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录》当然，《思想录》的难于研究并非简单源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够，和其文本本身的难度和这部著作本身的编辑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帕斯卡尔对宗教、哲学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很多。除了正式的论文之外，他的许多思考以札记的形态存在。但是，这些札记的性质并不一致。有些是未刊文章，有些是试图完成的文字的一部分，也有些只是一些哲学和宗教断想。这些并不连续的文字怎么拼接，往往成为摆在后世编纂者面前的首要问题。至其去世到当代，法国学术界对帕斯卡尔《思想录》文本的构成方式和排列次序的讨论不断，也涌现了布朗什维克（Leon Brunschwicg）、梅斯纳（Jean Mesnard）、拉佛马（Louis Larfuma）等重要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克斯特（Dominique Decoste）、秀林（Jean Thiourin）等人还原《思想录》原始文本形态的工作更是推翻了很多前人的见解。这样繁复的语文学工作，自然也就让文化背景与帕斯卡尔所在的17世纪法国千差万别的中国学人望而却步。但是，理清语境，对《思想录》的文本形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往往是真正理解《思想录》的开端。我本非近代法国思想的研究者，在当代西方思想领域遇到了帕斯卡尔的一些论述，故而想深入阅读。即便如此，读到文本时，也觉得七宝楼台、美不胜收，但却不得解释门径。读了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不理解这本书的成书和演变过程，也很难深入理解《思想录》中很多义理上的问题。在探索过程中，布朗什维克的《思想录》本子对我启发很大，而其序言考辩源流，分疏详尽，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颇值得让国内相关人士阅读。布朗什维克本人是就是重要的哲学家，在柏格森之后，他被看作法国最一流的哲学家，多年执教于高师。他本人深受德国观念论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影响，对科学和道德意识的发展持温和的演化论观点。他对数学哲学、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起源持一种一元论看法，某种程度上，这种贯通科学和人文的论点是典型的19世纪看法。他的哲学史贡献要比自己的哲学论述来得大，通过转化德国唯心主义的相关论述，他试图提供一套理性（Raison）和良知（Conscience）在西方哲学中协同演化的历史叙述。其中，以蒙田-笛卡尔-帕斯卡尔这条线索是这段历史中他尤其关心的环节。因为，这三个思想家的演化进程，既是理性经由怀疑主义走向自我确证和自我设限的过程，又是理性和道德良知在矛盾中重新完成综合的过程。布朗什维克试图论证，近代早期法国哲学实际上为现代理性和道德哲学演化进程提供不亚于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贡献。这个论述现在看来不算有穿透力，但影响力很大。当代帕斯卡尔研究者伽罗（Vicent Carraud）的著作《帕斯卡尔和哲学》（Pascal et la philosophie）虽然没有严格遵循布朗什维克理性演化论的角度，仍然继承了布朗什维克在近代早期法国哲学的问题域内处理帕斯卡尔的风格。但是，布朗什维克的《思想录》编纂更值得说的，并不是哲学贡献，而是文献学贡献。一方面，这一编纂确立了通过语境来考述《思想录》各个札记含义的现代《思想录》的编纂方式；另一方面，布朗什维克更为具有“哲学意图”的编次方式受到了后世文学研究者的挑战。显然，布朗什维克很想让《思想录》的研究变得“客观”而有“文献学”依据，而在梅斯纳等新一代编纂者而言，他的工作仍然是“哲学的”、“主题先行”的。这种“中间状态”并非作为哲学史学者的布朗什维克的失败，相反是他的成功。因为，后世的《思想录》考订也就绕不过布朗什维克的这个本子，而必须通过挑战他的考证和论述，来进行《思想录》的研究。除了对后世的影响之外，布朗什维克的《思想录》综述了前面编纂者的成就。这一点在我所阅读的前言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盖棺定论”并不止于版本和编纂的历史，而是一部围绕帕斯卡尔构造出的法国近代思想史。当然，这段思想史止于布朗什维克所在20世纪上半叶，此后法国思想界风起云涌，帕斯卡尔的影响仍未消退，戈德曼（Luicien Godmann）、阿尔都塞、巴丢、马利翁（Jean-Luc Marion）等人对他征引不绝，分析角度也日新月异。但是，在此之前，帕斯卡尔已经深入影响法国的一代代思想者，却是国人所不知的。布朗什维克的综述让我耳目一亮，也颇让人觉得可以介绍一番。布朗什维克首先指出，到底什么算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其实在一开始是不明晰的。在帕斯卡尔的朋友，同为冉森派的阿尔诺和尼科莱看来，帕斯卡尔转向冉森派进程中的修行感悟和护教论述当然是最有价值的片段，值得编纂成册。但是，最早的编纂者不是这两位密友，而是一位本笃会修士让·桂西耶（Jean Guierrier），他手里的抄本似乎是帕斯卡尔《思想录》的最初次序，许多帕斯卡尔研究专家，如拉佛马，就试图参考桂西耶抄本的次序去复原思想录的样貌，将许多无法置入这一抄本的文本归入“无法归类”部分。还有一个抄本是桂西耶的侄子所录，与这个抄本有些形态上的区别，但无大异。但是，布朗什维克认为，这个抄本已经不是帕斯卡尔思想录许多札记的底本。因为，在帕斯卡尔死后，与他关系密切的波雅尔修道院里的各个密友和试图公布《思想录》的赞助人们已经开始为了自己的目标修改底本了。帕斯卡尔的家人，以及冉森派的学者阿尔诺和尼科莱肯定希望帕斯卡尔维护冉森派的护教文字得以保存，而天主教修会的赞助人和编辑则希望给帕斯卡尔“消毒”，将这些冉森派的痕迹抹杀掉；而且许多天主教编纂者认为，帕斯卡尔在临终受洗的时候放弃了冉森派异端。这场语文学背景下的宗教之争，最终是阿尔诺胜出。所以最开始的《思想录》有着很深的宗教斗争倾向，为了捍卫帕斯卡尔“冉森派圣人”的名誉，阿尔诺甚至篡改了桂西耶抄本在内的一系列帕斯卡尔札记的底本。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始，这样一个服务于宗教争执的《思想录》本子开始被人所质疑。两位启蒙运动的大人物孔多塞和伏尔泰成为了重编思想录的重要人物。孔多塞首先质疑了波雅尔本，即冉森派所推崇的《思想录》版本的准确性，试图回到桂西耶抄本去编纂《思想录》的文本。其次，是收罗了帕斯卡尔许多并不在《思想录》之中的札记，例如《论几何学的精神》、“说服的艺术”、“回忆录”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布朗什维克的《思想录》之后，这些本子又逐步退出《思想录》的范围，成为单行本。而且，孔多塞的对《思想录》次序的安排也鲜明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风貌，那个被阿尔诺压抑的，充满怀疑精神和理性色彩的帕斯卡尔被置于文本编纂的“中心”位置。孔多塞将“几何学精神”和“说服的艺术”这两个非常系统的文章置于思想录的开头，显然暗合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修辞和理性在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而宗教性的札记置于最后，似乎暗示帕斯卡尔是探索理性限度之后，才变得“老成”，投入了上帝的怀抱。相对于孔多塞，他的资助人伏尔泰则不那么“启蒙”，尽管后者是启蒙运动毫无争议的标杆人物。伏尔泰早年看中帕斯卡尔的“上帝之爱”，后者正好反对那种基于经验观察而“没心肝（Misanthrope）”的英国哲学；晚年则佩服帕斯卡尔对理性限度的洞察，似乎幸福问题总是少数人的宗教和多数人的宗教之间的争执，也就是“是阿尔诺和索邦神学家们的争执，冉森和莫利纳（耶稣会神学家、法学家）的争执。”但是，另一个编纂帕斯卡尔文集的潮流则仍然属于天主教内部。吸收了德莫席勒（P.Desmolets）的集轶工作，博叙埃主教的工作仍然是淡化《思想录》的“护教”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思想录》宗教性的弱化，博叙埃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那些讨论世俗科学和文化问题的论述分为一卷，而讨论宗教问题的分为第二卷。这个分发看似把帕斯卡尔的“宗教讨论”变得纯粹了，但反而偶合了孔多塞启蒙主义者的路线。因此，即便有博叙埃这样的思想家为之背书，它很快便丧失了权威性。而进入19世纪以后，《思想录》的编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语境。而法国哲学家库赞（Victor Cousin）成为了新的“权威”。尽管当今名声不显，库赞对现代法国哲学体系和哲学教育体系的奠定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哲学史的编纂和哲学经典著作的选择和教授，他将哲学服务于建构法国共和国风俗和道德的基础，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哲学成为高中和大学的必修科目。他同样关心帕斯卡尔，但是，他显然把帕斯卡尔看成了现代浪漫主义的先驱，一个对秩序和道德充满乡愁的作者，一个17世纪的夏多布里昂。在编纂上，库赞也将帕斯卡尔的札记看作是一种偶合于浪漫派片段写作的产物（他其实是德国哲学在法国比较早的推动者）。所以，他将长篇的“护教”札记驱除出了《思想录》，而把一系列通过集轶得到的零散段篇放了进来。这样一种“文人化”和“保守化”的处理暗含了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思想界的内在整理，承认科学和理性精神，又必须将之和共和国上层资产阶级对秩序和风俗的尊重调和起来。布朗什维克并没有公开指出这一点，但他不动声色的叙述其实暗含了对库赞的某种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哲学家，帕斯卡尔最“哲学”的部分在库赞的编纂中被耽搁了。而库赞虽然试图按照桂西耶和他侄子的两个抄本重新编纂《思想录》，但他所支持的版本仍然忽略了一些片段被误认为抄本内容的错误，比如讨论“耶稣之密契（mystere de Jesus）”的片段。而在19世纪后期，库赞的权威被新的编纂者替代。这位编纂者就是恩斯特·哈维特（Ernst Havet）。他是索邦大学有名的拉丁修辞学教授是同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勒南（Ernest Renan）的好朋友。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对库赞和其支持的编纂原则的批评恰恰试图恢复博叙埃的编纂原则，后者在其诞生时呼应了启蒙思想家们对《思想录》的理解。但面对更“浪漫”的库赞时，博叙埃变得保守且更有宗教性了。哈维与勒南一样不是宗教徒，但却强调宗教的形式和效果与现代世俗生活的关系，在他看来，帕斯卡尔所说的宗教律令并非对过去的乡愁，而是塑造当代法国道德和文化秩序的一个参照，是基督教道德存在和发展的证据。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因为哈维特重新认识了帕斯卡尔，例如工联主义者索雷尔，右翼天主教哲学家马利坦，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奇妙结合起来的“法国之尼采”：贝基（Charles Peguy）。由此，至少在布朗什维格之前，《思想录》的编纂史折射出法国思想史的运动进程，并折射出思想者在变动的文化潮流中不断的偏移。不仅如此，界定《思想录》文本范围、文本次序和编纂原则的力量虽然呈现为语文学问题，却受到这一问题的主导：是可被反思的“理性”还是独断的道德或宗教“规范”决定了帕斯卡尔的思想。显然，对于法国这一重视天主教秩序，却又诞生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革命的国家，这两者似乎截然对立，却又共生并撕扯着每一次思想运动。而布朗什维克的编纂原则很有意思，他盛赞哈维特的认真工作，并赞同他对伏尔泰的批判，但他对《思想录》文本次序的处理却是伏尔泰和孔多塞式的。表面上看，他与桂西耶本一样，先把“秩序（Ordre）”放在了手卷，但这一卷的内在原则充分体现了帕斯卡尔对笛卡尔《方法谈》的继承，大谈几何学秩序（l'ordre de géométrie）和精微秩序（l'ordre de finiesse）的区别。显然，不管考证多么精密，布朗什维格在本能上仍然选择了哲学，而不是道德或者宗教，来把握帕斯卡尔的思想。如果以当代的标准来讲，后来的《思想录》编纂本已经超过了布朗什维格编纂本的校刊价值。但是，这个本子的意义并不在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此之前，《思想录》文本的编纂始终若隐若现地呼应法国思想史中理性批判和道德规范建构的张力，思想界的分歧内化在编纂原则之中。如果按照伽达默尔的话说，《思想录》自发端到布朗什维克的编纂，就是文艺复兴晚期到一战时期法国思想史一个侧面的效果史。而自布朗什维克之后，帕斯卡尔《思想录》的编纂则呈现出一个彻底的转向，编纂者试图放弃自己思想倾向的介入，回到桂西耶叔侄的两个抄本。但是，这样的编纂却和二战以后日益丰富的《思想录》解释逐步脱离开了。某种程度上，虽然梅斯纳、拉佛马、塞里耶（Philippe Sellier）的工作越来越成功，《思想录》的编纂和解释者的思想史立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迂回。尽管，《思想录》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清晰，而它和法国思想界变动的鲜活关系则需要用另一种方式重新维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