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46上海古籍出版社査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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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46上海古籍出版社査明昊
打通“三重门”，直面新挑战
——我对古典文献学的一点浅见
一、为学无涯
从2000年进入浙江大学古籍所读研算起，进入古典文献学领域已逾20年。前6年在浙江大学古籍所求学，由硕士而博士；后14年，除在另一家出版社呆过半年，13年多的时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由青年而中年。
相较于其他古籍所，浙江大学古籍所“注重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研究，把传统文化研究和语言文字研究结合起来”。创所元老、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希望古籍所培养的“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为此，他开设了“目录学与工具书”“校雠略说”“秦汉货币赋役制度”“古籍版本鉴定”“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科技史专题”“《诗经》研究”“中国古代历算”“《营造法式》和中国建筑史”“训诂学”“《说文解字》研究”“《广韵》研究”等课程。盖姜老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钻进一个狭窄的题目中，而是在二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开阔视野，培养寻找材料、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至于如何研究具体的课题，那就要靠自己的修行了。（刘跃进《从文献学角度看国学研究的新起点》，《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
六年的文献学学习，先后学习了“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中国经学史”“版本目录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官制”“敦煌学”“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化名著精读”“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宋史职官制》导读”等课程。印象最深的是博士阶段的各位博导合开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题”，今来回想起来，颇有看各路高手华山论剑的味道：各位博士生导师毕生治学心得，浓缩在一次课中，妙招迭出，精彩纷呈。
六年的文献学学习，主要收获有四：一是对文字、音韵、训诂等文献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了一定的掌握，二是初步实现了从文学的感性思维到文献学的理性实证思维的转变，三是拓宽了学术视野，从原来局限于文学，到对史学、哲学等都有所涉猎，四是从束景南、张涌泉等先生身上，体会了“刊落声华，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
六年的文献学学习，最主要成果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后经修订，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一些章节，发表于《宗教学研究》《敦煌研究》等杂志。
作为古籍出版的重镇，从古典文学出版社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再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古社汇聚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型编辑，如瞿兑之、钱伯城、何满子、金性尧、胡道静、朱金城、赵昌平等。不仅是编辑，其他岗位上也不乏身怀“绝技”之人：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甲骨集》时，该书的技术编辑就从摄影的视角，对某两块久成定谳的甲骨缀合提出异议，并最终为专家所重视和证实。前辈们的指引，同辈间的砥砺，为像我这样的新上古人，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成长环境。
作为古籍出版的重镇，上海古籍出版社更是团结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出版了众多的一流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专著。这对像我这样的新上古人提出了高要求：即使不能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至少要对自己所在的出版板块、所负责的学科，长期跟踪，深度介入，有对学术的基本判断能力，才能真正服务学术、服务作者。这更是像我这样的新上古人学习成长的机遇：无论是审读高水平专家著作，还是在此过程中与专家的交流互动，都一个极佳的自我提升的机会，“若能在审读过程中提高了书稿的质量，那与其说是自己作了付出，不如说是自己得到了收获。用力愈勤，收获愈多。”（王维堤《审读〈高适集校注〉的收获》。载本社编《春秋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十余年来的编辑生涯，于学者的交往中，于书稿的审校学习中，于同事的帮助、砥砺中，自觉文献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略有长进（与导师合作编写了《王阳明全集补编》，《周济文集编年校注》也已提交出版，另有《当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迥出同时学人的朱子、阳明研究》《一位专业古籍出版社编辑对“学术普及图书”的思考》等近十余篇短文）），虽于师长期许尚有不少的距离，于己则差可自慰：策划责编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年谱长编》《高邮二王合集》等书稿，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尤足自喜。
二、打通“三重门”
我认为“古典文献学”，应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文献学的理论层面，可称之为“文献学学”、“文献学理论”，即狭义的“文献学”，亦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所编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
第二个层面，文献学的实践层面，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研究我国各类历史文献的产生、发展、收藏、流传，对其进行整理以便于利用的学科。……古代的历史文献研究侧重于传世典籍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改编。近代以来非书籍形式的文献（如明清档案）也开始日益受到重视，而敦煌卷子、殷墟甲骨刻辞、西陲汉晋简牍的三大发现，使各种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历史文献学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展成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所编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
第三个层面，文献学的应用层面，运用文献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对古典文献（传统文献）进行梳理、考辨，从而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涉古学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研究范式，这是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核心功能。
一些文献学学人往往往自我设限于第一、第二个层面，甚或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或因过分突出理论，使文献学研究成为了空中楼阁；或过于偏重考证，使文献学研究流于琐碎；或“唯稀见论”，于文献开掘的深度有所不足。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相关学科的某些、某方面的问题，其研究的成果都是从文献中得来而不是凭空高论，经不住任何推敲。
实际工作、生产中，能专力从事第一、第二个层面文献学研究的工作岗位，实在有限。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能否满足所有文献学学人的岗位，不现实，也无必要；要求文献学专业毕业的学士、硕士、博士，都非此类岗位不就，也确实强人所难。
因此，我们不妨打破文献三个层面“三重门”尤其是前两重的自我设限：
一方面，专力从事第一、第二类文献学工作的学人，尽力为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文献材料、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
另一方面，经过严格文献学训练的学人，充分发挥文献开掘方面的优势，加入到学术研究中去。王国维尝言，“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傅斯年更是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皆极言文献于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自然，研究如何充分占有和科学利用文献的文献学，就成了传统文化研究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学科。而文献学者文献开掘的优势，就成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文献学学人碰到新问题、新领域，可以更快地寻到最重要、最权威的文献；文献学的基本功底，能帮我们更快地读懂文献，更好地理解文献；于问题的解决中，当其他方法不能解决时，试着从文献学的角度或使用文献学方法来思考，说不定会别有洞天，豁然而解。
三、这是文献学最好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包括文献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文献的研究、保护、整理和出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可参周生杰、杨瑞《改革开放四十年古典文献学研究成果综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古籍普查、善本再造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流散海外文献回归等，让传统文献的领域，前所未有的宽广。近代文献甚至一部现代文献，家谱、地方文书等民间文献，方志、史传、年谱、笔记、日记等新史料、少数民族文献，域外流散文献，等等，进入文献的研究领域，为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和前所未有的便利；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骆伟《地方文献学概论》、廖庆六《族谱文献学》、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等，从文献的载体形态、类型上，丰富了传统文献学；潘树广《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单淑卿《中国经济文献学》、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等，将古文献学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渗入某些特定学科、特定领域，建构起各种专科性、专题性文献学体系。
这些都为传统文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将传统文献学深度、广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为传统文献学的突破，提出了迫切要求。
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相结合而产生的”数字文献学”，让传统文献学拥有了无限可能，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它给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来有便利：古籍电子高清扫描、互联网传播等技术，颠覆了传统文献的存储、传播、阅读方式，最大程度地改变了只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古籍资源占有的地区性和地位性差异大大减少；
另一方面，古籍的OCR识别、古籍在线录入和校对、AI自动句读与文本校勘等技术，颠覆了传统古籍整理的实践，古籍全文检索、文本挖掘与标记、知识图谱与循证、GIS与文献考证等，极大地改变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最重要的是，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建设、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与传统文献学结合，“分门别类地穷尽式汇集、聚类中国古代各类知识谱系，经纬交错地构筑基于历代典籍的知识架构，为今天及后人的古典学术研究提供一个高起点宽口径的通用平台”，它可以让研究者具有“上帝视角”，做到整体和系统地重新认识经典文本的形态特征、生成演变和相互关联，从而带来研究视野、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为传统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无限可能。（刘石《大数据技术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
张三夕《简论大数据时代古籍数字化的若干问题》指出，“对于从事包括古籍整理在内的国学研究者来说，要从对传统纸质文献整理研究的手工操作转向充分利用古籍数据库的智能操作。因此，未来不懂得如何智能操作古籍数据库的学者将会落伍，甚至被时代淘汰。”
我们更要知道，技术驱动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同时具有古典文献学基础、古籍数据库开发和利用能力的高级人才或复合型人才”。（张三夕《简论大数据时代古籍数字化的若干问题》）于现阶段的“数字文献学”而言，文献学专家提出问题或需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运算的规则、算法，尚需由计算机专家和文献学专家共同制订，并转换成相关的代码和程序；运算后的结果和初步分析、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尚待文献学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大行其道的当下，我们不可能要求文献学者样样能干，但文献学者必须利用掌握专业需求和发展趋势的先天优势，及时了解时代变革，及时学习掌握计算机辅助文献学的有关技术，把握时代脉搏，明晰个人定位，及时抓住机遇，发展自我，从而在与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的竞争中，占据主导。
四、这也是文献学最坏的时代
当下文献学的“繁荣”，“乱花渐欲迷人眼”，各色人等纷至沓来：
媒体时代，一部分不具有基本学术素养的民间“专家”，用一些毫无文献基础的“新见”，收割了无数人的关注和点赞；
一些学者携持“新理论”，进入古典文献学领域：“我发觉近几年来学术界略有一些变化，那就是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受到重视，有许多原先高唱西学的学者，悄悄开始了贩卖国学的勾当。其实已经有少数人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学的学者，甚至是大师了。于是那些人也开始弄起文献来了，也开始读起古书来了，这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好事是国学的确显示了它本身的价值，不因你的批判而消亡；不太好的事是，这些人会把传统学术研究也弄得一塌糊涂。他们并不真正懂得文献，以为很容易弄。其实在所有的学问里，最不容易的，当然是文献了，它是需要你付出多少努力啊！关键是这些人会破坏文献学时基本的规则，这个破坏的后果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要警惕。”（傅刚《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使用问题》）
古典文献的收藏热，让古书、碑帖等价格再创新高，一部分古典文献学人为利益驱使，或通过所谓的考证，高昂其值，或公然为造假者背书，证伪为“真”。
一些学者紧盯学术热点问题，借助全文检索、模糊检索等技术“觅到”材料，快迅地炮制出一篇篇论文，但这些“文章乍看起来材料很丰富，其实都不是读书读来的，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检索拣来的。既然没有读书的过程，哪来读书的乐趣，又怎么会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学术功力的积攒了。”（《书寿越千载古籍入万家——访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石教授》，《光明日报》2012年4月17日）更一些学者“依据个人的主观意见歪曲材料，以为己用”。（《读第一流书，做第一流学问——北大中文系傅刚教授访谈录》）
文献学者习惯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句空”，守望了这块清贫、寂寞的学术阵地一年又一年。可在文献学“热闹”的今天，“热闹的是他们”，于文献学、真正的文献学者，却“什么也没有”。今天的文献学者，有多少能抵制种种诱惑，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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