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邦本：古代都江堰岁修制度——从《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说起（三）

五、多源多样的经费渠道

古代都江堰等巴蜀水利工程岁修等建设的经费，大致有四个来源：政府财政拨款；专门税捐（专项赋税）；民间自筹；个人捐款。

都江堰作为大型水利工程，其创始修建以至岁修经费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又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两个渠道。唐以前都江堰工程建设、维修方面国家府库开支的记录失载，但政府拨款的存在毋庸置疑。唐代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该城既是军事防御工程，又是大型水利设施，与都江堰水利系统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工和经费开支浩大。唐僖宗就曾下《赐高骈筑罗城诏》指出，整个工程总共“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卓哉懋绩，固我雄藩，罄府库之资储，舍阴阳之拘忌；但为国计，总忘身谋；并无黎庶之怨嗟，不请朝廷之接借”，足见财政开支之巨。然从诏文中“不请朝廷之接借”之说可知，这笔巨大的经费，全出自地方财政。北宋冯伉《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亦记，都江堰岁修“每岁孟春，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太仓给粟”云云，提示宋代对都江堰的修治中央财政似亦有支出。元代灌州也曾实行以贷款于民所获利息，用于都江堰岁修的制度。明代堰工开支政府亦有投入，史载“或支官料”。清朝政府财政对都江堰岁修的开支有进一步扩大。明清之际巴蜀长期战乱，导致都江堰荒废于草莽之间，尽管封疆大吏高民瞻、佟凤彩均组织岁修，灌区各县亦纷纷进行修治，但限于财力经费不足，一直难复昔日之功效。康熙十九年（1680），杭爱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出任四川巡抚，鉴于“此堰废弛已久，往岁修筑，仅以草率从事，故有历三春而水不至田，农人悬耒太息者。遂于是岁（康熙二十年）孟春，发帑金四百，遴委通判刘用瑞、游击钟声，往求离堆古迹而疏浚之。比至，果于榛莽中得离堆旧渠，砂石淤积久矣。盖历年堰水，惟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也。禹主治水，行无所事，李冰岂独不然？违其道而治之，毋怪乎用力艰而决防屡告耳”。杭爱这次下决心大规模修复都江堰，使“民得耕稼以有秋，官吏相与庆于庭，士农相与歌于野”，所用经费，即出自国库。乾隆六年（1741），四川巡抚硕色奏请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经费由国库开支，获得批准。由此“堤岸、闸坝等工，俱动正项银粮。从前捐输各项，自乾隆元年为始，一概革除。都江堰所有计亩均摊，尽数豁免”。然至乾隆末年，官拨经费款已经入不敷出，初由盐茶道给予补助。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川总督蒋攸铦呈请征收灌区各县义仓租谷（堰田收入），“以备堰工不敷经费”；并由用水各州县捐助竹粮银730两。此后每年岁修“或加银六七两至百余两不等”。各县所交谷价银除支付岁修经费外，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余款所储已至银9500余两，并用此前以之生息所获息银3720两作为岁修补贴，因而从此年开始免除各县堰工银两；并将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来征用的济田租谷归还各县。

不过，无论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支出，归根究底还是来自民间交纳的赋税。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甚至本身就以工程受益地区的水利专门税捐（专项赋税）为主构成。宋代大观二年（1108）七月诏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随着宋代吏治逐渐腐败，“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绝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吏盗金，减役夫”。这是官员用减少役工吃空缺的伎俩贪污工程款（也可能是“敷调于民”的民间款，但已变为公款）的记载。上引大观二年七月诏令亦指出，地方政府负责岁修“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因而严令：“自今如敢妄有检记，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

蜀地编户齐民承担修堰赋役之制，由来已久，前蜀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即谓：“赋税之户，轮供其役。”至于充当地方政府岁修工程经费的专门税捐（专项赋税），宋人有明确记载。南宋范成大《吴船录》曰：

李太守疏江屠龙，有大功于西蜀，祠祭甚盛，岁刲羊五万。民买一羊将以祭，而偶产羔者，亦不敢留，并驱以享。庙前屠户数十百家。永康郡计至专仰羊税，籍羊税以充。甚矣，其杀也!

范成大淳熙二年至四年（1175—1177）任四川制置使，以上引文即其淳熙四年五月从成都离任时，出发西行至都江堰的纪行文字，记载可靠而权威。其时祭祀李冰父子刲羊之税为数甚巨，不仅“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以至有过“吏颇侵盗”遭致罢免的记载。羊税不仅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且杀羊祭祀李冰父子尤其是被高度神化的李二郎，已不仅仅是民间信仰活动，而是北宋以来政府管理都江堰水利事务之每岁重要内容，并成为后世传统。北宋著名大臣石介《记永康军老人说》对此有详细记述：

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谨，春秋常祀。供设之盛，所用万记，则皆取编户人也；然官为之聚敛，盖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过于急征暴敛……国家尝大酺（祭祀二郎神诞辰），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盖官以峻刑急责，而强取其利……及是复酺，公（永康判官刘随）先言屠人，出公帑钱平易之。是年，屠人乐输。公初出帑中钱也，有司执之以为不可，公斥之，独行；朝廷亦不问……鲁国石介闻是说，起而舞曰：夫严先配庙，尊圣人也；斥灌口祠，禁淫祀也。

可见宋代崇德庙（今二王庙）供奉李冰父子的春秋常祀当时即已为“国家大酺”，祭祀典仪极盛，史称“万羊之祭”。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云：“蜀李冰作大堰，以溉诸县……蜀人德之，立崇德庙祀之，蜀人奉祠，岁刲羊以数万计。”南宋初年曾敏行《独醒杂志》也云：“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

到元代，根据前述揭傒斯的《大元敕赐修堰碑》文，民间交纳的都江堰水利体系岁修专项赋税数量亦甚巨：“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具体征收办法是“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缗”。《元史·河渠志》的记载与此略有出入，曰“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总数则同为“岁不下七万缗”。其明确指出，岁修征费如此巨大，“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可见国家征收的岁修专项赋税给当时民间造成的经济负担不轻。前述《大元敕赐修堰碑》还记载了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大修都江堰，其时灌州“民之庸积而在官者”已达二十五万余缗，吉当普此役工程空前浩大，共花费四万九千余缗，余款“廿万一千八百缗”贷民之息，可“以备祭祀，若淘滩、修堰之共”。这笔日后用于祭祀李冰父子和淘滩修堰的官款，考其源，仍是产生于灌州老百姓“专供堰事”这一近役的代役钱——所谓“民之庸”的利息。

明代地方水利所需经费、人力和工料的来源，前后并不统一，“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终明世，水政屡修”。但在都江堰灌区，如前所述，明初以来仍实行“每岁冬春之会，令得水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记田均输”。至成华九年（1473），四川巡抚都御史夏埙“以远人赴役不便，又将郫、灌二县杂派（一作泛）科差，均摊得水州县，专备工料，以供堰务”。其后正德十五年（1520），四川水利佥事卢翊继续采取按田产摊派劳役的办法。四川的上述新法，实际上已经开了晚明“一条鞭法”将税粮和力杂差役全部计亩征钱、折办于官的先河。

清初以降，都江堰岁修工程仍沿袭明代以来按田产摊派劳役经费之制的传统。顺治十八年（1661），巡抚佟凤彩提出，“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夫”。康熙四十八年（1709），官府遂“易派夫为折银”“每夫一名，折银一两”“得水州县，照折有差”。雍正七年（1729），巡抚宪德建议将各地摊派劳力改为摊交水费，由当地收款后雇工代役。由此次年即行按田亩得水先后分级征收水费。总体而言，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办法，比起更具人身强制性质的计亩派夫服役，相对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和负担，是一个历史进步。上述都江堰渠首工程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岁修之制，亦影响到巴蜀广大地区民堰的岁修。诸民堰的岁修，一般由用水农户推举或轮流担任的堰长、沟长负责主持，按堰规调集劳力，摊收水费。

巴蜀地区除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设施作为国家或政府工程，往往由灌区尤其是受益民众以计亩摊收等方式征集解决经费问题外，农村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则多由民间筹集资金、工料来兴修和维护。如史载唐代“眉州通义郡青神县，大和（828—835）中，荣夷人张武等百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此种情况，历代均有。又如光绪《射洪县志》载：“乾隆庚午、辛未间（1750—1751），有乡民杨荛、冯栋等跨岗之西而东穿一石洞，欲引水灌田，以力匮则止。乾隆二十五年（1760），邑令何辰劝民捐资，督工横凿岭腹，导溪水以达于坝，分左右支，左支灌太和镇北杨村坝、纳镇坝田二千四百余亩；右支凿石开渠引灌谢家坝田六百余亩。是堰之成，众捐银一千三百余两，各田户计亩出银一千七百余两。”

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一般均很有限，因而地方上捐资兴修水利者，多为大户或乡绅。清代王泽霖《新开长同堰碑》铭云：“乾隆除，吾灌自玉堂场抵太平场，沿山皆旱地。十九年（1754），王来通等五人相度地势，于横山寺凿崖开渠三年，南达石崩江，置闸引水，命曰长流。后经履勘，于乾隆二十三年讫二十九年（1758—1764），续开至太平场下长生宫后，更号同流，合名长同堰，灌溉所及不下一万亩。是堰由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县人艾文星、张金倍、王大舜、刘玉相各捐银五百两以为工费。”捐资建长同堰的艾文星等五人，显然都是颇具实力之大户，而规划此堰的道士王来通对清代灌县一带水利亦颇有贡献。无独有偶，据乾隆《双流县志》，清初顺治年间，双流县三圣寺大朗和尚亦托钵募化，自双流金马河上游温江县左岸引水开渠百余里，自流灌溉温江、双流、新津三县之田六万八千余亩，史称大朗堰。乾隆《彰明志略》亦记清代彰明县（今江油市的一部分）有“姚济堰，明成化年间，本乡举人、云南楚雄推官姚本仁致仕后开修”。又如清代三台县“惠泽堰在县之南明镇，与绵属之马嘶渡毗连。乾隆十九年（1754），郡守费元龙、绵州牧罗克昌详请兴修，工巨费繁，历久未就。绵州诸生熊绣暨子飞龙、升龙捐资万余，独力垫修，至三十一年，工始克成，记灌涪绵二属田万六千五百余亩”。

地方官中亦历来不乏捐资兴修水利设施者。如史载北宋哲宗年间的崇宁司里张唐英，就曾“独立捐金”修堰，溉田达数千亩，人称“司里堰”，传为美谈。再如元代吉当普大修都江堰之前，就有灌州判官张弘“请出私钱，试以小堰。堰成，水暴涨，堰不动”，为下一步大修提供了依据。另据康熙《成都府志》，清初战乱，都江堰多年失修，“顺治十六年（1659），巡抚都御史高民瞻、监军程翊凤合文武捐银二千两，雇募番倮修筑开浚，暂资灌溉”。又清朝大邑知县“黄藜，字天阁，福建平和人，康熙庚午举人。四十二年（1703），知大邑。邑旧有堤堰三十六座，导水灌田，常资修浚。藜于春作方兴，几捐俸亲督堰长，预期修筑。终藜之任，秋成无歉”。嘉庆《四川通志·堤堰》亦载：“永济堰在射洪嘴，乾隆九年（1744），遂宁知县田朝鼎捐资创建，约灌杨渡坝田二万余亩。”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捐资兴修的水利工程，因年代久远以后，常常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财力不济，遂转而由政府接手维修扩建。如清代崇庆州“黑石河大堰，原系民间自淘挖，往返百里，劳苦备臻”。雍正初年，田廷锡任知州，“为民请命，遂如都江诸堰，一例给帑官修”。又如民国《三台县志·堤堰》记：“永成堰在县东北涪江之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创开于县民陈所伦，灌溉数年，老君溪山泉穿渠堰废。嘉庆十五年（1810），邑令沈绍兴议修复……历百有余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5）天旱，以工代赈，发帑万金，循古迹而上至绵界麻柳林筑新口，引渠长六十五里，横出山溪九，灌溉涪江左岸涪城、小围及老马渠诸坝田三万四千亩。”又如前引清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大户出资兴建的灌县长同堰，“溉田三万余亩，后以用官工经费岁修，改称上、下官堰”。此种历史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制度下，民间社会在面对自然环境长期复杂沉重的压力和挑战历程中，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强势而表现出的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脆弱。

综上所述，从传世文献、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和都江堰本身的工程模式、建堰材料可以推知，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的岁修应于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而且在历史上形成了颇为完善的岁修制度及其执行机构，包括系统、完备的准则程式、时序组织以及经费、工料的划拨征集、规划开支等等，充分反映都江堰不仅在工程模式、水文明理念等方面堪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在组织、制度层面同样为世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