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羊鸣：一曲《红梅赞》修改20余次｜人物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作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虽历六十载，依然动人心魄——红梅凌寒盛开，一如那位29岁时牺牲在胜利前夜的共产党员江姐，柔美却坚韧刚强，有一身傲雪凌霜的铮铮铁骨。
87岁的著名作曲家羊鸣，同样深爱这首歌曲。拍照时，随和热情的他叮嘱，要拍上客厅墙角的那瓶人造红梅。其实，羊鸣并不喜欢“假”的装饰品，这几株红梅是难得的例外。他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假花开不败嘛。”
歌剧《江姐》，是羊鸣创作生涯中格外深情而难忘的篇章，也是一把打开他回忆的钥匙。哼唱着《红梅赞》，他的思绪飘回了那段激情迸溅的创作岁月，也飘回到更加久远、苦难的童年。哪怕人生的长度和厚度不断递增，他依然记得最初也最炽热的愿望：那个被党养大的孩子，想用一生报答这份恩情。
方非 摄
被党养大的孩子
时间倒回到1943年，那时，羊鸣还叫杨培兰。战争把“背井离乡”的痛楚刻进太多人的血肉里。9岁的杨培兰收拾行囊，离开家乡山东省长山岛，跟着在外闯荡的父亲来到东北边城安东宽甸县。在伪满洲国统治下，彼时百姓日子苦不堪言，本该安静的校园也未能幸免。
“每天上学，走到十字路口，必须要向北方敬礼，因为那里有个神社。”但究竟是什么神、什么社，杨培兰不得而知。他和同学们最怕上体育课。日本教官下令齐步走，而前方就是一个大泥沟，哪怕蹚过了泥巴，教官也会对着学生头上猛地打过去，直接打倒在地。头破血流的孩子们必须咬牙爬起来，否则又会被教官用脚狠踹。教室也不是避风港，犯了错的学生要互抽耳光，没人动手，教官就亲自“示范”，一巴掌下来，打得“脑袋都大了”。学校的门洞里还常有人罚跪，“尊严、体力，完全是崩溃的。”
在那段“没当过人”的日子里，家庭也没能为杨培兰挡去太多风雨。离开长山岛后，母亲早逝，父亲一人拉扯他和弟弟长大。有一次，他带着弟弟出去玩，不小心跌了一跤，脑袋上缝了两针。父亲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好罚他去母亲的照片前跪着，自己则在一旁偷偷流泪。
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建起工会、农会，动荡的局势终于渐渐稳定下来。对于解放军，杨培兰充满了单纯炽热的向往。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都曾到过宽甸。借住在老乡家时，解放军总是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却把人家养的鸡宰来吃，还有人支起桌子在门口打麻将，鲜明的反差在孩子们白纸一样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青年们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杨培兰瞒着父亲，偷偷来到了参军报名处。询问年龄时，杨培兰发现，15岁以上的站在一边，15岁以下的站在另一边。他很快明白，年满15岁是参军的硬性条件。13岁的杨培兰虚报了2岁，再加上个子长得高，如愿“混”进了部队。行军路上，杨培兰觉得自己的名字像女孩，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
“部队就是大家庭。”童年中一度缺失的温暖，回到了杨明的身边。部队的大姐姐们看他太小，就帮着拆洗被子，到了端午节，杨明早上醒来时，姐姐们已经给他挂好了祈福的红绳和香包。在关照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有教员给杨明补这些年落下的文化课，教他做人的道理。
也是在这里，杨明与热爱一生的作曲相遇了。热闹的文工团让杨明如鱼得水。拉拉弦乐，嘚儿响了，吹吹笛子，滴滴答答，各种奇妙的声音听得他高兴极了。社会作舞台，百姓是观众，杨明在革命的浪潮中迅速成长。那些深夜，“锦州解放”“长春被围”等前线捷报频频传回，让人们欢欣鼓舞、热血沸腾，“我们的心是和革命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乐队队长是杨明最佩服的人，他不仅小提琴拉得好，写出的曲子也特别动听。出于好奇和敬佩，杨明开始跟随队长学习作曲。白天，杨明把写好的曲子放在队长枕下，晚上或其他闲暇时，队长就拿出来批改，有时也把杨明叫过来聊一聊。文工团跟着部队移动，队长带着他到解放区去收集民间音乐素材。对劳苦大众，队长满怀敬意。“小杨明，音乐在哪儿？音乐就在人民当中。”队长的话，在杨明心中扎了根。1949年，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就脱胎自民间唢呐曲。《庆新年》发表在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时，杨明第一次使用了笔名“羊鸣”，因为曾有人打趣，说他写的曲子像小羊叫。这个在杨明看来很有诗意的名字，至今仍然陪伴着他。
1950年，羊鸣调入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羊鸣曾三次到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深夜里，他和战友们从丹东出发，进入朝鲜后，大雪遍地，一片荒芜，偶尔遇见一个朝鲜“阿妈妮”悄悄“爬”出来，很快又缩了回去，美军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坐在破旧的卡车里，大家的双腿都冻得没了知觉。“没有一个人害怕。”羊鸣回忆，“我们的心永远跟着党走。”
1953年，羊鸣考入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1954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羊鸣从未犹豫过，“生我的是父母，把我养大的是共产党，我必须成为一名党员。”
唱出飞行员的情怀
1958年，羊鸣从沈阳调至北京，来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不要急于写作，先好好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带着首长的嘱托，1961年，羊鸣和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到空军的一支战斗部队“当兵”，积累素材。他们从种菜做起，每天挑水施肥，晚上和战士们一起睡大炕。连着种了几个月的菜，羊鸣和阎肃终于能去机场当基础的机械兵。每天天光未亮，他们顶着天际线的鱼肚白，给机械师递工具、打下手，晚霞辉映时，再把飞机送回“机窝”。
飞机拉到停机线，电瓶车驶来，点火的瞬间，巨大灼热的气流喷薄而出，“啪”的一声，像要把人的头发都烧着，紧接着飞机“唰”地起飞，直上云霄——几十年过去，羊鸣依然能用各种拟声词活灵活现地描绘这个令人血脉偾张的过程。第一次走上机场，他被震撼得起了满身鸡皮疙瘩。
慢慢地，羊鸣、阎肃和飞行员们熟络起来，打成一片，大家还相约去树林里野餐。“飞行员潇洒，帅气，智慧。”从彼此倾诉的知心话里，羊鸣也体会着他们潜藏的细腻柔情的一面。那时，羊鸣的孩子还很小，他托人从北京捎来照片，随身带着，时常拿出来看上几眼。设身处地的思念，让他更加了解长期坚守在基地的飞行员和地勤战士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可以坚强如钢铁，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快过去，告别前，羊鸣和阎肃彻夜未眠。回到北京后不久，阎肃把《我爱祖国的蓝天》歌词交给羊鸣，蓝天、晴空、白云、东风、朝霞……回忆翻涌，澎湃的激情从羊鸣胸中倾流到笔下，不到两小时，曲谱完成，他把飞机点火起飞的轰鸣化作歌曲的前奏，把飞机像鹰般忽远忽近的翱翔轨迹融进错落有致的“一句大调一句小调”，“总的形象，是要写飞行员的情怀。”羊鸣还运用了军歌中不常见的三拍子，圆舞曲的味道一如飞行员骨子里的浪漫情调，但更有英武、豪迈、坚强的气概在其中。
后来，空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偶然发现了这首歌。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经由男高音秦万檀首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回应，并很快唱响在大江南北。自1962年创作至今，《我爱祖国的蓝天》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已经成为空军的代表性曲目。
最是难忘歌剧《江姐》
同样是在1962年，羊鸣遇到了另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重要到什么程度？羊鸣曾说，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唯有它最难忘、最动情。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后，无数读者被江姐的事迹深深触动，其中也包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几个热血年轻人。那段时间里，文工团创作组写了一部小歌剧《刘四姐》，反响很好，大家兴致高涨，想再接再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红岩》中的江姐，只用了18天，阎肃便完成了歌剧《江姐》剧本初稿，但相较之下，音乐部分的创作要坎坷得多。
起初，羊鸣与作曲家姜春阳历时一年交出了一稿，却被领导彻底否定，“一个音符也不要留。”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头砸来，羊鸣和姜春阳都流泪了。后来，为了更加贴近江姐的人物原型，四川籍作曲家金砂也加入创作。他们和阎肃一起南下采风，走访江姐生前的战友，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在关押过先烈的牢房里，羊鸣见到了老虎凳、竹签等刑具，“一想就掉眼泪”。一位柔弱女子的躯体，怎么能包裹着如此坚强的意志呢？
再次提笔时，大家决定从川剧中寻找灵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然而，因为“靠”得太过，对四川音乐元素生搬硬套，这版“筋骨有余，柔情不足”的音乐仍然没能得到领导的肯定。作曲家们再度启程，除了四川，又去了江南一带，吸收越剧、杭剧、婺剧等当地音乐的元素。民间戏曲的表现手法、板腔等精华融汇成了《江姐》的音乐基调，那是与西洋歌剧截然不同的一种神韵。
歌剧《江姐》中，经典唱段很多，《五洲人民齐欢笑》《春蚕到死丝不断》《绣红旗》等无不深入人心，但要说最令人回味和难忘的，莫过于主题曲《红梅赞》。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
始终关注《江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曾留学国外，对歌剧创作很有见地。他说：“没有主题歌，就提不起神。”将军希望，主题歌一定要成为《江姐》的点睛之笔。阎肃试着写了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我们握紧舵、划好桨，向着目标奔向前方”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因为它“只有概念，缺乏形象和艺术语言”。“没有好的歌词，我们怎么作曲呢？领导压我们，我们就压阎肃。”当时的紧张和压力，如今回忆起来已是笑谈。羊鸣记得，阎肃有时大半夜兴冲冲地拿着剧本来找他，被挑了毛病后，气得“咣”地关上门，抱怨道：“真难伺候！”羊鸣只能劝慰战友：“不是我们难伺候，是咱们要对观众负责，得让大家从作品里获得新的启迪。”
被逼到“走投无路”时，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朗读起来：“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羊鸣，从精神到形象，都能和江姐联系起来，正像是她的化身。音乐的灵感来了！“那真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东西。”羊鸣感慨。《红梅赞》虽然时长只有几分钟，但创作时，他曾8次易稿，修改20余次，“每个音符都不放过。”以“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为例，羊鸣至今依然能唱出它的演变过程。最初，这一句的旋律取自江姐初登场时的“看长江”，但听起来有些简单，不够抓人，要再美点，于是“红梅”提高了小二度。听来听去，还是不够，那就再给它“甩”一次。反复推敲后，一个个音符如待放的花苞般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盛放，荡气回肠——江姐作为革命者的刚毅与作为女性的柔情，在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呕心沥血的《红梅赞》写完了，但它真的能如领导们所愿，在群众中传唱开来吗？谁也不敢保证。偶然一天，在文工团位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一角，传来了《红梅赞》的哼唱，原来，文工团每天排练，动听的旋律就这么“灌”到了一位炊事员的耳朵里，切菜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梅赞》。“应该可以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公演，大家有了更多信心。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当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据悉，毛主席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部是在延安看过的《白毛女》，另一部就是《江姐》。后来，《江姐》到南京、上海等地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刘亚楼将军让羊鸣等人趁热打铁，又创作了一部藏族题材的歌剧《风云前哨》。等羊鸣从藏地归来再到上海时，电台循环播放《红梅赞》，小孩子们跳皮筋也唱着《红梅赞》，人们的手帕上是《红梅赞》的歌词，连商店里卖的暖瓶都印着一枝梅……
好作品要“把心交出来”
歌剧《江姐》为什么如此成功？关于这个话题，评论数不胜数：因为它融汇了民族音乐的精华，亲近人民大众；因为它的人物塑造立体，哪怕叛徒甫志高也并非脸谱化的角色，而是有血有肉，有相当复杂的心路历程……羊鸣记得，当年的创作者共同许下了重逾千金的承诺：“写不好这部歌剧，我们就对不起江姐。”
《江姐》成功了，羊鸣却病倒了。
创作的那些日子里，所有人激情燃烧，不知疲倦。为了便于创作，他们住在招待所里，夜深了，房间依然灯火通明，他们倾尽所有的心血研究推敲，甚至争论吵架。有时候，其他住客忍不住“咚咚”地敲暖气片，骂道：“你们疯了！还睡不睡觉！”
一头扎进创作中的羊鸣，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持续的、高度的紧张兴奋，最终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紊乱，明显的症状就是“听不得声音”。理发时，电推子推过耳边，羊鸣立刻起身，顶着刚剃掉一块的头发回家，因为那声音在他听来就像雷鸣一样。他变得容易激动，和别人说上几句话就要流泪。经过治疗后，虽然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羊鸣落下了失眠和高血压的病痛。
阎肃和羊鸣采风合照
《风云前哨》则把藏地的艰险留在了他的身体里。三次进藏，第一次，羊鸣血压急剧升高，从马上一头栽进波涛翻滚的河水；第二次，刚下飞机就晕倒在机场；第三次，心脏的主动脉都弯曲了。
那些从羊鸣生命深处涌动而出的音乐，“每一个音符、每一句唱词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上世纪90年代，羊鸣与词作家石顺义创作了家喻户晓的《兵哥哥》。这首歌曲来自两人去海岛体验生活的一次经历。当时，一位战士的家属请了半个月假去探亲，但天气条件恶劣，总是无法上岛，终于等到天气转好，部队又要出岛执行任务。这位家属最终也没能和自己一直惦念的“兵哥哥”见上一面。
《兵哥哥》写完后，羊鸣让儿子把这首歌拿给年轻人听。大伙儿猜测，能把青年战士的感情刻画得如此真挚美好，创作者一定也很年轻，而那时，羊鸣已步入花甲之年。曲调轻快、柔情婉转的《兵哥哥》传唱开后，有人觉得这首歌不甚符合军人刚强坚毅的形象，就像当初也曾有人觉得《我爱祖国的蓝天》不像军歌。
“军人也是人，我们的作品不能只是塑造他们的一面啊。”羊鸣总是难忘在文工团时，乐队队长告诫他的那句“音乐就在人民当中”。不能引起听者的共鸣，怎么算得上是好作品呢？“我们创作的音乐，绝不强加于人。”若要总结这些年的创作心得，羊鸣想说，写好作品，窍门无他，“只把创作当成任务，是行不通的。创作者要真正投入，要把心都交出来。”他同时建议当下的创作者们，别忘了亲近民族音乐的根。
今年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拥有67年党龄的老党员，羊鸣屡屡提及“报答”一词。“有人曾经问我，这么拼命创作，累不累？累。”羊鸣答得坦诚，“但我由衷地想要报答把我养大的党。”多年前，他曾创作过一首名为“报答”的歌曲，“报答你啊只有一句话”“我的一颗心都捧给你啊”，句句歌词都道出他的心声。
去年，羊鸣又推出新歌《我的父母中国》——你那长长的古黄河，总在我心中延续，延续一支生命的歌……如同歌里所唱，他希望在艺术生命里一路歌唱，感念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