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塔克曼：报导报道者——《做新闻》的田野故事

盖伊·塔克曼是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研究聚焦文化、性别与高等教育，撰写或主编5 部著作，包括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1978）和 Wannabe U: Inside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2009）。

大多数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都不会出版。大多数中年男性都不会把矮墩墩的年轻女士放在眼里。这两项“事实”大体上解释了我如何收集到博士论文数据。这篇博士论文构成了《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的基础。

当然，我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撑这两项“事实”，我只是单纯相信它们应该是真的。我猜测，大多数自认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学者都会赞同我的看法。之所以提到这些“事实”，是因为本书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变成一项事实？此外，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项研究，是因为在我所观察的某些新闻人眼中，一个忙于写论文的女博士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倘若他们面对的是年长的严肃男性为写书收集材料，而且有可能在书中批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就会感到威胁。当然，真正威胁到他们的，是由上层主导的公司重组，牵涉到合并与关张。我猜测，新闻人之所以容忍我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触怒准许我入场的高层。

我在《做新闻》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是老派的参与观察：先是发现问题，选择田野地点，获准入场，而后泡在田野中，观察人们的行为举动，偶尔抛出一两个问题。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就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1965年到1969年，我在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这套田野调查方法正是当年系里传授的方法。布兰迪斯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而社会学系则是一个特殊的系。布兰迪斯大学的创立部分是为了回应反犹主义。1965年，这所大学建校还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当时，无论是大学还是社会学系，都带有左倾色彩，以不太传统的方式探究不太正统的问题。这种倾向实非偶然。

1966年，我开始在“新闻台”观察新闻生产，当时我只有23岁。一年后，我开始在《滨海日报》做田野。关于那段经历，我现在记不住所有相关的“事实”（细节）。用“新闻话”来说，我既不记得谁在何时何地出于什么原因对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记得谁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个房间。我现在手头上并没有这些信息。因此，我只能脱离田野笔记来撰写这篇中文版序，我的叙事建立在当下的想法和追忆之上，包括五十多年前自己的样子，在美国最激进的社会学系之一接受社会学训练的情景，以及跟田野中的男性新闻人的互动。无论是我当时的生活还是研究，都与布兰迪斯大学分不开。

布兰迪斯社会学

布兰迪斯大学创建于1948年，是一所由犹太人资助的无宗派大学。建校之前的几十年间，犹太社群一直讨论要建立这样一所大学。但经历了二战和犹太大屠杀，犹太商人和学者才愈发意识到学术界反犹主义的存在。当时，跟基督教徒——特别是富裕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比，犹太裔的学生愈来愈难进入大学，声誉卓著的学府尤甚。同时，主流学术界也开始蔑视犹太学者。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大量犹太裔教授被德国和德国支配的大学开除，他们逃离希特勒治下的欧洲，远渡重洋到美国找工作，但几乎总是被拒之门外。极少数拥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或许会引起大学校方或相关院系的注意，但总体而言，即便是那些受人尊敬的欧洲学者和科学家也多半跟其他犹太人一样，走上了通往集中营之路。左翼学者本来就不受学术界待见，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反共狂热让他们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其中很多都是犹太人。在被迫离职之后，这些男性学者（当时的学者几乎都是男性）通常都无法找到其他职位。

布兰迪斯大学的创校校长艾布拉姆·萨查尔（Abram L. Sachar）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意识到，要想迅速建立起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就要延揽其他机构敬而远之的欧洲移民和左翼学者。因此，他将生计受到反共浪潮损害的学者招募到自己麾下。其中包括科学家、社会科学学者，以及活跃在人文和艺术领域的人士，他们都是一流的知识分子，很高兴搬到波士顿区域，找到一份好工作。萨查尔本人并不是左翼，一些布兰迪斯学者声称，他还在任内努力约束校内的左翼员工。话虽如此，1951年，他从伯克利引进了一位年轻的讲师——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请他主持创立社会学系。

科塞生长于柏林，父亲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母亲是新教徒。当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彼时的哥大社会学系自诩位列全美社会学系三甲之列。他的博士论文由罗伯特·默顿指导，探讨社会冲突的功能。科塞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曾在巴黎索邦大学求学，也曾在法国和美国发表政论文章。他通晓欧洲社会和政治理论，赞同质性研究，包括历史、文学和参与观察式的研究，在纽约左翼圈子享有盛名。1954年，他与布兰迪斯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欧文·豪（Irving Howe）一起创办了《异议》（Dissent）杂志。两位创始人希望借助《异议》杂志在保守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开辟一条道路。科塞自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

在科塞的主持下，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推崇批判思想、社会批评和质性研究（我相信，这些观念都渗透在《做新闻》中）。在当时的美国，没有哪家社会学系以此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科塞大力延揽左翼青年学者、受人尊敬的欧洲移民学者，以及拥有显赫资历的资深学者。20世纪50年代，系里甚至引进了一位女学者。60年代中期，资深的民族志学者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退休，布兰迪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在他的帮助下，社会学系获得了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的一笔经费，用于训练民族志学者。我有幸加入了项目，选择研究新闻生产。

我当初进入布兰迪斯社会学系求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左翼倾向。完全不是。我生长在一个保守的犹太家庭，之所以选择布兰迪斯社会学系，是因为它让我产生家一般的感觉；在布兰迪斯，我的边缘感不像在别处那么强烈。这种边缘感相当重要。边缘人更有可能看清楚机构或社会的特征，因为他们不会将公认的规范视为理所当然。

我本科就在布兰迪斯就读，但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当时的社会环境或政治环境。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之所以申请了布兰迪斯，是因为父母对高等教育知之甚少。我母亲为了嫁给父亲，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师范学院退学（当时已婚女性无法进入大学就读）。我父亲14岁辍学，养家糊口。他们只听说过本州的公立大学和著名私立院校，譬如七姊妹女子学院。我们家遵奉犹太伦理传统，热爱艺术和思想，但却远离政治和社会批评的风险。在麦卡锡时期，我父母建议我远离政治。在他们看来，政治异议对犹太人来说尤其危险。我当时申请了一些著名的女子学院和布兰迪斯大学，后者杰出的现代建筑曾经登上过我们家订阅的《时代》杂志。其中一所阔气的学院打电话到我所在的高中，询问我父亲的职业（他开了一家面包店，我母亲建议我称他“商人”）。另一所女子学院录取了我，但在父母的鼓励下，我决定选择男女同校的布兰迪斯大学，主要原因是它由犹太人创建，而且当时该校学生几乎全都是犹太人。当然，现在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我没什么冒险精神，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布兰迪斯声名显赫的学者中，很多都是左翼人士，学生中也不乏左翼。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开学第一周，一位室友的朋友从家乡来探望她，她问了我一个有关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当时很震惊，跟她说，自己“宁死勿赤”。室友和她的朋友被我的话吓得目瞪口呆，只能勉强保持着礼貌。

进入田野

尽管从小远离政治，但我卯足劲完成的博士论文，却带有政治性。我当然想跟各位说，我在博士二年级加入参与观察训练项目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研究什么。但是，那并非实情。在第一次项目会议上，教授要求我们选择一处田野地点，获准进入田野。我喜欢看电视，想着或许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写点东西，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花大把时间跟陌生人打交道了。但我的如意算盘很快落空，教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必须观察活生生的人。

大学附近的城市是一个主要的收视市场，当地电视台制作两类节目，分别是新闻和少儿节目。我选择了新闻。毕竟，当时美国在越南发动了一场战争，而我本科时认得的教授和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在谴责这场战争。在我入学不久后的某一周，一些教授甚至决定停课，以便学生可以参加本地游行，抗议镇上伍尔沃思商店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游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外，我最尊敬的研究生，都是反战和反种族主义者，系里的一些老师对这些议题也都直言不讳。我想要观察的那家电视台，附属于一家电视网，我父母常常收看后者的新闻节目。

我拖拖拉拉了至少一个星期，才鼓起勇气给电视台母公司的董事长写了一封信。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回信。他建议我联系电视台台长，并补充说，我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我照办了，之后受邀面谈。

休斯教授之前告诉我们，在争取进入田野的时候，强调自己对报道者面对的问题感兴趣将会大有帮助。在给电视台台长的信中，我提到了布兰迪斯、政府奖学金，以及我对新闻人面对的问题的兴趣。在面谈中，我大谈特谈新闻的重要性，强调新闻人频繁地遭到批评，因此，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方告诉我，多数对新闻的批评都有失公允；我回应说，批评者需要知道新闻工作有多困难。我当时应该既没提到越战报道，也没提到民权运动报道。之后我获准进入新闻室。用新闻媒体现在的话来说，我将要“嵌入”到我所研究的群体之中，报导报道者。

观察新闻生产

我记得，负责广播新闻和六点钟电视新闻的各位男性对我客客气气，但也谈不上多高兴，尽管最开始我都是安静地坐着观察他们工作。无论是在报社还是电视台，我几乎都是新闻室里唯一的女性。我闯入了一个男性的圣殿，他们或许一直都在琢磨，上司干嘛给自己找这么大的麻烦。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身材矮小，看起来毫无威胁的年轻女性。田野第一天，我把新闻室布局和新闻部所处的楼层画了个草图，整个过程中，根本没人搭理我（11点新闻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在大厅对面，剪辑人员在转角处。后来我才知道，每个人的等级决定了他们坐在哪张桌子后面）。最后，新闻室中最年轻的男性，一位30岁上下的电视新闻撰稿人，主动跟我打招呼。那场对话似乎意味着大家接纳了我，尽管我怀疑新闻编辑室的主管仍然担心，在我寸步不离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同事到底要如何自处。很显然，我对新闻行当一无所知。

现在我意识到，我当时的无知其实是一种优势。尽管我熟知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批评，但对新闻生产却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新闻人决定教我。我就像一张白纸，他们教什么，我就照单全收。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教给我的所谓真理，实际上揭示出了事实的本质。我不会拿自己的先入之见来衡量这些事实。相反，我可以拿自己观察到的“事实”跟想象中的报道相对照。

这些记者对我非常慷慨。我第二次去台里的时候，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小伙子去剪辑室审片子，他主动带上了我。第二周，记者们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一位中年记者兼播音员出现场，当时他正要和一位摄像师出门采访（如果我跟着他们，就要离开新闻编辑室，其他人也就拥有了隐私）。我和这位记者一起坐在采访车的后座，他一路都在跟我传授如何为报道选择合适的画面。那之后，我慢慢了解到“片段”（piece）和“段落”（package）之间的区别，学会如何组合声音和无声片段，如何挑选背景，摄像机的内部构造又会如何影响剪辑。这些记者也跟我讲到当地政治，教我如何判断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他们也会跟我解释电视和报纸之间的竞争，强调电视人更重要（下一年，报纸记者将会告诉我，白纸黑字才更重要）。一言以蔽之，这些新闻人教给我的，都是他们觉得要想欣赏他们的工作，我必须知道的东西。

随着时间推移，我学会了一些技巧，让观察变得更加容易。我通常都会坐在新闻室中间、电台撰稿人的前面，在那里，我能清楚地看到黑板。选题调派编辑会在黑板上跟踪报道的进展，并常常用粉笔写下幽默、简短的故事提要。我请一位女裁缝帮我做了一件暖和的披肩，冬天坐在车后座上，把手袖在厚厚的布底下，用铅笔在本子上做笔记。我在台里的时候，会去卫生间草草写下几个字，等我回家之后，它们可以唤起我的记忆。如果我感觉到，记者觉得他对我说的话特别重要，我就会当着他的面做笔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我会记下一些词（我相信，记者们希望我记笔记，他们也的确如此。但我记录的经常是有关田野地点和新闻人行为的信息）。每天晚上回家后，我都会把所见所闻打出来。换言之，我也在学习。

有时候，我的观察日特别漫长。我可能早晨10点到办公室，晚间11点新闻播出后离开，半夜才到家。为了坚持下去，我缩短了某些观察日。有时候，我会第二天再把田野笔记打出来，尽管这意味着我可能会忘掉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后来我不再撰写对当天观察的分析，因为我太想上床睡觉，或者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我觉得，放弃了每一天的分析，导致我最终试图将观察放入理论情境的时候，困难重重。

闯入者与局内人

很快我就消化吸收了报道者告诉我的东西，而且常常也接纳了新闻人的说教中隐含的政治。有时候，这让我的同伴感到困惑。我还记得，一位研究生同学批评一篇越战报道的偏见，我起而为记者辩护，跟他解释新闻人会如何看待这种情况，他脸上随之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这位同学一定在想，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此外，我也习得了记者的写作风格。在参与观察数周之后，我要写一篇有关新闻的文章，提交给项目的讨论会，供研究员讨论。我想在文章中引用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原因是什么，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但我没有遵循学术引用的规范，使用“Riesman （1957）”这样的表述，而是模仿起了新闻话的笔调，写道“根据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的观点”。在田野中，当我提醒一位撰稿人，剪辑师在面对存在某种问题的镜头时会采用什么补救方法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或许我最自豪的时刻，是在当年总统初选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漏记了几个词，我从笔记中找到了相应的引语念给他听（当时磁带录音机还不是标配）。

当然，对于很多记者的政治观点，我并不赞同。就像任何群体一样，他们也各有各的观点。有些人是自由派，有些人是保守派，有些人厌倦其他人的种族主义言论，有些人则无动于衷。但跟新闻工作者相处，就跟在节日晚宴上与大家庭的成员讨论政治一样。当中有一些隐性的规则：不要激烈地批评长辈；不要挑起事端；学会何时闭嘴，保持沉默。

不幸的是，我一向不擅长把自己的观点憋在肚子里。不过，在跟报纸夜班编辑坐在一起，观察他们排版、拟标题时，我觉得很放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容忍我的存在。一个外人可能会跟我母亲和她姊妹一起参加每一次重大节日聚会，可能会晓得家里所有的笑话，可能会从其中一些人手中拿到独家配方（她们互不分享的秘方）。外人甚至还有可能了解到家族内一些羞于启齿的秘密，但所有这些成就都不大可能让这个闯入者变成局内人。我在田野中听说过不少记者犯下的错误（比如报社花了不少钱把一位记者派到越南，让他去采访来自当地的士兵。他把采写的报道寄回报社，但编辑压根就没打开过那个信封），我听说过某些人的烦恼（一位非常善良的记者的妻子患上了脑瘤），我还听说过办公室里的争议（比如一位本地新闻助理编辑拒绝刊登当地教会一位要人对马丁·路德·金的溢美之词，在金遇刺当晚，这位要人亲自接听了编辑的电话），后来，一位编辑透露了他们如何解决了这场纠纷（本地新闻编辑声称，这位要人服用了大量药物，意识不到他的回应意味着什么；另一位记者奉命打了第二通电话，这次是要人的公关专员接听的电话，他给出了“正确的回应”）。

然而，这些秘密并没有让我成为团体的一员。相反，很多男性对待我的方式，跟他们对待任何侵入男人地盘的笨拙女人的方式并无二致。举个例子。我在报社观察的时候，管理层决定在报社的新闻编辑室播报部分11点钟新闻，用报纸的版面编辑和撰稿人做背景。摄像机刚一架好，我就从编辑们环坐的马蹄形桌子后溜开了。没有人要我这么做。我只是知道，自己不应该出现在画面里。有一天晚上，在新闻节目开播之前，我注意到摄像师把我毛茸茸的小腿的画面传到“新闻台”控制室里。窘迫之余，我之后开始留意并改善自己的妆容仪态。

如今回忆起我当初在田野中犯的其他错误，还禁不住心有余悸。其中一件事情特别恐怖，它充分体现出我对美国主流文化男女交往规范的陌生和边缘。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例外常常彰显出规则和支配性的规范，而我当时正在努力学习新的规范。当时，一位在六点钟新闻工作的中年电视记者带我参观州立法机构大楼，他时不时停下脚步把头伸进办公室，跟室内的秘书打招呼。他跟我说，这些秘书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我就恭维他说，“喔唷，你还真有女人缘（ladies’ man）”，说这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意识到这等于在说他是花花公子，甚至在暗示他滥交或对婚姻不忠。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转头向上司投诉，这让那位上司愈发把我看成“眼中钉”，是上级强加给他的累赘。我差点被踢出田野。由于担心自己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我患上了严重的荨麻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得荨麻疹）。那位中层主管当晚也一夜无眠。他老板把我托付给他，他想按照老板的吩咐行事。万幸，我的口不择言，换来了一个正面的结果。第二天我见到他，他并没有详细数落我的不是，而是建议我多花点时间观察11点钟新闻的运作。在他的鼓励下，我的研究范围得以扩大。

在报社观察的时候，我犯的错误没这么多，但也有一些（人人在研究中都会犯错误，但不少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犯过错误）。特别是我刚到报社的最初几天，我根本没意识到，报社的男记者多么紧密地留意我的行踪。一位资深记者问我，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和吉姆这个老写手混在一起。报社的副总编跟我说，“听说你在写本书。你当初跟我说是在写博士论文”。我回答说，希望论文最后能够出版。我意识到，书会被严肃对待，论文则不然。有一次讨论出版社的时候，有人问我，我的书里会不会有争议。

我在报社犯的错误之所以更少一些，是因为我当时累积了更多田野经验，此外，报社编辑部的物理布局也有所不同。《滨海日报》编辑部非常宽敞，在大清早分配报道任务之前，有些记者会闲坐着聊天，等待分配任务，其他人则会翻阅报纸。我的座位挨着两位最年轻的男记者，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也可以加入他们的对话。譬如有一回，他们一边逐页翻阅当天的报纸，一边讨论相关报道的新闻价值配不配得上它们的版面位置。在“新闻台”，六点钟新闻和广播新闻共用的新闻室要小得多。新闻室没有办公桌，只有一排排长桌子，跟一些现代大学里的大教室差不多。新闻人没有指定的座位；我的存在更引人注目，也更有可能被看成累赘或负担。

诸如此类的田野寓言——错误，让人骄傲的故事，恐怖的故事——就跟“田野战利品”一样，常常会构成参与观察者讲述的田野传说的一部分（在我的田野观察大体上告一段落，准备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把报纸首印版带回去做纪念，当天报纸的头版是林登·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这些寓言也是新闻工作者的特征，他们也会讲述类似的故事，譬如，“我报道布林克大劫案的时候…… 天呐，那都是多久以前了……”（这句话让我了解到，新闻人会以他们在特定年龄报道过的事件，来标记时间，或者度量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这些寓言让人们了解到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如何收集信息，它们却无法阐明信息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框架，一个视角，以及对既有文献一定程度的掌握。

从田野到理论

我读博士的时候，修过几门理论课，包括库尔特·沃尔夫（Kurt H. Wolff）关于阿尔弗雷德·舒茨和现象学社会学的著名研讨课。在布兰迪斯读本科的时候，我修过一门文学社会学课程，这门课长长的阅读材料清单中有不少今天被认为文化研究经典的著作，包括雷蒙·威廉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作品。在做田野的间隙，我也读了不少当时能找到的文献。但我此前从来没读过有关新闻社会学的主流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读了一些，但我并没有埋首在有关把关人的文章里，而是徜徉在有关谣言、八卦、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文献中。在为帕米拉·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和斯蒂芬·瑞斯（Stephen D. Reese）合著的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第三版（2013）撰写的序中，我曾写道：我最终意识到，我的数据牵涉到知识社会学和工作社会学的交叉。在博士论文中，我能够看到体现这些交叉的一些观点，包括形式和内容相互定义；新闻与所有的故事一样，都是对现实的建构；现实大多蕴含着连贯性，而事实则是建构物。

1969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1978年，《做新闻》出版。我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广泛阅读，与一众非常聪明的朋友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对话，才终于跟当初收集的材料拉开足够的距离，从而理解了我的所见所闻。我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思考，但我的确认为，不了解相关的学术文献，对我而言，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如果我知道以往有关新闻的文献，我可能会在解释新闻人如何理解世界时，止步于简单的答案。又或者，如果我在每天晚上打出田野笔记之后，还能写下对当天观察的思考，或许我可以更快地发展出出色的分析。然而，就跟记者一样，我在打字的时候，并没有质疑自己。我只是在打出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却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每个人”其实是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他们相信，自己写下的不过是常识，因此显而易见是真的。正如舒茨所说，“常识”指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每个人”知道的东西。我的所作所为，跟一个记者毫无二致。

就像新闻记者不会质疑他们自己的常识一样，我也花了好几年才开始质疑他们的真相。我接纳了他们采集信息的方式，收集了有关新闻工作的“事实”，但却没有充分地理解新闻工作。在事实和理解之间，缺失了分析。幸运的是，在我开始做田野的时候，其他年轻的英美社会学家也通过观察或访谈新闻人来撰写博士论文。尽管我们的理论框架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研究发现证实了我的结论。无论是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讨论新闻采集和客观性、在英国引发震动的《组装现实》（Putting Reality Together），还是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在《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中对官僚制和意识形态的讨论，都触及到现实建构这一问题。

对我而言，我们这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做的田野调查，证实了我在1965年博士一年级时上休斯的参与观察课时，他在第一节课上所说的话。当时，15位博士生和5位老师讨论接下来一学期的安排，有人问休斯教授，他怎么知道自己收集的数据是准确的。他回答道，“我敢打赌”（I betcha）——我敢打赌，别人如果跟我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观察同样的活动，也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当然，休斯教授知道自己是在夸大其词。研究告诉我们，面对同一场犯罪，不同目击者报告的“事实”并不相同。而两个理论框架完全不同的人，未必做得出相似的观察，甚至有可能南辕北辙。然而，休斯的“我敢打赌”仍然能够引发共鸣。它凸显出，仔细观察和记录其他人的言行举止，能够发现其他社会学方法无法得出的社会学洞见：观察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看到其他方法看不到的东西。不过，尽管大多数人依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或欠缺理解）来开展这项工作，大多数人还是必须在教导之下，才能够看见。

我相信，我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我分析数据的方式，终究受到了下面这些因素的影响：我收集数据时的身份，身为边缘人的感受，我试图理解这些数据时美国的样子，以及我在20世纪60年代在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念博士这份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