：
帝讳纲，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监六年封晋安王，历南兖州刺史、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历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为扬州刺史，三年五月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宝，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废，幽於永福省，遇弑。贼伪諡曰明皇帝，庙号高宗，明年，侯景伏诛，追諡日简文皇帝，庙号太宗，有《毛诗十五国风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老子私记》十卷，《庄子讲疏》二十卷，《谈疏》六卷，《灶经》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作为政治家，都失败了，作为文学家，开创了影响很大而颇有争议的新风气。不管怎麼说，他们的文学观念，有著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萧纲的文论，散见於各篇书信。总的特点，一是重视文学与个人生活体验（而不是理念）的关系及抒情特徵，二是反对宗经复古，三是提倡雅俗结合。《答张纘谢示集书》说：
纲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为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成风；秋雨且睛，檐梧初下；浮云在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喷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开头一节，强调文学的价值，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开头大意相同，但并不转向宗经。继而对扬雄、曹植菲薄文学的意见表示不满。最後一段铺张之文，与《诗品》论诗的缘起与抒情功能，只是辞面小异，意思全同。“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正是强调诗是生活感情的表现。《与湘东王书》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闸缓。……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这封信理应视为南朝最重要的文论之一。作者明确提出，经典有经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学是两囬事。文学作品去模仿非文学的儒家经典，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论与《文心雕龙·宗经》之针锋相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指出，文学创作，历代各异，不相蹈袭，不能以某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言是非。最後“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是以自谦之辞，表示肯定的意见。即古人无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则今人也不妨如此。这些话都说得很透彻，很有见地。其实，魏晋以来文学的主流，正是脱离经典的规范，不断翻陈出新，只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罢了。信的开头，攻击“京师文体”有浮疏阐缓之疾，後面又说谢灵运诗“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学谢的人“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都是反对过於典雅深密的文风。这同反对宗经复古也是一致的。萧纲诗或学民歌的俗豔流荡，或为新体诗的轻快圆转，所以在理论上，也反对过分雅化，要求雅俗结合。《劝医文》更明确说：“或雅或俗，皆须寓目。”关於这一点，《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得最详细，《概说》中已经提及了。作者萧子显与萧纲的关系很密切，诗风也相近。
萧绎的文学观，主要反映在《金楼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学”分为“儒”与“文”二类，又把“今人之学”分为“儒”、“学”、“文”、“笔”四类。从儒与文区别来说，是要分开经学与广义的文学；从文与笔的区别来说，是要分开实用文章与抒情诗文。这种细致的区别，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经学与文学分开来，他当然也不主张文学去宗经了。至於文笔的区分，萧绎能够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强烈的抒情特徵和声音与辞采之美来确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对文学性质之认识的新水准，这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这裏就不再重复了。
萧纲、萧绎的文论虽不像《文心雕龙》、《诗品》那样具有系统性，但他们在一些涉及文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如主张情感的解放（所谓“文章且须放荡”），重视文学的特性和美质，反对经典的束缚，提倡新异的创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进展。但长期以来，他们的观点不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同为梁代的萧子野，在其《雕虫论》中表达了与萧纲、萧绎完全不同的文学思想。“雕虫”的题名，就是取於扬雄《法言》中以经学观点菲薄辞赋的话：“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文章开宗明义：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於管弦，非止乎礼义。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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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观念为根本，认为自楚辞起，已是“思存枝叶”，对於这以後的文学，基本上都取否定态度。即使它对南朝文学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评，但根本否认了不能为维护统治秩序发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学作品。这比刘勰的宗经，走得更远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样情况。西魏时，宇文泰曾命文士蘇绰仿《尚书》体作《大诰》，以革除南方文学的“浮华”之弊。又据《北史·文苑传》：“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萧子野与蘇绰的文学观，关键实际不在於提倡朴素反对华丽（这属於美学风格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否认文学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推崇《诗经》，并不是把它看作文学作品），也否认有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区别。这对於文学发展当然是极其不利的意见，对於後代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初封琅蚜王，後封会稽王。桓温於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废司马奕後，於同月己酉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咸安”。
司马昱继位後，一切听命於桓温，形同傀儡。公园三七二年七月，司马昱病危，宣布立子昌明为太子，并在一天一夜之内，连发四道诏书，请以大司马镇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的桓温入京辅政。桓温不理睬，司马昱只好写下遗诏，授权桓温可以依据周公辅助成王的故例摄政；如果太子不值得辅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称帝。郎中王坦之接到这诏书，极力劝谏，并当著司马昱的面将诏书撕成碎片。司马昱*地说：“天下本是取来之物，卿何必如此著急呢？”王坦之反驳说：“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能私自授予他人!”司马昱沉吟良久，无话可答，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遗诏，改成：“家国大事都要一一禀告大司马(桓温)，太子要象刘禅对待诸葛亮一样，敬重桓温。”
第二天(己末日)，司马昱死于建康宫中。司马昱死後的庙号为太宗，諡号为简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