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像动物一样活着只为繁衍生息，我们是不断在生活中寻找人生意义的物种。
Yee君说——
人性究竟存不存在？现代科学又能否证明这一点？在文章中学者们就现代生物学的观点对人性进行了一次大解剖和大证实。
现代哲学世界中正在发生一件怪事：许多哲学家似乎不相信人性这种东西的存在。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新的态度不仅与哲学史上的许多观点背道而驰，而且它还与现代科学的发现和理论背道而驰。这种观点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从我们看待自己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到我们原来可能认可的生活哲学。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讨论人性的问题，包括当代生物学，然后探讨这些将如何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概念。
在整个哲学史上，经常有人暗示，有时甚至是明确地指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类似于人类本性的东西，将我们与动物世界区分开来。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的“适应性功能”是理性的思考，他由此得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所能拥有的最高生活境界是沉思(即哲学思考)。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人性的一个典型方面是：当我们感到快乐时，尤其是当我们没有体验痛苦的感受时，我们会感到生活更加快乐。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约束我们，因为人类的天性会让我们过着一种“孤独、贫穷、肮脏、粗野、短暂”的生活。让-雅克·卢梭在他的“高贵的野蛮人”概念中解释了人性的概念。东方的孔子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这里的关键词当然是“本质上”。而有一人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他就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把人类的思维描述为“白板”(tabula rasa)，但他的观点被现代科学所否认。正如一组认知科学家在2003年出版的《从交配到心理》(From Mating to mental)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大脑更像是一本彩绘书，或者“纽约地铁站的涂鸦墙”，而不是一张白纸。
相反，很多现代哲学家（既包括所谓的分析学派，又包括传统的大陆学派）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承认人性的存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哲学教授杰西·普林茨就是最突出的例子。2012 年，他在《超越人性：文化和经历如何塑造我们的心灵》（Beyond Human Nature: How Culture and Experience Shape the Human Mind）一书中用激烈的言辞为“培养主义者”（nurturist，与坚持人命天注定的“先天主义者”观点相反）辩护。
就在最近，罗尼·德·萨索提出现代科学证据来证明人性并不存在。他吸收借鉴了让-保罗·萨特“绝对自由”的概念，认为现代科学的发现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但我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 在人性这个问题上，科学究竟证明了什么？如果以进化生物学的观点认真分析，我们必然会否认一切认为人性实际存在的理论，同时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在整个动物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永恒、清晰、具有确切定义又能描绘人类本性的“本质”。从查尔斯·达尔文开始，科学界就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过是地球上数百万个物种中的其中之一，是生命之树上数量并不庞大的分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生来便拥有尺寸超乎寻常且结构异常复杂的大脑。追根溯源，我们起源于至少 30 万年前的智人。
而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形成的物种，进化周期长达数百万年，起点可以追溯到人类共同祖先与黑猩猩（我们在生物系统中血缘关系最近的表亲）在进化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分岔路开始。 这样看来，生物学的确否认了所有认为人性存在的观点：不管人类有什么特征，都是连续不断进化过程使我们与其他灵长类物种产生了分化。
而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我们的进化过程已经结束，也没有证据显示进化过程会在短时间内停止。
此外，科学家发现人类和黑猩猩“只有” 1-2% 的基因组序列存在差异。人们总喜欢引用这个数据，借此证明我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独特的物种。但是，正如凯文·拉兰德在 2017 年出版的《达尔文未完成的交响乐：文化如何塑造人类的心灵》（Darwin’s Unfinished Symphony: How Culture Made the Human Mind）中所指，基因组序列的微小差异能够在基因层面演变为成千上万的结构性变化。
这些基因差异相互结合，反过来造就了数百万个人类与黑猩猩的不同之处。我们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差异的确很小，但这并不代表微小的差异不会带来数量庞大的重量级影响。鉴于此，我们得出的结论与现代哲学家普遍认同的看法恰恰相反：进化和发育生物学的理论证明人性确实存在，只不过并不是以实体形式存在于人体内。
我们最好将人性设想成一系列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的特性，比如时刻不断变化但却能在进化过程中总体稳定，因此可以从统计数据上清晰识别出来的特性。可以划入这个行列的特性有两种：人类独有的专属特征，或者其他生物身上也有类似特征，但从定量分析角度来看与人类身上对应的特征存在区别（因此，可以认为我们的特征毫无疑问只属于人类）。语言就是一个例子。除了人类外，许多动物（甚至还有植物和细菌）都互相交流。换言之，它们为了提升自己和自己家族成员的生存几率而交换信号。
不过，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存在复杂的语法和高层级的递归（适用一个语言规则得到的结果依旧符合该语言规则的规定），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非人类的生物物种掌握了与人类语言哪怕有一点点近似的交流方式。其他动物——比如章鱼——拥有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但它们却无法同时拥有尺寸巨大（相较于身体而言）而又具备人类大脑非对称结构和分层体系的大脑。比如，我们的大脑中有高度发达的额叶皮层，专门负责处理与奖励、注意力、短期记忆、规划和动机有关的事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过，举例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一个重点：仅仅因为划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模糊而多变（随着进化过程不断改变），就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根本区别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64 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一起区分色情作品与艺术的案件判决中写道：“今天，我不再进一步尝试用简短的描述来定义什么才是色情。恐怕我永远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当我看到它时，我自然能认出来。”现代生物学家和对科学有着充分了解的哲学家看待人性的态度大概也与此类似——我们很难定义人性，但当我们看到它时，自然能辨认出来。
如果人性真的存在，从哲学角度来看，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哲学家或者其他愿意用哲学指引生活方向的人会关注这场充满技术色彩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简单地研究一下两种哲学体系：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斯多葛主义（Stoicism）。
这两种哲学观点都特别强调人性确实存在，就这个问题与认知科学的发现达成高度一致。 很多人认为，存在主义与约翰·洛克的观点（人的思想是“一块白板”）存在联系。这是合情合理的想法。让-保罗·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意味着我们虽然没有主动选择降临人间，但却有着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萨特非常重视这个理念，他认为意识的核心区域缺乏自由。他还表示我们都是自由的，即便戴着镣铐也不受影响。
萨特在一份观点更为激进的作品中写道：“德国占领期间是我们历史上最自由的时刻。我们失去了全部权利，首当其冲就是发言权。德国人当着面侮辱我们…他们将大批同胞驱逐出境…正因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鉴于此，萨特经常因为夸大人类自由的程度而遭到嘲笑可能并不是那么令人惊讶的事。甚至连西蒙娜·德·波伏娃都觉得萨特的观点太过激进。
萨特告诉波伏娃说，晕船完全是她脑袋里想象出来的症状。这话令波伏娃觉得尤其过分。她在 1960 年出版的自传《岁月的力量》（The Prime of Life）中写道：“萨特说，如果你屈服于眼泪、紧张或者晕船，那只能说明你太软弱。我和他观点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胃痛、泪水和头晕等症状有时候的确很难让人忍受。”
虽然波伏娃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但她在“事实性”（facticity，也就是我们存在的事实）对我们生活影响方式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比萨特更为温和。比如说，她认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躯体、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东西，还经常将他人视为影响自己存在的永恒祸根。波伏娃表示，虽然我们不能自由选择天然条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本质，即我们利用现实环境创造自身的方式。
我们不像动物一样活着只为繁衍生息，我们是不断在生活中寻找人生意义的物种。我们敢冒风险，在战胜自我和环境的过程中发现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人性：永远努力逃离自然条件，向着我们为自己挑选的坚实目标发起冲锋，最终超越自我。但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正因如此，焦虑才一直是存在主义的根本主题。生而为人意味着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因为我们的身边永远环绕着一种紧张情绪。这种情绪源于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和想要克服它们的决心。
生物学似乎能够为某些局限性做出简单的解释，女性“天生”适合从事看护工作的传统观点就是一个例子。看待人类天性的方式有许多，然而这种方式却既有误又有害。这种观点之所以大错特错，是因为波伏娃在 1949 年出版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说过，孕育婴儿是女性的生理功能，但养育子女则是社会责任；这种观点之所以贻害无穷，是因为这种由生物学决定命运的假设太过压抑和沉重。
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主要以女性和其他动物都具备的某些生理功能来定义她们，三句话不离神秘莫测的女性气质，剥夺了她们战胜自我和周围环境的机会。自然障碍是另一种局限。在波伏娃看来，呕吐不止却还坚持出海航行可能是非常荒谬的举动。但是她也认为，因为晕船恶心而放弃目标是愚蠢的做法。有时我们会因为没有能力打破束缚而面临失败，但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所谓超越自我，就是承认眼前的困难和失败，然后用充满创造力的方式奋起反抗。这个观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强调人生存在某些无法克服的问题，但我们却并不是墨守成规的生物。我们能够（也应该）拥有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
不管是生物学还是自然障碍，它们都无法完全限制我们的未来。每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不尽相同，这是因为我们为自己的“事实性”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认识到人性的差异，全力迎接开放的未来，这才算得上真正的人生。不过，这种开放性并非不受限制和约束。我们都生活在限制之中，但大部分限制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古希腊罗马式的斯多葛主义与上述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从某些层面来看，它与存在主义大相径庭，但又与之却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
斯多葛学派认为，应该用人性的两个方面定义什么才是美好生活：我们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我们是理性的生物。因此，斯多葛学派建议大家“随性生活”，也就是利用理性来完善城邦。反过来说，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便是提升每个人的判断水平（选择的能力，这是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重要指标之一），践行以智慧、勇气、正义和节制为内涵的四大基本道德标准。乍看之下，相较于存在主义而言，人性似乎在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体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的确，人们非常容易指责斯多葛主义者犯下一个低级而基本的错误——呼吁尊重人性，借此提倡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是，塞涅卡、爱比克泰德等人都是极为优秀的逻辑学家。因此，我们不要急于鄙视他们的哲学观点，而是应该停下来冷静思考一番。仔细想来，斯多葛主义者心中人性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存在主义者心中“事实性”概念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类似：限制人类的能力范围，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倾向性。但是，人性在很多时候都能发挥作用，因此斯多葛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都认为，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过上有意义的人生。
实际上，斯多葛学派的文献作品中甚至存在一个类似波伏娃和萨特关于晕船问题争论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罗马作家奥拉斯·格留斯之手，内容是一个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在船上经历了猛烈的风暴。格留斯注意到这位哲学家在风暴中渐渐开始脸色苍白，身体也不停微微颤抖。风平浪静后，格留斯问哲学家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论为什么没能帮他更好地抵御刚刚那些令人惊恐的时刻。
哲学家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广袤的天空、倒塌的大厦和某些危险来临之前的突发征兆都会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此时，即便是智者也必然会有所反应。他会吓得脖子一缩，脸色苍白。这种暂时的反应之所以会出现，并非是他觉得魔鬼即将到来，而是因为突然出现的情况令人猝不及防，智慧和理性还来不及发挥作用。但是，处于恐惧声音环绕中的智者立即会“克制自己对恐惧心理感觉的认可”。他会蔑视和摒弃自己的恐惧心理，坚信自己不需要因此感到害怕。换言之，正如波伏娃告诉萨特的那样，生物学的“事实性”让我们做出反应。但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应对和管理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哲学能教给我们的东西。
作者：Skye C Cle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