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前辈丨李浩忠：我在朵云轩印《延安颂》
1960年，我从上海出版学校的木刻水印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当时我们单位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版水印室，后来才成立朵云轩书画社，朵云轩和人美社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常有人员相互调动。我们全班一共是26位初中同学被分配到木版水印室，我被安排到水印间工作。
李浩忠（后排左二）和木版水印师傅、同学
木版水印室分四个部门：勾描间、刻版间、水印间、装裱间，这四个部门的工作环环相扣。
勾描间主要解决“形”和“分版”的问题。何为“形”？就是一幅画的线条必须要勾描得自然到位，和原稿无二致，比较考验勾描师傅的绘画功力。何为“分版”？就是按照颜色、线条等标准把原稿分版绘制，如果分得不好，则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水印工作，所以有时也需要大家讨论，征求水印间同事的意见。刻版间的工作内容比较清楚，按照勾描的样子在梨木上进行雕刻，刻的时候一定要忠于原稿，也要注意“形”的问题。有一些专业技巧，比如要考虑后续泼墨的浓淡，则要设计好雕刻的角度去体现颜色的深浅。水印间的工作主要是将“形”和“神”结合，既要符合原稿的形态，又要注意水印的颜色浓淡，不能生硬僵涩，还要时刻观察墨水的催化和渗透程度，这些全靠我们自己掌握。装裱间的工作我不太熟悉，主要就是把印好的画芯装裱好。
当时，领导主要在木版水印写意画方面培养我们的水印的能力。当时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笔画技术是全国一流的，写意画水平则稍逊色。由于北京荣宝斋盛名在外，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部是新组建的，我们一直希望在木版水印写意画上的水平能够赶超他们。在我做木版水印工作的一生中，我也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写意画这一块上，尤其是其中的大件作品。
钱松喦作品《延安颂》
我最满意的水印代表作品是《延安颂》。
钱松喦的《延安颂》作于1965年春，图绘苍松簇拥着的巍巍宝塔山，朝阳给宝塔和层层远山染上了曙色。山下延河蜿蜒流淌，田野一片新绿，林立的烟囱、喧腾的厂区、现代的汽车和传统的骡车，各自忙碌着，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幅画的画芯尺寸是142×226厘米，尺幅非常大，当时选用丈二匹宣纸，用特大号印案垫高印制，套印难度非常大。
朵云轩红霞万朵展览中的《钱松嵒延安颂》
木版水印《延安颂》有200块左右的雕版，分成七组，每组20-30块，而要把这七组版子全部拼起来进行水印，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好好制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们印每一张画之前都要打样，《延安颂》的计划是打样15张，领导要求我出10张正品。当时我只有20岁出头，很年轻，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压力也相当大。平时如果我们打样20张，能够出来4-5张正品已经算不错了。我大概花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制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这个工作上，印出了12张正品，只有3张次品，非常不容易，领导也很满意。这12张作品中，我们挑选出最好的两张，一张赠送给原画的作者钱松嵒，另一张留做印样，供以后参考。印完之后，我将《延安颂》的原画归还作者，同时将那张样品赠给他，他看了十分满意，还表示这个作品几乎可以乱真。
后来正式开印25幅，当时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16周年，需要我们赶在国庆节前夕完成工作。这25幅作品中，画的右边一半基本上是我印的，后来由于时间紧迫，我和胡琴云、唐凌妹三人一起三班倒赶制。三人都是木版水印的高手，但由于每个人的风格不同，这25幅作品在组合上有一些小的差异，风格没有打样时候那么统一。这是目前世界上尺幅最大的木版水印作品，到今天还能保存完好的作品应该不多了。50多年过去，就连这200多块版子也找不到了。北京的荣宝斋、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浙江美术学院都没有做过这么大尺寸的木版水印。虽然木版水印是复制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含量。
有时候我们印样品，一开始会先用边角料的废纸试印一下，找找感觉，看看墨水的催化程度、在纸上的渗透能力，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等到心里有把握了，再进行具体操作。我们印齐白石的大虾，就像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活灵活现。逐渐地我们上海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写意画技术越来越成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有赶超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写意画的趋势。
李浩忠1961年水印作品《朱屺瞻水仙》
我认为要做好木版水印，需得从小培养技术，要有工匠精神，不能急躁，必须花很长时间学习技法，这个过程是漫长而且枯燥的，从小开始学习的话，心态能够更稳定。
当时社里大约三分之一的木版水印大件写意画作品都是我参与印制的。除了《延安颂》，还有一些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木版水印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红柿图》、傅抱石的《芙蓉国里尽朝晖》、唐寅的《枯槎鸜鹆图》、齐白石的《大寿图》、吴昌硕的《桃实图》等。
除此以外，其他同事也印制了许多著名的木版水印作品，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徐庆儒印制的《秋原猎骑图》、我的师傅杭文礼印制的《江天楼阁图》。
朵云轩木版水印《仇英秋原猎骑图》
本文摘选自2021年3月15日雅昌艺术网“祝君波谈收藏”专栏
朵云轩木版水印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