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聊一部江湖疯传21年的电影
一部21年前拍摄的短片，最近在影迷圈疯传。
它就是程耳导演的毕业作品《犯罪分子》。
这部短片能火，绝非偶然。
一是它名声在外，被公认为北电最牛的毕业作品。
用宁浩的话说：这是一部非常有个人气质的市场化电影，也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学生毕业作品。
二是时隔多年后，首次露面，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那么它究竟如何？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01.
要说《犯罪分子》拍得有多好，多惊艳，倒未见得。
毕竟它只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再早熟，也难掩稚嫩。
在这部短片中，你看不到《罗曼蒂克消亡史》精致又颓丧的影像风格，看不到《边境风云》极致的警匪对决，甚至看不到《第三个人》里不断涌现的“对白前捅”，彰显着一个导演的艺术直觉。
但我们能看到的，是一股不甘平庸的劲儿。
尽管那时候的程耳，技法上还如此青涩，但骨子里的先锋性已经初露峥嵘。
《犯罪分子》是他向世界喊出的第一句话。
姿势不重要，态度才重要。
02.
在绝大多数同龄导演还在想着怎么拍好一个故事，或者千万别出技术bug的时候，程耳已经在思考：我要表达什么了。
很显然，《犯罪分子》是一部有话想说的电影。
它不是由故事驱动的，也不是由人物，而是由创作者的表达欲。
那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故事和人物都退居其后，成为表达的文字和标点。
《犯罪分子》的故事很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
它讲的是一个人捡了一笔意外之财，被全城通缉。
这个故事，中国大妈们最为熟悉，在《法治进行时》里不定看过多少个版本了。
而影片中还真的有一个新闻片段，是酒店摄像头拍下的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只见一个身穿黄褐色暗格西装，秃顶的年轻人，悄悄拿走了地上的皮箱，然后匆匆离开。
这个秃顶的年轻人，就是影片的主角胡天。
程耳用这样一个新闻片段提醒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冷静地去审视别人的行为的。
在法律和普遍道德的裁判下，毫无疑问，胡天是一个犯罪分子。
但程耳想要做的，是绕到新闻的背后，去呈现新闻没有记录以及摄像头没有拍下的内容。
胡天是谁？
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及做了之后，他又是怎么想的？
这些内容远远超过犯罪行为本身，成为这部短片的着眼点。
它也是程耳观看世界的一种角度。
03.
胡天是谁？
程耳用影片一半的篇幅回答了这个问题。
和程耳三部长片的主角比，胡天显得太过普通。
他只是一个都市中的小人物，正过着糟心的生活。
事业不利，他经营的照片冲印店，生意寥寥。
感情不顺，女友离他而去，还带走了所有的积蓄。
家庭不幸，父亲早已不在，母亲重病在床，弟弟还在上学。
生活的重担像一只无形的巨手，一根根薅掉了这个年轻人的头发。
于是秃顶成了他的标志。
而更讽刺的是，后来，又成了他的罪证。
面对这样的生活，胡天既没有破罐破摔，也没有奋起反抗，而是介于宁死不屈与随波逐流之间，活得像一棵野草一样。
那种态度，让人想起加缪的《局外人》。
但胡天仍在局内，他对世间最朴素的情义还保有坚持。
对母亲，他十分孝顺，想尽各种办法凑钱为母亲看病。
对女友，他念念不忘，时常抱着女友的相片入睡。
对待弟弟，他也尽心尽责。
尽管他无法成为弟弟的榜样，但他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当弟弟遭受欺负时，他站出来替弟弟出头。
这是他能做的事。但每次做完，仍不忘补一句：“你要好好学习，别和我一样。”
程耳用近乎平实的讲述，带我们走近胡天这个人物。
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或是坏人。
你只能说，他是个过得去的人，他也可能做坏事，但是他人不坏。
看到门口报摊的大爷被人欺负，他第一时间冲出去拍照，留作证据。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晚上回家，他拿起电话，打给几个关系暧昧的女子，用同一套说辞约她们到家来排遣寂寞。
有情有义与游戏人间的并置，共同构成了胡天这个人物。
他很真实，很像我们。
04.
如果没有那次意外，胡天的生活也将波澜不惊地继续下去。
母亲要再次手术，急需一大笔钱。
胡天在酒店大堂等朋友，却意外等来了脚边无人认领的一个皮箱。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胡天拿起皮箱，逃走了。
这个冲动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胡天的人生轨迹。
而整个故事最有趣的还不是胡天的行为，而是他身边的人因为这个事件，自动站成了两队。
一队站在胡天的一方，成为共谋者；而另一队站在公理良俗的一方，成为谴责者，甚至是揭发者。
前者就包括胡天的弟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哥哥送去一件新大衣，以免被人认出。
还有胡天的相好小张，为他打起掩护，拖住警察，争取逃跑的时间。
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特意提前了母亲手术的时间，并向警方隐瞒了胡天来过的事实。
而后者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报摊大爷。
他曾经接受过胡天的帮助，但是当警察来调查时，他毫不犹豫地供出了胡天的下落。
你注意那个镜头，警察位于画面中，突然，报摊大爷闯入了画面，揭发胡天，于是他得以分享整个画面。
那是关于“举报者”最贴切的一幅肖像画，呈现了一个人急于立功、表现，进而分食权力快感的全过程。
有人可能会问，大爷这么做有错吗？
当然没什么错。
但我想问的是，如果他选择不供出胡天，有错吗？
其实也没什么错。
那同样是“没错”，为什么他如此选择？
实际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弱者急于谄媚权力的行为惯性。
看见权力，腿就软，嘴就松，恨不得赶紧贴上去，这是程耳一个极为犀利的洞见。
后者中还有一个人始终没有露面，却极为重要。
就是那个电话里的朋友。
他原本答应借钱给胡天，却最终失约。这还不算，第二天，他还特地打电话来谴责胡天，质问他为什么偷钱。
而程耳故意把这个人留白，也不是偶然。
他是想说：这个人代表的是一类人，甚至是很多人。
当别人遭遇困难时，他们没有出手相帮，而当那个人走投无路，犯下错事时，又是同一帮人站出来横加指责。
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再没辙，也不能做坏事啊！
由此，我们得以看清“共谋者”与“谴责者”之间的分野。
那就是：你是否足够了解胡天的为人和他的处境，以及是否对他产生恻隐之心。
这是决定我们如何评判胡天的关键所在。
但问题是，我们哪有耐心和机会去了解每个人呢？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诉诸于法律以及普遍的道德，并自以为是地过上正义又高效的生活。
好像也只能如此。
但程耳要提醒我们的是：
立场先行的道德感，并不必然指向绝对的正义，那其中也可能隐藏着我们的粗暴和冷漠。
05.
最终，在“共谋者”们一连串的神助攻下，胡天得以成功逃脱。
只见镜头中，他露出了欢畅的笑容。
那也是影片中，他唯一的一次释放。
由这个结尾，我们再看《犯罪分子》，似乎又能悟出另一番味道。
特别是联想起程耳后续作品中的主角，我们甚至可以把《犯罪分子》视为程耳整个作品序列的大前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这三部长片中的主角，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们全都是法外之徒。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是无法无天，而是遵从着自己的一套法则。
《第三个人》中的何伟是一个杀人者，但他杀人不为钱，而是为实现一个理想世界，清除那些不够理想的人。
《边境风云》里的毒枭之所以成为毒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要保护女孩的安全，进而保护自己内心残存的悲悯。
于是他杀了所有人，自己当老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守护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陆先生，被人视作“大流氓”。
而“大流氓”贵在一个“大”字上。
他心里装着整个上海，谁破坏了这里的秩序，他就和谁没完。
程耳偏爱这些“不正常”的人。
他们都做违法的事，他们也都有道德瑕疵，但他们不同于一般恶人的重要差别在于：
他们并不是为蝇头小利而无视法律，而是用一套自己认定的原则，替换了现世的规则，并试图主宰自己的人生。
可是，他们的悲剧性也来自这里。
因为一个人的原则，终究敌不过多数人的选择。
所以《第三个人》里的何伟，不可避免地在庸俗的生活里学会忏悔；
《边境风云》的毒枭想要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时，也是他行将覆灭之时；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陆先生，身为帮派头目，一味想维护旧秩序，不能审时度势，自然也会被滚滚而来的新时代无情吞没。
这是属于程耳的悲观主义。
他敬佩那些敢于挑衅现实规则的人，但同时他也明白，这样的人通常都是悲剧收场，难有例外。
从这个角度，我们回看《犯罪分子》，似乎看到了一个例外。
片中的胡天，在面对皮箱时，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收手，服从规则。
一个是伸手，冒犯规则。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并得以逃离庸常的生活，奔向自由。
当然，那庸常的生活，惯性是如此之大。
它就体现在每天清晨7:30准时响起的闹钟，而听到闹钟的人，无论起床是否有意义，都要穿上衣服起来，假装有意义地生活。
而在胡天逃亡的那天，闹钟终于没有再响起，那意味着固有的陈规已经被打破，新的一天才真正到来。
23岁的程耳用这样一部毕业作品，实际寄托了一种天真的期待，就是那些挑战规则的人实际并不孤独，会有众人相帮。
于是他让胡天不断重复那首童谣：拔萝卜，拔啊拔，拔不出来。老头子找老太婆，老太婆找小孙女，小孙女找小黄狗，小黄狗找小花猫，大家一起来拔萝卜……
而最终，萝卜被拔了出来，人终将获得自由。
可是，他后来的电影，却一再否定了自己年轻时的回答。
这或许是我们重看《犯罪分子》时，会感到惊喜，也同时感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