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羊鸣:一曲《红梅赞》修改20余次|人物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作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虽历六十载,依然动人心魄——红梅凌寒盛开,一如那位29岁时牺牲在胜利前夜的共产党员江姐,柔美却坚韧刚强,有一身傲雪凌霜的铮铮铁骨。

87岁的著名作曲家羊鸣,同样深爱这首歌曲。拍照时,随和热情的他叮嘱,要拍上客厅墙角的那瓶人造红梅。其实,羊鸣并不喜欢“假”的装饰品,这几株红梅是难得的例外。他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假花开不败嘛。”

歌剧《江姐》,是羊鸣创作生涯中格外深情而难忘的篇章,也是一把打开他回忆的钥匙。哼唱着《红梅赞》,他的思绪飘回了那段激情迸溅的创作岁月,也飘回到更加久远、苦难的童年。哪怕人生的长度和厚度不断递增,他依然记得最初也最炽热的愿望:那个被党养大的孩子,想用一生报答这份恩情。

方非 摄

被党养大的孩子

时间倒回到1943年,那时,羊鸣还叫杨培兰。战争把“背井离乡”的痛楚刻进太多人的血肉里。9岁的杨培兰收拾行囊,离开家乡山东省长山岛,跟着在外闯荡的父亲来到东北边城安东宽甸县。在伪满洲国统治下,彼时百姓日子苦不堪言,本该安静的校园也未能幸免。

“每天上学,走到十字路口,必须要向北方敬礼,因为那里有个神社。”但究竟是什么神、什么社,杨培兰不得而知。他和同学们最怕上体育课。日本教官下令齐步走,而前方就是一个大泥沟,哪怕蹚过了泥巴,教官也会对着学生头上猛地打过去,直接打倒在地。头破血流的孩子们必须咬牙爬起来,否则又会被教官用脚狠踹。教室也不是避风港,犯了错的学生要互抽耳光,没人动手,教官就亲自“示范”,一巴掌下来,打得“脑袋都大了”。学校的门洞里还常有人罚跪,“尊严、体力,完全是崩溃的。”

在那段“没当过人”的日子里,家庭也没能为杨培兰挡去太多风雨。离开长山岛后,母亲早逝,父亲一人拉扯他和弟弟长大。有一次,他带着弟弟出去玩,不小心跌了一跤,脑袋上缝了两针。父亲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好罚他去母亲的照片前跪着,自己则在一旁偷偷流泪。

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建起工会、农会,动荡的局势终于渐渐稳定下来。对于解放军,杨培兰充满了单纯炽热的向往。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都曾到过宽甸。借住在老乡家时,解放军总是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却把人家养的鸡宰来吃,还有人支起桌子在门口打麻将,鲜明的反差在孩子们白纸一样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青年们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杨培兰瞒着父亲,偷偷来到了参军报名处。询问年龄时,杨培兰发现,15岁以上的站在一边,15岁以下的站在另一边。他很快明白,年满15岁是参军的硬性条件。13岁的杨培兰虚报了2岁,再加上个子长得高,如愿“混”进了部队。行军路上,杨培兰觉得自己的名字像女孩,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

“部队就是大家庭。”童年中一度缺失的温暖,回到了杨明的身边。部队的大姐姐们看他太小,就帮着拆洗被子,到了端午节,杨明早上醒来时,姐姐们已经给他挂好了祈福的红绳和香包。在关照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有教员给杨明补这些年落下的文化课,教他做人的道理。

也是在这里,杨明与热爱一生的作曲相遇了。热闹的文工团让杨明如鱼得水。拉拉弦乐,嘚儿响了,吹吹笛子,滴滴答答,各种奇妙的声音听得他高兴极了。社会作舞台,百姓是观众,杨明在革命的浪潮中迅速成长。那些深夜,“锦州解放”“长春被围”等前线捷报频频传回,让人们欢欣鼓舞、热血沸腾,“我们的心是和革命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乐队队长是杨明最佩服的人,他不仅小提琴拉得好,写出的曲子也特别动听。出于好奇和敬佩,杨明开始跟随队长学习作曲。白天,杨明把写好的曲子放在队长枕下,晚上或其他闲暇时,队长就拿出来批改,有时也把杨明叫过来聊一聊。文工团跟着部队移动,队长带着他到解放区去收集民间音乐素材。对劳苦大众,队长满怀敬意。“小杨明,音乐在哪儿?音乐就在人民当中。”队长的话,在杨明心中扎了根。1949年,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就脱胎自民间唢呐曲。《庆新年》发表在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时,杨明第一次使用了笔名“羊鸣”,因为曾有人打趣,说他写的曲子像小羊叫。这个在杨明看来很有诗意的名字,至今仍然陪伴着他。

1950年,羊鸣调入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羊鸣曾三次到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深夜里,他和战友们从丹东出发,进入朝鲜后,大雪遍地,一片荒芜,偶尔遇见一个朝鲜“阿妈妮”悄悄“爬”出来,很快又缩了回去,美军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坐在破旧的卡车里,大家的双腿都冻得没了知觉。“没有一个人害怕。”羊鸣回忆,“我们的心永远跟着党走。”

1953年,羊鸣考入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1954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羊鸣从未犹豫过,“生我的是父母,把我养大的是共产党,我必须成为一名党员。”

唱出飞行员的情怀

1958年,羊鸣从沈阳调至北京,来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不要急于写作,先好好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带着首长的嘱托,1961年,羊鸣和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到空军的一支战斗部队“当兵”,积累素材。他们从种菜做起,每天挑水施肥,晚上和战士们一起睡大炕。连着种了几个月的菜,羊鸣和阎肃终于能去机场当基础的机械兵。每天天光未亮,他们顶着天际线的鱼肚白,给机械师递工具、打下手,晚霞辉映时,再把飞机送回“机窝”。

飞机拉到停机线,电瓶车驶来,点火的瞬间,巨大灼热的气流喷薄而出,“啪”的一声,像要把人的头发都烧着,紧接着飞机“唰”地起飞,直上云霄——几十年过去,羊鸣依然能用各种拟声词活灵活现地描绘这个令人血脉偾张的过程。第一次走上机场,他被震撼得起了满身鸡皮疙瘩。

慢慢地,羊鸣、阎肃和飞行员们熟络起来,打成一片,大家还相约去树林里野餐。“飞行员潇洒,帅气,智慧。”从彼此倾诉的知心话里,羊鸣也体会着他们潜藏的细腻柔情的一面。那时,羊鸣的孩子还很小,他托人从北京捎来照片,随身带着,时常拿出来看上几眼。设身处地的思念,让他更加了解长期坚守在基地的飞行员和地勤战士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可以坚强如钢铁,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快过去,告别前,羊鸣和阎肃彻夜未眠。回到北京后不久,阎肃把《我爱祖国的蓝天》歌词交给羊鸣,蓝天、晴空、白云、东风、朝霞……回忆翻涌,澎湃的激情从羊鸣胸中倾流到笔下,不到两小时,曲谱完成,他把飞机点火起飞的轰鸣化作歌曲的前奏,把飞机像鹰般忽远忽近的翱翔轨迹融进错落有致的“一句大调一句小调”,“总的形象,是要写飞行员的情怀。”羊鸣还运用了军歌中不常见的三拍子,圆舞曲的味道一如飞行员骨子里的浪漫情调,但更有英武、豪迈、坚强的气概在其中。

后来,空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偶然发现了这首歌。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经由男高音秦万檀首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回应,并很快唱响在大江南北。自1962年创作至今,《我爱祖国的蓝天》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已经成为空军的代表性曲目。

最是难忘歌剧《江姐》

同样是在1962年,羊鸣遇到了另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重要到什么程度?羊鸣曾说,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唯有它最难忘、最动情。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后,无数读者被江姐的事迹深深触动,其中也包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几个热血年轻人。那段时间里,文工团创作组写了一部小歌剧《刘四姐》,反响很好,大家兴致高涨,想再接再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红岩》中的江姐,只用了18天,阎肃便完成了歌剧《江姐》剧本初稿,但相较之下,音乐部分的创作要坎坷得多。

起初,羊鸣与作曲家姜春阳历时一年交出了一稿,却被领导彻底否定,“一个音符也不要留。”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头砸来,羊鸣和姜春阳都流泪了。后来,为了更加贴近江姐的人物原型,四川籍作曲家金砂也加入创作。他们和阎肃一起南下采风,走访江姐生前的战友,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在关押过先烈的牢房里,羊鸣见到了老虎凳、竹签等刑具,“一想就掉眼泪”。一位柔弱女子的躯体,怎么能包裹着如此坚强的意志呢?

再次提笔时,大家决定从川剧中寻找灵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然而,因为“靠”得太过,对四川音乐元素生搬硬套,这版“筋骨有余,柔情不足”的音乐仍然没能得到领导的肯定。作曲家们再度启程,除了四川,又去了江南一带,吸收越剧、杭剧、婺剧等当地音乐的元素。民间戏曲的表现手法、板腔等精华融汇成了《江姐》的音乐基调,那是与西洋歌剧截然不同的一种神韵。

歌剧《江姐》中,经典唱段很多,《五洲人民齐欢笑》《春蚕到死丝不断》《绣红旗》等无不深入人心,但要说最令人回味和难忘的,莫过于主题曲《红梅赞》。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

始终关注《江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曾留学国外,对歌剧创作很有见地。他说:“没有主题歌,就提不起神。”将军希望,主题歌一定要成为《江姐》的点睛之笔。阎肃试着写了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我们握紧舵、划好桨,向着目标奔向前方”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因为它“只有概念,缺乏形象和艺术语言”。“没有好的歌词,我们怎么作曲呢?领导压我们,我们就压阎肃。”当时的紧张和压力,如今回忆起来已是笑谈。羊鸣记得,阎肃有时大半夜兴冲冲地拿着剧本来找他,被挑了毛病后,气得“咣”地关上门,抱怨道:“真难伺候!”羊鸣只能劝慰战友:“不是我们难伺候,是咱们要对观众负责,得让大家从作品里获得新的启迪。”

被逼到“走投无路”时,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朗读起来:“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羊鸣,从精神到形象,都能和江姐联系起来,正像是她的化身。音乐的灵感来了!“那真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东西。”羊鸣感慨。《红梅赞》虽然时长只有几分钟,但创作时,他曾8次易稿,修改20余次,“每个音符都不放过。”以“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为例,羊鸣至今依然能唱出它的演变过程。最初,这一句的旋律取自江姐初登场时的“看长江”,但听起来有些简单,不够抓人,要再美点,于是“红梅”提高了小二度。听来听去,还是不够,那就再给它“甩”一次。反复推敲后,一个个音符如待放的花苞般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盛放,荡气回肠——江姐作为革命者的刚毅与作为女性的柔情,在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呕心沥血的《红梅赞》写完了,但它真的能如领导们所愿,在群众中传唱开来吗?谁也不敢保证。偶然一天,在文工团位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一角,传来了《红梅赞》的哼唱,原来,文工团每天排练,动听的旋律就这么“灌”到了一位炊事员的耳朵里,切菜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梅赞》。“应该可以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公演,大家有了更多信心。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当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据悉,毛主席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部是在延安看过的《白毛女》,另一部就是《江姐》。后来,《江姐》到南京、上海等地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刘亚楼将军让羊鸣等人趁热打铁,又创作了一部藏族题材的歌剧《风云前哨》。等羊鸣从藏地归来再到上海时,电台循环播放《红梅赞》,小孩子们跳皮筋也唱着《红梅赞》,人们的手帕上是《红梅赞》的歌词,连商店里卖的暖瓶都印着一枝梅……

好作品要“把心交出来”

歌剧《江姐》为什么如此成功?关于这个话题,评论数不胜数:因为它融汇了民族音乐的精华,亲近人民大众;因为它的人物塑造立体,哪怕叛徒甫志高也并非脸谱化的角色,而是有血有肉,有相当复杂的心路历程……羊鸣记得,当年的创作者共同许下了重逾千金的承诺:“写不好这部歌剧,我们就对不起江姐。”

《江姐》成功了,羊鸣却病倒了。

创作的那些日子里,所有人激情燃烧,不知疲倦。为了便于创作,他们住在招待所里,夜深了,房间依然灯火通明,他们倾尽所有的心血研究推敲,甚至争论吵架。有时候,其他住客忍不住“咚咚”地敲暖气片,骂道:“你们疯了!还睡不睡觉!”

一头扎进创作中的羊鸣,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持续的、高度的紧张兴奋,最终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紊乱,明显的症状就是“听不得声音”。理发时,电推子推过耳边,羊鸣立刻起身,顶着刚剃掉一块的头发回家,因为那声音在他听来就像雷鸣一样。他变得容易激动,和别人说上几句话就要流泪。经过治疗后,虽然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羊鸣落下了失眠和高血压的病痛。

阎肃和羊鸣采风合照

《风云前哨》则把藏地的艰险留在了他的身体里。三次进藏,第一次,羊鸣血压急剧升高,从马上一头栽进波涛翻滚的河水;第二次,刚下飞机就晕倒在机场;第三次,心脏的主动脉都弯曲了。

那些从羊鸣生命深处涌动而出的音乐,“每一个音符、每一句唱词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上世纪90年代,羊鸣与词作家石顺义创作了家喻户晓的《兵哥哥》。这首歌曲来自两人去海岛体验生活的一次经历。当时,一位战士的家属请了半个月假去探亲,但天气条件恶劣,总是无法上岛,终于等到天气转好,部队又要出岛执行任务。这位家属最终也没能和自己一直惦念的“兵哥哥”见上一面。

《兵哥哥》写完后,羊鸣让儿子把这首歌拿给年轻人听。大伙儿猜测,能把青年战士的感情刻画得如此真挚美好,创作者一定也很年轻,而那时,羊鸣已步入花甲之年。曲调轻快、柔情婉转的《兵哥哥》传唱开后,有人觉得这首歌不甚符合军人刚强坚毅的形象,就像当初也曾有人觉得《我爱祖国的蓝天》不像军歌。

“军人也是人,我们的作品不能只是塑造他们的一面啊。”羊鸣总是难忘在文工团时,乐队队长告诫他的那句“音乐就在人民当中”。不能引起听者的共鸣,怎么算得上是好作品呢?“我们创作的音乐,绝不强加于人。”若要总结这些年的创作心得,羊鸣想说,写好作品,窍门无他,“只把创作当成任务,是行不通的。创作者要真正投入,要把心都交出来。”他同时建议当下的创作者们,别忘了亲近民族音乐的根。

今年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拥有67年党龄的老党员,羊鸣屡屡提及“报答”一词。“有人曾经问我,这么拼命创作,累不累?累。”羊鸣答得坦诚,“但我由衷地想要报答把我养大的党。”多年前,他曾创作过一首名为“报答”的歌曲,“报答你啊只有一句话”“我的一颗心都捧给你啊”,句句歌词都道出他的心声。

去年,羊鸣又推出新歌《我的父母中国》——你那长长的古黄河,总在我心中延续,延续一支生命的歌……如同歌里所唱,他希望在艺术生命里一路歌唱,感念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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