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自我:谢默斯·希尼的启示
作为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承受着比其他其他地区和时代的诗人更严酷的生存和美学考验，这当然源于北爱尔兰所独有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冲突和悖论，这种冲突在当时北爱尔兰很多地方甚至直接演变成了持续20年的集体暴力冲突。北爱尔兰几乎变成了游离于欧洲文明之外的人类苦难的一个标本。置身如此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希尼和更多的北爱尔兰诗人，必须同时去承受和调和一个脆弱的生命个体、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一个自我愉悦的诗人的多重角色。他要为自己脆弱的个体生命求庇护，要为自我的公民身份作承担，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找到理由和源泉。无论走出多远，希尼的关注始终没有离开这片苦难的土地，他用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的矮墩墩的笔“向下”和“向上”挖掘，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诗泉，而且让自己的笔开出了朴素而光辉的花朵，在一个最缺乏诗意的混乱的文化语境里，写出了最具历史和现实感的杰出诗歌。
对希尼的持续阅读给我带来的震动，有他对以泥潭沼泽为描述对象的北爱尔兰黑暗历史的挖掘以及这种挖掘所发出的回声，有他朴素的精确到毫发的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更有他对自我身份的不断怀疑和最终的确立。希尼生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北爱尔兰，但他所受的却是纯正的英式教育，他成为诗人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在英国出版的，他的诗首先在英国的读者和评论家中获得追捧，几乎获得了所有重要的英国重要诗歌奖项，1989年，他成为了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非英籍诗歌教授。换句话说，希尼的诗歌应该是深植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的。在大多数英国读者眼中，希尼当然是一位“英国诗人”。在《企鹅版当代英国诗歌》里，希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被视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中坚人物。但对这样的界定，希尼本人表达了极端的反感，他甚至通过一首《公开信》的诗歌，愤怒地重申自己作为“爱尔兰诗人”的身份，他同英国的关系，是诗人和英语诗歌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人和英国的关系。对一个生活在族群和文化尖锐对立的历史语境中的人而言，身份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紧迫的、无法回避和绕开的日常性问题。“我是谁？”“我因何是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彰显了希尼作为一个爱尔兰民族诗人的焦虑，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诗人的清醒。当下的中国虽然不是当年的北爱尔兰，但社会转型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和凸显，一个优秀的诗人当然不能做一个旁观者，更不能做一个盲从者，他有责任在众声喧哗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彰显诗歌和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
在希尼的早期名作的《挖掘》一诗里，我们能够看到很熟悉的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精神镜像，诗性呈现的精确和生动，来自希尼对爱尔兰乡村生活的熟悉和情感的全身心投入，让人叹为观止。细心地读者会注意到，在描述过祖父和父亲的挖掘动作之后，希尼继续写道：“马铃薯的冰凉气息，潮湿泥炭地的/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穿透生命之根觉醒者我的意识。/可是我没有铁铲去追随他们。”诗歌写到这里，父亲和祖父的“挖掘”这一最常见的田间劳作动作，不再是纯粹的物质生产劳动，而且带上了浓厚的精神和文化含义，父亲和祖父的劳作，仿佛在无声地召唤着希尼。但作为已经远离田间劳作，放弃了务农传统的诗人希尼，他的回应是：“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希尼一方面回应父辈们要继续“挖掘”，同时又表明他只能化“铲”为“笔”，在纸上来进行精神的“挖掘“了。这种选择的悖论既表明了诗人身份的尴尬，又表明了希尼的难得清醒。希尼的清醒也在另一首《个人的诗泉》里被进一步呼应和强化，“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双大眼睛，/有损成年人的自尊。所以我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让黑暗发出回声。”，那就是：追寻自我的身份和意义。而我阅读到的海量的当下现代汉诗，要么是在无聊的复制现实，要么是在虚幻的描画空中楼阁，要么沉陷在自我的欲望里不能自拔，制造廉价的抖包袱式的蜻蜓点水的嘘头，唯独缺少希尼式的将自我根植于民族和历史背景的深度书写。从当下中国诗歌的生态来考量希尼的困惑、追寻和坚守，对为数众多的年轻写作者而言，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纠偏意义。
在我看来，希尼的诗歌写作，首先完成了他作为一个爱尔兰公民的身份的确立。著名的1972年8月“血腥的星期天”发生的即时，希尼却离开了陷于动荡中的贝尔法斯特，人们不能接受希尼作为一个知名诗人的逃避（即便他的离开让自己看得更为理智、清楚和公正），他必须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此后的很长时间，希尼都不得不背负着痛苦的十字架，表现在诗中，是俯拾皆是的对类似于“我是谁？”或者“我曾经是谁？”的反复追问，以及在艺术使命和公民责任之间的矛盾和两难。希尼的遭际告诉我们，诗人必须有作为公民的担当，他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次，诗人必须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介入时代，介入当下和历史，并通过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其诗歌写作才有大众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发出的声音必须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土壤，同时也忠实与自己的心灵，惟其如此，他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让黑暗发出回声”。另外，从技艺上说，他所有宏大的诗歌梦想，只有建立在日常细节上，才有真正的神灵显形出来，并因为读者的熟悉和陌生的双重感觉，才“能够在表面看来命定的和单纯的幻景中注入新的生命。”而一个面孔不清身份模糊的诗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诗歌写作的真诚和终极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远远地离开他所制造的仅属于他个人的幻觉的世界。
201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