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体是药片儿 / 文 : 唐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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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是药片儿
唐兴斌
活着还是死亡都不是问题----摘自雨人《像我这样的人》文章里的话。
只要健康活着，药片儿吃多少都不是问题，包括在别人眼里所谓的隐私----我的话。
真的没有想到呢，曾经足追烈马，手格猛兽，鬼见鬼愁，神见神让的青皮后生，就这样走过了人生的半百之年。蓦然回首，竟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和药片儿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得依靠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儿来苟延残喘，以延续这跟头把式的人生。
六十年代中期，呱呱出生在一个叫朵云村的地方。在个人印象当中，那里最早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后来虽然最早通了兰新铁路和312国道，但是被工业文明和产业革命熏陶了很久很久的朵云村，除了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雏形之外，当时依旧没有摆脱以“二牛抬杆”为代表的农耕方式。那里的人儿一旦得了疑难杂症，除了采用一些土办法、土方子，请来阴阳先生、和尚道士作法，试图驱除病魔的机会要多一些。
爸爸离开这个世界后，我和弟弟将妈妈搬到了距离县城10多公里，一个叫武南的镇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镇。这里当时是全国43个铁路分局的所在地之一，每当局长和书记讲话的时候，通常是以“我代表铁路分局二万五千名干部职工”开头的，有一种咋听咋像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雄壮与自豪。
这座小镇上除了铁路单位多，接下来就属医院多。铁路的、地方的、私人的，还不包括那些小诊所和瞄着警惕的眼神，四处乱窜的游医们，各式各样的药片儿估计得堆成了山。
每当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看着我有些脑满肠肥的模样，妈妈总要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讲着讲着，妈妈比我还要动情，总会抓着我的手抹着眼泪，大有把我小时候的苦难揉进妈妈一生的坎坷当中。
其实，妈妈讲我过去的故事很直白：3岁那年的一天下午，向日葵、葫芦花们怒放的季节。我那个弄不到鸦片来吸只好用麻黄素来替代的奶奶，经不住我的几番闹腾，只好迈着早已裹了足的三寸金莲，晃动着干瘦的身躯，把我带到了一片苍翠欲滴的田野旁。此时，枯瘦如柴、三寸金莲的奶奶坐在地埂上喘气，脾气暴躁、年少气壮的爸爸正在驾着高头大马耙地，扮过青衣、唱过秦腔的妈妈正在不远处薅草。生性闲不住的我，举起一双小手也够不着那些目空一切的向日葵，只好俯身在地埂下，采摘着那些金黄色的葫芦花儿，摘一朵，吃一口，体会着那一丝丝甜味儿。其实，看似宁静祥和的田野风光里，此时正在酝酿着一场灾难和血腥。
本来那匹辛勤耕耘的高头大马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先是冲着我仰天长啸一声之后，接着又挣脱父亲的驾驭和羁绊，拖着耙子便向我飞奔过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降横祸的我，刹那间，高头大马的后蹄儿一阵旋风般刨过了我的脑袋。那个钉着两排锋利铁钉的耙子遇到地埂儿便纵身一跳，从我脑袋上掠了过去，然后在高头大马咴咴咴的嘶叫中，气势磅礴奔向了远方。
多亏了地埂儿高。否则，那个张牙舞爪的耙子肯定得从我的小脑袋上耙过去。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不会烟熏火燎坐在这不足10平房米的陋室里，此时俯身划拉这篇所谓的文章。
突发的一幕，常常令人措手不及。爸爸和妈妈先后惊叫一声，跌坐在地上愣在那里，倒是我那三寸金莲的奶奶，迈开碎步不顾一切赶了过来，抢救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
谢天谢地，幸亏那匹高头大马蹄下留情，只是从我头上掠过，并没有把劲道十足的蹄儿直接踏在我的小脑袋上。纵然如此，小脑袋上右侧的头皮还是耷拉下来，糊住了我的双眼，任凭那白森森的头骨，同样暴露在那白森森的阳光之下。
三寸金莲的奶奶急了。下意识抱着我，然后顺手捋起像门帘儿一般耷拉下来的头皮，接着捧起地埂下湿润的泥土堆在我的小脑袋上，用一只干瘪的手紧紧捂住，不让那温润的鲜血，这么快就从我的小脑袋里流出来。
湿润的泥土堆在小脑袋上，在旁人看来像小山包一样壮观。从此，那捧地埂下湿润的泥土，便成为我人生的第一把药片儿。
几番折腾，手忙脚乱的爸爸妈妈最终把我折腾到村里唯一一个赤脚医生那里。看着早已气息微弱的我，曾经当过兽医的赤脚医生同样束手无策，让赶紧送到县医院治疗。
特么说得轻巧。县医院距离此地30多公里，在当时没有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靠牛车、驴车、马车颠簸到半路，非得把我颠簸成一具小小的木乃伊不可，送到专家那里估计做成标本都够戗呢。
爸爸和妈妈商量半天，始终没有商量出一个让我活下来的最好办法。爸爸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只好听天由命，把我放在一个麦草垛上，任凭七月的流火炙烤和夏日的暴雨淋浇，大不了再生一个罢了。
三寸金莲的奶奶和妈妈到底不甘心。她们常常乘着爸爸不注意的时候，砍来一些柳树或者杨树的枝条，插在麦草垛上为我遮阴挡雨。看着我干裂的小嘴唇，时不时给我喂水、喂饭。整整7天过去了，同样不甘心的我竟然奇迹般活了过来。只是浑身恶臭难闻，小脑袋上的小山包渐渐隆起，随之干裂脱落，伤口处的缝隙里前赴后继涌出来许多白颜色的蛆们，蠕动着、蠕动着爬满了整个脑袋。估计那些蛆们受不了我气息微弱的窒息，或者脑袋里面没有它们需要的营养，最后不得不破土而出，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之下，计划永久盘踞在我小小的脑袋上不会滚下来。
看着我的惨状，爸爸捂着鼻子，摇着手，索性产生了放弃我的念头。倒是三寸金莲的奶奶和妈妈依旧不甘心，她们从地里摘来翠绿的香菜，放在嘴里嚼碎然后敷在我的伤口上，脑袋上的小山包顿时变成了现在骂成年男人们的那句话。那些恶心到极致的白颜色蛆们受到香菜味儿的勾引，便争先恐后爬了出来，随即离开我小小的脑袋，吧唧吧唧掉到了地上，妈妈手脚麻利地扫到一起，然后用铁锨铲起来埋到地里当了肥料。
从此，那有人欢喜有人忧的香菜，成为我人生的第二把药片儿。
几番折腾，我终于活了下来。只是脑袋上留下了一个清晰无比的马蹄印儿伴随一生。
奶奶对我的遭遇只能自圆其说：那是高头大马看到了我身边不干净的东西。········从那时起，奶奶白天领着我玩，晚上搂着我睡，吃饭给我喂，生怕再出现一丝丝意外而失去唯一一个孙子，直到奶奶离开这个世界。妈妈说，那一年，奶奶在半夜里早已咽了气，我仍旧叼着奶奶干瘪和渐渐冰凉的奶头，一直咂吧到天亮，直到爸爸发现后，在我光溜溜的小屁股上甩了一巴掌，顺手把我提溜到门外。我哇哇哇地哭了起来，当然不是为了奶奶，而是那一巴掌确实很疼。
每当看着我脑袋上马蹄印儿，妈妈总要揉着眼睛说：当初那怕有红霉素软膏儿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今后可怎么成家立业呀。听了妈妈的话，我才知道，当时的红霉素软膏儿是一种药，可是当时确实没有这种药，至于成家立业的事情嘛，只能活一步，看一步了。
为了遮丑，我开始不爱理发，任凭三七开的长发在风雨中飞扬。在大多数情况下，三七开的长发尚能遮挡住脑袋上那个刺眼的马蹄印儿。多年的坚守，竟成了少年的永恒，直到当兵上了云南老山前线。
上前线的人儿，包括首长和士兵，一律剃着光头，为的是万一被那些可恶的炮弹、子弹、手雷还有地雷炸伤了便于包扎抢救，不至于因为头发太长，导致伤口感染化脓而牺牲掉，造成不必要的战斗减员。
剃了光头，十几年前的那个马蹄印儿依旧那么刺眼，便听从来自山东平度那个副班长的蛊惑，买来那种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生法灵药水儿，一瓶儿接着一瓶儿，整整涂抹了两年时间，除了那个马蹄印儿时不时发痒发红之外，特么到了最后，连半根毛都没有长出来。估计当初头皮耷拉下来的时候，我虽然活着，可那些头发根儿却早已死掉了，津贴费和作战补助就这样给药水厂做了一回不小的贡献。
在云南老山前线参加“10.19 ”出击拔点作战的时候，首长们早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我们配备了急救包、风油精和那种蓝颜色的净水片，我理解为这些都是外用药，后来在战场上果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再后来，也许不适应生猛的亚热带气候，我竟然得了疟疾，连部那个长着女孩儿俏脸和杏仁眼的卫生员让我开始每天吃药，直到不打摆子为止。我接过纸药袋儿，看着卫生员写的那些天书似的文字，却一个字也不认识。于是强挤出一丝笑脸，小心翼翼请教卫生员，究竟让我吃的什么药？卫生员用杏仁似的大眼睛盯着我说道：喹啉。我再次强挤出一丝笑脸，小心翼翼请教卫生员，这个破病是咋得上的？卫生员依旧用杏仁似的大眼睛盯着我说道：空气的流动形成风，疟疾的传播靠蚊虫。我似懂非懂点点头，惊叹卫生员特么知识渊博得不得了。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发展，感冒、发烧、闹肚子等疾病像每天日出日落的轮回，吃药打针和吃饭喝酒一样平常稀松。至今连我爱人都说，我吃药从来不看说明书，提示吃两片，我总要吃上四片，而且吃药像吃美味，一口水、一把药，脑袋一仰，早已到了肚里，看得爱人直咂舌。也许脑子有病的缘故，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吃药就要像吃红烧肉那样，放下身段，大快朵颐。只有这样，身体里的毛病才会尽快除掉，至于有没有其它副作用，特么姑且另当别论了。
从部队回到地方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不注意生活规律的缘由，吃药的频次越来越高，胃里装的的药片儿也越来越多。
在基层当工人的时候，仗着年轻气盛，遇到酒场子逢请必到，不管人多人少，几个通关走下来，除了把呕吐作为回报生活的一种方式，第二天胃里稍稍有点难受之外，不吃药倒也没有什么大碍。有一次参加战友的婚礼，仗着自己酒量好，在酒场子上无所畏惧，纵横捭阖，那些酒场江湖上的高手到底把自己放翻了，最后以胃出血的结局被战友们送到了医院，除了吃药片儿，还打了好几天吊瓶终于好了。从此，发自肺腑感谢那些不知名的药片儿才让哥们儿活到当下。
调到机关当干部的时候，老想着挣表现、求进步，当然也包括喝酒。每当得到领导的暗示后，抱着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总要放翻某一个人的悲壮节奏，小杯要喝干，大杯也要一口闷，免得给领导留下表现不好或者不实在的印象。
似水流年，酒海江湖。数年下来，回过头来细细梳理一番所谓的仕途之路，竟然发现人也没认下，钱也没挣下，反而把身体弄得七零八落，一身毛病。在仕途上的进步究竟和酒有没有直接关系，至今也没有搞明白，倒是那些治疗胃病的药片儿随身携带着。至此，才深刻体会到，酒像水，却有着火的性格，关键会喝大自己的灵魂，喝出自己的原形，烧毁自己的肉体，亏了胃里的那些药片儿撑着，才使自己人模狗样，继续行走于人生的江湖。
漂泊半生，归来已非当初的少年。吃那些花花绿绿药片儿的时候，说明书的最后总要温馨提示一句：严禁饮酒。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喝酒了，身体却像叫花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随着高血压、痛风、心脏病的缠身，每天望着初升的太阳，总要一次吃下13粒药片儿，才能应付一天忙碌的工作。除此之外，单肩包里还要认真备上一部分药片儿，以防不测。为了对付生存的压力和养家糊口，首先得保证自己不能倒下。
这些年随着地沟油、苏丹红、三氯氰胺、假疫苗以及假酒、假药事件的不断曝光，引发国人一片声讨。不知道孙思邈、李时珍等这些医药鼻祖心里怎么想，唯一知道的是，假如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会踹开棺材板，跳出来跺着脚骂娘的。我同样不知道，这么多年来究竟吃进去了多少假药，唯一知道的是，我的这付皮囊肉身，特么本身就是一颗体量超大的混合药片儿。
我时常瞎想，确实是瞎想而不是遐想，有一天被人送到了火葬场，那袅袅的青烟里肯定有浓浓的药片儿味道。
虽然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还是要忍不住给那些利欲熏心、草菅人命的奸商们提个醒：钱得要，脸也得要。否则，靠药片儿活着的我，从现在起正式诅咒：你们的后代一定没屁眼儿！
急急如律令，这可是个死咒啊。就算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联手来了都无解。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唐兴斌，网名：烽火独狼，男， 1984年应征入伍，1985年奔赴云南参加老山前线防御作战。作为红军师49名突击队员之一，参加了1986年当时著名的“10.19”战斗，战后所在防化连喷火突击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个人荣立二等功。退伍后从事过蒸汽机车司炉、副司机、党委干事、团委书记，铁路分局党委秘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工作，当下供职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工作之余经常用文字消磨时光，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长篇小说《最后一位肃王》由中国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