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赞美中国文化，目的恐怕并不单纯

在中国各大网络平台的历史圈中，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法国著名的启蒙哲学家伏尔泰，竟然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只需稍微在百度上输入一些关键词，我们就能找到大量关于伏尔泰与中国文化的文章，这足以说明伏尔泰关于中国的言论传播的有多么广。

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思如泉涌、满腹经纶的外国知识分子，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好满足了伏尔泰对于开明君主制的喜好，他认为中国的法律是“帝国是一个家庭，公共事业被视为首要义务”，这种制度是符合自然法的；他将孔夫子视为理性与智慧的阐释者，“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欺骗人类，伏尔泰认为儒家学说是道德化的理性宗教，儒家的“仁”与“宽容”比起不断迫害异教徒的西方文化来说，要强上不少；

伏尔泰亦称赞现代看来治国能力不太好的乾隆，不但将其视为一个开明君主，而且认为乾隆是位伟大的诗人，他甚至声称自己曾经给中国皇帝写过信；伏尔泰甚至还根据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写了一份改编剧本—《中国孤儿》，此剧在法国曾引起了轰动。

很明显，把伏尔泰对于中国的赞美展示出来，很能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情怀，不过，凡事最怕认真，当我们仔细考察伏尔泰的言论后，会发现伏尔泰在其中加入了大量不符合真实历史的想象与扭曲。而这些想象与扭曲，有很多都是伏尔泰刻意进行的，因为他希望利用中国的历史，来对欧洲的时政进行针砭时弊。

伏尔泰

在著作《风俗论》中，伏尔泰曾介绍过中国的元末起义。不过，伏尔泰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于外族统治问题，而是归结于宗教冲突：“皇帝沉湎女色，宠信喇嘛教士，激起了子民的怨恨，与喇嘛为敌的和尚首先发难。”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将朱元璋视为一个因不满宗教迫害而起义的佛教徒：“一个原先是和尚庙雇工的冒险家带着几名强盗，自立为首领。”。

伏尔泰的著作《风俗论》介绍了各种非西方文明的风貌，但其中有不少扭曲之处

伏尔泰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扭曲，有着他自己的目的：他希望将元末起义类比为法国的胡格诺宗教战争，以此控诉法国的宗教压迫。胡格诺宗教战争的原因便是因为法国新教徒（又名胡格诺教徒）收到了主流宗教天主教的压迫，因而起义。伏尔泰深知这次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便以元末起义来进行隐喻。

胡格诺战争是法国的历史创伤，图为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

在伏尔泰对清朝政府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权力受限、平民享有权利与自由的开明君主制国家：“允许人们在皇宫中的桌子上写下他们认为朝廷中应当谴责之事。”、“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

这简直不像是在形容明清社会的言辞！众所周知，中国的君主专制在清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点。皇宫内不但不存在可以供人们放置意见的桌子，而且所有高级官员还要定期向皇帝递交折子请安；民众拥有权利和自由更是无稽之谈，清代的文字狱和思想管控何等猖狂，哭庙案、通海案、江南奏销案中多少知识分子被清政府迫害。

文字狱在乾隆时代发展到顶峰，但伏尔泰却对乾隆大加赞誉

清代的君主统治绝对称不上开明，但伏尔泰本人对开明君主制情有独钟，他曾写了一本《路易十四时代》，专门赞颂这位将绝对君主制推向顶峰的太阳王，因此，他不惜对中国社会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想以中国作为开明君主制的模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太阳王路易十四是伏尔泰非常喜欢的法国君主

综上所述，伏尔泰确实对中国文化相当感兴趣，但他的兴趣也只是浅尝而止，在很多具体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话题上，伏尔泰的言论可谓漏洞百出；而伏尔泰之所以吹捧中国文化，原因则是将中国树立为一个典型，从而为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开路，因此他不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