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明孝陵——石像路
屈大均在《孝陵恭谒记》中说，“逾桥，桥下之水通霹雳沟，曲水流波，潺湲斜注于东涧，是曰御河。”霹雳沟乃孝陵陵区的第一道水系，其名大概取雨季多水时节，山泉加上雨水自山上奔腾而出，顺沟而下，轰轰隆隆，成霹雳之势。北宋王安石贬居江宁时，曾做《霹雳沟》一诗，诗云：“霹雳沟西路，紫荆四五家。忆曾骑款段，随音入桃花。”但不知此霹雳沟，是否彼霹雳沟？
过霹雳沟御河桥，便是孝陵神道的核心——石像生。墓前神道石刻是中国古代雕刻门类中尤为特殊且令人瞩目的一种。固定且成熟的神道石刻出现于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前，但是在此前应该拥有更长的酝酿与发展阶段，其中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墓前石刻应该是霍去病墓前石刻。
霍去病墓石马
霍去病墓位于今天陕西省兴平县内，汉武帝的茂陵附近。在他的陵墓前安放了一批雕工粗犷但造型生动的大型石雕。有一座雕像被称作马踏匈奴，在强壮雄伟的骏马铁蹄下踩着一个满面长须的匈奴男子。还有一匹生动的卧马。霍去病是汉武帝的亲戚，他的大姨卫子夫是武帝极为宠爱的妃子。他年纪轻轻就立下志向要为国家开辟疆土，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样的豪言壮语。他曾经领军越过大漠，俘虏浑邪王子，夺取休屠王国的祭天金人，占领祁连山一带的匈奴活动区域，消除了匈奴进犯中原的隐患。使得被迫远迁的匈奴人唱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样哀婉的歌声。霍去病去世时年仅25岁，汉武帝下令将他的墓葬修建成祁连山的形状来纪念他的战功赫赫。这批石雕，包括跃马、卧马、卧虎、卧象、卧牛、卧猪、鱼、蟾、蛙、翁仲、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等石刻。也是为了彰显他征战边塞大漠的功绩而制作的。自此以后，在帝王和勋臣墓前设神道石刻逐渐成为一项历时悠久的传统。
位于孝陵石兽阵列的第一位是狮子。狮子并非本土动物，但在中国文化中，从帝王到民间，又能经常见到它的身影，因为太常见，反倒是不当回事，理所当然。但是其实它在中国境内的生存时间却不过两千多年。
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的往来甚早，狮子是作为贡品传入中国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后，西方的物产和文化不断传入中国。现在所知的有关狮子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班固的《汉书》。《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国有狮子，似虎，正黄，尾端毛大如斗”，又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狮子，两汉文献中，也通常写作“师子”，如果文献所言不虚，那么西汉时候就已经有狮子进口。
东汉时期，狮子输入中国的记载则更多。《后汉书·班超传》：“初，月氏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后汉书·和帝纪》：“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后汉书·顺帝纪》：“六月辛未，......疏勒国献师子、封牛。”
月氏、乌弋、安息、疏勒，这些都是古丝绸之路干道上的国家。
疏勒，在今新疆喀什，距离中国最近。
月氏，最初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由于被匈奴势力挤压，西迁中亚，到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位于疏勒以西。
乌弋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留下的城市之一，其具体位置众说纷纭，但都同意在今阿富汗境内。阿富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三岔口，北上新疆，东去印度，西往伊朗，都要从这里经过，尤其重要。
安息，即帕提亚帝国，是伊朗高原的古代国家。全盛时期，疆域不仅包括今天的伊朗全境，也包括两河流域。其地理位置正好在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因此是重要的商贸中心。
汉代以后，狮子的进口不绝于史书。其进入路线基本上是从伊朗、印度经过阿富汗和中亚，最后从新疆，一站一站地输入到内陆。经过千里迢迢抵达中国的狮子，往往被养在皇家苑囿内。北魏洛阳城中有专门关狮子的封闭式的里坊，《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罗国王所献，背施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
从自由的山林野地，到被豢养囚禁于里坊或者宫廷内，这种两极的命运令人难免唏嘘。无怪乎中唐诗人曾在《狮子赋并序》中感慨：顿金锁而长縻，闭铁牢而永固。悲此生之窘束，怀旧国而愁慕。
由于是珍稀的贡品，所以能够看到狮子形象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拿它作为艺术创作母体的热情。这样一来，艺术中的狮子形象和现实中的狮子从一开始就有了分野。
在《洛阳伽蓝记》卷五的《宋云行纪》中，宋云在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在乾陀罗国的一所寺院中看到跋提国王送给乾陀罗国的两头狮，“云等见之，观其意气勇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
宋云远在异域见到了真实的狮子之后才发现和在中国看到的艺术形象中的狮子有这么大的差距。可见，艺术中的狮子形象已经远远偏离了现实中的样子。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过艺术和观念加工的狮子形象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当人们看到自然界真实存在的狮子的时候，其反应却有些出人意料。唐代武则天年间，大食国献狮子，姚思廉上疏请求却贡。其理由是狮子“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武则天同意了姚思廉的请求。明成化十七年（1481），撒马尔罕苏丹进贡两头狮子，陆容上疏曰：“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舆不可以备骖服，不宜受。”陆容的理由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狮子既不可以作为郊庙祭祀天地、先祖的牺牲，又不能作为帝王出行乘舆车驾的坐骑，如此完全没有实用功能的动物只能是负担。弘治二年（1499），撒马儿罕又进贡狮子，大臣倪岳的却贡请求更加义正言辞：“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这一进言甚至于站在了道德的高度，以夷狄与泱泱中国之别，来说明朝廷不应该接受这一进贡。明孝宗嘉纳其言，李东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歌颂圣明的《却贡狮诗》。
石狮
所以在中国境内，作为石刻的狮子从一开始就有入口标志和守护大门的意思。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狮在今山东嘉祥武梁祠，其《石阙铭》明确记述了狮子凿刻的年代：“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孙宗作师，直四万。”狮子位置在阙前，阙后有神道、墓碑、祠堂、墓葬。唐代乾陵的石狮子是用来守护寝园的四个门，每门一对共四对，这类门狮多为蹲狮。
孝陵神道的狮子则一对蹲坐，一对站立。多有人认为朱元璋将狮子列于神道首位，是受了佛家的影响。雄狮在猎物前和黎明起身前往往大声吼叫，这是著名的狮子吼。佛教文化中，狮子吼是佛陀说法、开示微妙法门、直抵佛法最真实本意的一种公认的隐喻。佛陀也被认为是凡人中的雄狮，他的座席被称为“狮子座”，佛教艺术中广为流行的文殊菩萨塑像，就表现为文殊菩萨骑在一头狮子上的形象。朱元璋自十六岁入皇觉寺，虽在外游历三年，但后来在寺庙中的时光有四年之久，对佛教文化的浸染自然比普通人要深，因此这一佛教中常见的猛兽被置于神道首位也是情理中的选择。
百年前外国人眼中的神道石刻
我身边的南京人拿出童年的照片时，几乎总有那么一张，背景是孝陵神道上的石刻动物。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及经济匮乏，即便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也不能轻易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家门口的古迹成为可供艺术熏陶和认识历史文化的天然选择。
世界旅行基本上是一种现代发明，在此之前，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一辈子的生活范围都不会超过自家烟囱里的炊烟所能飘散的范围。而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由于此前传教士的著述，南京已经为欧洲人所熟知，加上以南京命名的特产使这座城市名气更大，所以南京成为外国来华人员必到之处，在他们的游记和文集中，留下许多关于当时明孝陵石刻的描绘，这一朱元璋遗留下来的古迹在他们眼中充满了神秘的异域风情，尤其是他们所代表的强盛的明帝国的遥远记忆与清王朝衰落现状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在这里，历史和自然都参与了进来。钟山雄健又秀美的背景中，石刻积淀着岁月递嬗的痕迹，或浅或深的灰色，加上斑驳剥落，隐秘与显现之间，倒反而更加丰富。正如当初锃亮光闪俗不可耐的祭器，后来变成了绿锈斑斑古朴凝重的青铜文物。大自然的破坏力量，在这里创造出了另一种美学。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南京在清代虽然被称为江宁府，但是在日常的民间用语中，这座城市仍然被顽固地沿用着以前的名字——南京，“江宁府”这一名称主要出现在政府公文中。
清末·阙伊绘明孝陵白描图之神道
英国外交官富赐礼在1861年作为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赴当时为天平天国占领的南京进行访问，并在后来发表了《天京游记》。其开篇便写道：
任何人如在南京稍有余暇，就应去看看明陵的废墟。天王的宫殿和所装饰的红、金两色的龙以及其它怪兽会使人感兴趣的；远征琉璃塔，在它的残砖中捡一些珍品也还值得；但两者都不如去山下埋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遗骸的紫金山那样有兴味。那地方对游客很不便，你不能跑步、步行或骑马直接到达，得绕圈子经过很长的路程······
在1895年至1900年期间生活在南京的德国工程兵上尉骆博凯写给家人的家书中，有着孝陵石刻的描述：
如同在中国各地那样，明孝陵这里也有恶鬼作祟的问题，幸好中国人及时认出了恶鬼试图走近墓地的方向，建造了一条绕弯的神道，两边站立着成对的巨大石雕动物和文武官员，阻挡着恶鬼进入。这些由巨大岩石雕凿成的不可思议的形象看上去确实令人有阴森可怖的感觉。在接近陵墓的地方，先是官员和武士，继而是家养动物狗、羊和马，然后是大象和骆驼，最后是狮子（明孝陵神道石刻中并没有狗、羊，但有麒麟、獬豸）。这些石雕绝大部分还都保存完好。因此我骑马经过神道时，还要挥动几下鞭子，催促我的马从分立两边约有3米高的石像中间穿过去。
英国政治学者狄更生（1862-1932）对中国文化和文明推崇备至，他于1912-1913年先后到印度、中国和日本旅行，在中国期间，他会晤孙中山，拜谒孔庙，游历南京、北京、长江三峡等地，并写有《南京》一文，文中说：
南京的主要名胜“明孝陵”坐落在城外。引人入胜的不是陵墓，而是通往陵墓的道路。由巨石雕刻而成的硕大的人兽形象排成队列。首先是野兽——狮子、骆驼、大象、马，一对卧倒一对站立地相间隔，然后是武官和文官的人像。我说不出他们象征着什么。据说他们是守卫神道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处于孤独之中。他们所引导通往的地方仅是一座小山，我猜想可能是在石质基础上人工堆砌而成的。
相比于西方人行文中的文化隔膜感，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明孝陵则充满了迷离的末世之感，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考察，民国十年的孝陵在他的笔下是这样的：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两人走在了通往钟山孝陵的一座宏伟的石桥上。孝陵因太平天国之乱，楼阁殿堂大抵被烧毁，随处尽是野草。离离青草中，或立着巨大的石像，或残存着门基。此情此景，绝非于奈良郊外的碧草中追忆腰佩银钉宝刀的贵公子时的寂寥之情所能相比。这座石桥的石缝间，随处都开着一簇簇的蓟花，这一景象本身就充满了怀古的诗境。
在清末民初明孝陵的老照片中，孝陵神道石刻也是最为常见的素材。和今天神道石刻被淹没于浓荫绿树中不同，100多年前的钟山表面由于植被荒芜，草木稀疏，石刻于是显得愈发突兀，而体量巨大。当时甚至有人拿这里的石刻与埃及金字塔做比对，其对于观者的震撼也由此可见一斑。
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工程兵上尉骆博凯将神道上的麒麟和獬豸错认为家养的狗和羊，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了解，游人认错石刻动物的情况应该并不少见，这其中主要是文化隔膜带来的误解。在逝者墓前树立人和动物的雕像这一传统在中国自西汉开始，已经逾两千年，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传统形式的保持与雕像主题的变化并行不悖的存在着，现实中的动物与传说中的神兽交织，从而形成了跨越时间、空间的蔚为大观的神道石刻群体。
森然象卤簿
中国人驯化野象，至少从遥远的夏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黄河中下游的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要高 2—3 度，即使华北平原地区也属于亚热带气候，因此这里的大象极为普遍。黄淮和长江流域水草丰茂、人烟稀少之地，象群出没，乃是常见的事。大象的长鼻是鼻子和上嘴唇的延长体，有敏感的末端，能灵活地转动，随意弯曲，用以取食物、吸水、搬运和捡拾物品，起着如同人类的“手”的作用。宋陆佃《埤雅·释兽》：“象所食物皆以鼻取之，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针”，可见 900 多年前的人，对大象的观察已经如此细致入微。
古代黄河下游多象，还反映在一些地名的由来。河南省简称豫，这个豫字的由来，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认为：《禹贡》豫州之豫，为象、邑二字合文，其命名之义，豫当以产象得名。胡厚宣先生认为，河南一带在《禹贡》和《周礼》等书中称为豫州，这个豫字从象，予声，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无论是产象也好，驯象也罢，都说明河南地区在古代有野象分布。
北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大象的生存界限不断往南推移，但统治者依然可以通过今越南一带的进贡获取大象。这一时期，南方各地和南亚各国，进献大象和驯象，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往各代。如《明实录》中，从公元 1369年起至 1414 年，南亚各邻国，如占城、安南、老挝、真腊、暹罗等，以及我国云南腾冲、永昌、车里、乌户撒等地方，总共进献大象达五十次之多。这些郊国每次进象，还常配有饲养员（象奴），最多者竟达六七十人，他们是驯象的专家和能手。
大象供日常役使，或用于战争助长军威，或利用象牙制品作装饰品外，封建统治者还豢养象只，为宫廷朝会仪仗使用或者纯粹赏玩，并由此成为传统。
在《周官》里有“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的记载，当为中国有仪象之始。汉代，在宫廷里也有驯象。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夏四月，曾有“惊马逸象突入宫殿。”三国时期，有吴国贺齐奉使回归，孙权亲出“祖道”迎接，并“作乐舞象，赐齐軿车骏马。”
唐代玄宗时期，国力强盛，长安城皇宫中豢养了大批可以“或拜舞，动中音律”的舞象，可以根据音乐节奏起舞跪拜。安史之乱后，这些巨型宠物落入了安禄山之手。据《避暑漫抄》载：“上西幸蜀，禄山以车辇、乐器及歌舞衣服，迫胁乐工，牵引犀象，驱掠舞马，尽入洛阳，复散于河北，向时盛之，扫地而尽矣。”他大开宴席，并狂言曰：“吾当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见吾必拜舞。鸟兽尚知天命有所归，何况人乎？于是左右引象来至”。但是，没想到这些舞象“瞪目愤怒，略无拜舞者”一动也不动。颜面尽失的安禄山令人将这些舞象推入深坑，先烧后杀，尽数屠戮，以至于血流数丈。围观的天宝旧人和乐工观之，无不掩面而泣。有“禄山大怀惭怒，命置于槛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壮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数丈，鹰人、乐工见者，无不掩泣。”
经过象奴驯化的大象乘坐起来远较马车平稳，而且虽然看起来大象步履迟缓，但因为步幅很大，一步抵得上骡马两三步，所以元朝的皇帝尤其喜欢乘坐象辇。占城、交趾和真腊被蒙古人征服后,每年进贡的重要贡品中就有大象及驯象师。据《元史·舆服志》记载，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即今什刹海至积水潭一带。为什么要养在这里呢？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气温略高，大象可以熬过漫长的严冬。如《析津志》所说“今养在匠城北处，有暖泉”。《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提到了忽必烈乘坐的由四头大象所负载的象辇：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
石象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不仅骑乘大象，还养了一头能够跪拜起舞的宠物象。当徐达大军攻破大都，顺帝北逃后，徐达把这头被留在大都的驯象运往南京献给了朱元璋。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明代藏书家郎瑛《七修类稿》所载《义象行》一诗的一唱三叹更详细地记载了这头大象在南京城的悲情命运：
“象奴劝之拜，怒鼻触象奴”，大象不听象奴的指挥，拒绝向大明王朝的新君朱元璋行跪拜之礼。甚至绝饮绝食，“赐酒不肯饮，哺之亦不餺”“屹然十日受饥渴，俯首垂泪愤且吁”。诗文还进一步阐述，说此象“忆昔君王每巡幸，象当法驾行天衢。”作为元顺帝巡视各地时的随幸宝驾，那么既然食元君之禄，便当“南来誓死骨为枯”，宁死也不肯降服的。
朱元璋一怒之下杀了这头不向自己低头臣服的大象，但又有感于它是头义象，比降明的元朝大臣危素有气节，就让人做了两块木牌，分别写“危不如象”“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双肩，嘲讽他“嗟尔食禄人，不如饭豆刍”：食元君俸禄的人，气节还比不上以豆刍为食的象。
明初，朝廷还专门设有驯象卫，在南宁一带捕象。驯象卫里有所谓百夷族人（即白彝族）和占城人，他们是捕猎和驯服野象的行家。每有所获，即令占城“象奴”送至南京。如今南京光华门外的“象房村”，便是明初朝廷豢养宫廷仪象的场所。
明·《出警入跸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永乐帝定都北京以后，政治中心北移，供帝王玩赏的大象也随之北迁。在北京设有驯象所，属锦衣卫管辖，驯养的大象被列入大朝会的仪象。《日下旧闻考》曰：“凡大朝会，役象甚多，驾车驮宝皆用之。若常朝止用六隻耳。”关于常朝大象值班，有一段发生在明代嘉靖时期的有趣故事，一只被临时派去值朝会的大象，不肯听从象奴指令，由此上演了一出早朝上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嘉靖《广信府志》载：
铜驼朝入望
自丝绸之路开通之日起，骆驼就成为中西之间贸易通道上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特殊的生理构造，他们能够生活在大漠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也正是它们，为中原地区的皇家贵胄、达官显贵们驼来了异域的珍宝、香料与皮毛。连同它们自身，也成为献给皇帝的礼物。《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都提到了汉代今内蒙古一带一直是出产骆驼、野驴等奇畜的地区。宋代彭大雅《黑鞑事略》也谈到蒙古高原多“橐驼”，这些骆驼中有“双峰者，有孤峰者，有无峰者”，反映当时高原一带多驼。元代柳贯《滦水秋风词》：“西风初吹白海水，落日正见黑山云。旃庐小泊成部署，沙马野驼连数群。”描绘了元代滦河上游野驼成群的景象。
骆驼作为墓葬神道石刻，历来多有学者撰文认为是孝陵首创，并为此后明清帝陵继承。然而，在孝陵之前，果真无墓葬前置骆驼的传统吗？
答案是否定的。
墓葬神道石刻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学界多认为其目的在于“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也就是说，墓前石刻设置的初衷是模仿墓主人生前的仪仗护卫，事死如生，且以石刻制，不太会因为人事战乱，湮没无迹，可存久远。纵观自秦汉至明初的帝王和臣属墓前石刻，虽然并未发现有实物留存的石骆驼，但文献中却依然留有其存在的证据，不可以轻易忽视。
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学名著《水经注》记载：“（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冢列数碑，……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二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雕毁。”睢阳位于今河南商丘，桥玄乃汉末名士，官至太尉，曹操和曹丕都曾亲至其墓前祭奠。郦道元作为地理学家，亲身游历秦岭以东、长城以南的广阔中原大地，且北魏距汉末不过三百年，其所见所述当为可信。
更晚一些的唐代传奇小说《酉阳杂俎》中有“汉元帝竟宁元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这一小说家言历来被视为荒诞之语。但除去怪诞夸张的文学成分，其透露出的更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唐代人眼里看来，陵墓前是可以放置骆驼的。
成书于宋元之间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也有天子山陵之前设石骆驼的记载：“至明堂前御道阔五十步，……前安通使舍人一对，石虎一对，羊一对，马一对，象一对，驼一对，左右将军，灵台碑二座，接引舍人二对，华表柱二对……”
骆驼
南北朝至隋唐宋元，骆驼自墓前神道石刻的题材中消失了近千年，至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在孝陵的营建中重新拾起这一古老题材，其原因既有其恢复汉唐之制的文化背景，也脱不开来自元朝的直接影响。
在元代，骆驼是皇帝出行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皇帝出行时，有马鼓、驼鼓、骡鼓随行。马鼓是在马背上安一个四足木架，木架上放皮鼓。驼鼓则是在双峰驼的两峰之间架一面小鼓，骑者也是鼓手。“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
此外，骆驼也是王公贵胄出行的骑乘工具。元初耶律楚才之子耶律铸曾作《过骆驼山》诗二首。第二首诗云“昔驾朱轮白橐驼”，就是说自己当年位高权重之时乘坐的白驼朱轮大车。而《元宫词百章笺注》载“春游到处景堪夸，厌戴名花插野花。笑语懒行随凤辂，内官催上骆驼车。”可见宫内女眷出行也是乘坐“骆驼车”，而这一特殊现象是元代独有的。
改朝换代可以于朝夕之间完成，但文化习俗的改变进程却要缓慢得多，骆驼在元代上层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到明初势必仍有余响。孝陵石刻骆驼的出现既可上溯至汉魏，又有蒙元胡风的直接影响，这一对待传统的态度，在明初颇具有代表性。对远去华夏正统的追慕，与此前蒙元遗留习俗的强大惯性，在这一时期形成特有的碰撞，在方方面面勾勒出了明朝初年独特的社会风貌。
大金门
道路的尽头，可以看到一座灰色砖墙、三门拱券的单体大门式建筑，便是孝陵的第一道大门——大金门。
大金门两侧环围孝陵的墙垣为明成祖朱棣所修建。据《明太宗实录》记载：
永乐二年十一月丙辰，上御奉天门召成国公朱能谕曰：“今天气愈寒，民筑孝陵垣墙者可悉罢归。未毕之工令军士毕之，军士就役者，日给之钞。”复曰：“朕今日夙兴，觉寒气袭体，因思百姓之劳，故命尔罢遣。尔不可因循稽缓，军士就役亦难，但旦出暮归，比百姓服役数百里之外差异，然亦宜恤之，毋尽其力，盖隆冬盛寒，非先帝陵寝，朕亦不劳之也。”
墙垣的修建不止征用了民夫，还有军士。适逢隆冬盛寒，成祖体恤服劳役的百姓辛苦，遣散他们回家，余下的工程则由军士完成，还会支付工钱。最后还说，如果不是因为涉及到先帝陵寝，兹事体大，也不会如此。
这道墙垣的长度，根据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所著《读礼通考》中，为四十五里。徐乾学为江苏昆山人，于康熙年间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并于家中建藏书楼“传是楼”，乃中国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他生活的时代距离明代不远，又因编修《明史》的原因大量接触明代史料与明人文集，但即便如此，也感叹“明太祖孝陵典故，以革除之事，《实录》、《会典》并无纪载”，可见明末清初之际，关于孝陵营建的典故，已经有许多模糊不清、乃至解释不通的地方了。
清·陈卓《天坛勒骑》局部
大金门
20世纪 60年代，有关单位曾对大金门屋顶进行清理，根据清理后的结构判断，大金门原来是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用绿色琉璃椽子。这一清理的结果与《灵谷寺图》中所绘的大金门屋顶形制为单檐歇山顶一致。屋檐以下不施斗栱，而以石制的挑檐取代，结构简洁坚固。如果这一调查无误，则大金门这种用石料做挑檐的情况，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非常突出的“仿木”现象，也就是许多砖构、石构的建筑，都普遍地套袭木构建筑的形态和形象，“唯木作是遵”。这是由于木构架建筑体系发展在先，已形成既定的规制，在“率由旧章”的观念下，即使采用和发展了新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琉璃等，但建造制度和技术却还是参照了木构建筑的式样。
铁马夜常趋
明孝陵神道分为两段，第一段东西向，依次为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和马。
马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已经不是今人能够想象。“衣食住行”的“行”及史书上血迹斑斑的大小战事，都离不开马。中国历史上的马主要有本土的蒙古马种和来自中亚地区的波斯马。有学者根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马匹形象判断这些马属于甘肃、青海一带出产的“河曲马”品种，特点是个子小，四肢粗壮，颈短臀圆，胸宽背阔。这种马的优势是力气大，耐力强，但缺点是奔跑速度低。在霍去病墓前树立的石雕马匹也是这样腿短体矮，粗壮有力的形象。它们都是属于中国本土的蒙古马系列的品种。要获取身材高大、奔跑迅速的良种马，就要去西域乃至中亚地区寻找。
汉武帝为了改变对匈奴作战的劣势，一心改良马种，首先派使者与居住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部谈判和亲，得到了乌孙人驯养的良马，并且把它叫作“天马”。著名的古代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报告汉武帝大宛地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有一种汗血宝马，引起了嗜好良马的汉武帝的极大兴趣。他先派遣使者，带着千两黄金和黄金打造的金马去大宛换取好马。大宛国王认为大宛与汉朝领土相隔遥远，汉朝的大军鞭长莫及，加上汉朝的使节狂妄无礼，就拒绝了使臣的要求，并且派兵杀死了汉朝使节，夺取了使者的财物。
大汉的天子一怒之下任命大将李广利为将军，率领数万人马去攻打大宛。但由于沿途的西域各小国不供给汉军粮食，大宛国又坚守城池，难以攻克，李广利的第一次出征大败而归，仅有十分之一、二的士兵活着回到敦煌。汉武帝再次调给李广利六万士兵，还有十八万人的军队用于转运粮草和后方保卫，命令他继续攻打大宛。这次出兵包围大宛城，有了后勤供应，持续攻城四十多天。大宛居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杀死国王，拿着国王的人头出城投降，声称如果汉军保留国人性命，就允许汉军任意捡取好马，否则宁可将所有马匹杀光。这样，汉朝军队便与大宛订立了盟约，选取了良马几十匹，中等以下马匹三千多匹，胜利回国。在夺得大宛马以后，武帝将原来的乌孙“天马”改叫“西极马”，将这种外形神骏的大宛汗血马称“天马”。
石马
祥瑞之兽獬豸、麒麟
獬豸最早在史籍中出现，就呈现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样子。《后汉书》卷四十二云：“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注引《异物志》云：“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东汉王充《论衡·是应》中有：“獬豸者，一角之羊也……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晋书·舆服志》云：“或说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太平御览》卷第八百九十引《论衡》云：“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
獬豸
神道上有另外一种与獬豸长相极为相似，唯身体布满鳞片的石兽为麒麟。麒麟乃是古代的“四灵”之一，《礼记·运礼》云：“麒凤龟龙，谓之四灵。”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尔雅·释兽》中说麒麟是“麇身，牛尾，一角”。麇，即獐，在分类上鹿与麇同属一科，体态极为接近，可见这是一种融合了鹿、獐、牛等动物形象于一体的兽类。
麒麟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十月丙申在绛州出现麒麟，接着丙午又在含元殿前发现麟趾，高宗非常高兴，将翌年正月一日改为麟德元年。
明人画麒麟
骆驼作为墓葬神道石刻，历来多有人认为是孝陵首创，并为此后明清帝陵继承。然而，在孝陵之前，果真无墓葬前置骆驼的传统吗？答案是否定的。
墓葬神道石刻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学界多认为自西汉霍去病墓始，至东汉帝陵逐步发展完备。其目的在于“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也就是说，墓前石刻设置的初衷是模仿墓主人生前的仪仗护卫，事死如生，且以石刻制，不太会因为人事战乱，湮没无迹，可存久远。纵观自秦汉至明初的帝王和臣属墓前石刻，虽然并未发现有实物留存的石骆驼，但文献中却依然留有其存在的证据，不可以轻易忽视。
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中记载：“（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冢列数碑，······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二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雕毁。”睢阳位于今河南商丘，桥玄乃汉末名士，官至太尉，曹操和曹丕都曾亲至其墓前祭奠。郦道元作为地理学家，亲身游历秦岭以东、长城以南的广阔中原大地，且北魏距汉末不过三百年，其所见所述当为可信。
更晚一些的唐代传奇小说《酉阳杂俎》中有“汉元帝竟宁元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这一小说家言历来被视为荒诞之语。但除去怪诞夸张的文学成分，其透露出的更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唐代人眼里看来，陵墓前是可以放置骆驼的。
如前所述，墓前的石刻是主人生前仪卫的再现。在宫殿建筑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骆驼的身影。曹魏时期，都城洛阳城南、北宫城之间有铜驼街，其得名是因为在南北宫通道上有两件铜驼。在中国古代，陵墓用石雕，宫殿用铜雕，一直是个传统，秦汉至明清基本如此，其题材相通不足为奇。因此，汉魏之际，墓前陈设石骆驼是基本可信的。
南北朝至隋唐宋元，骆驼自墓前神道石刻的题材中消失了近千年，至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在孝陵的营建中重新拾起这一古老题材，其原因既有其恢复汉唐之制的文化背景，也脱不开来自元朝的直接影响。
在元代，骆驼是皇帝出行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皇帝出行时，有马鼓、驼鼓、骡鼓随行。马鼓是在马背上安一个四足木架，木架上放皮鼓。驼鼓则是在双峰驼的两峰之间架一面小鼓，骑者也是鼓手。“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
此外，骆驼也是王公贵胄出行的骑乘工具。元初耶律楚才之子耶律铸曾作《过骆驼山》诗二首。第二首诗云“昔驾朱轮白橐驼”，就是说自己当年位高权重之时乘坐的白驼朱轮大车。而《元宫词百章笺注》载“春游到处景堪夸，厌戴名花插野花。笑语懒行随凤辂，内官催上骆驼车。”可见宫内女眷出行也是乘坐“骆驼车”，而这一特殊现象是元代独有的。
改朝换代可以于朝夕之间完成，但文化习俗的改变进程却要缓慢得多。骆驼在元代上层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到明初势必仍有余响。总而言之，孝陵石刻骆驼的出现既可上推至汉魏，又有蒙元胡风的直接继承。但若说“首创”，实在失于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