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42）别母泪 莫名突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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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海女儿袁菁赠书《早安京剧》，明天开始独家连载《袁世海回忆录》第二卷
这足使福瑗几天来心中忐忑不安，总觉得脚没踩在地上，以至是照顾母亲，或是自已吃饭、躺在床上，一颗不安的心都是飘飘荡荡的。
福瑗从院中可以直接进北屋。她却刻意走进西屋，再次把这形同虚设的电话听筒拿起检查正常，仔细好。思盼不止的福瑗预感到事态发展恐怕是更严重了，越发担心我被“乱箭”所伤。
福瑗也宽慰着自己，这文化革命，再怎么，也不会比五七年的反右政治性斗争还历害吧，如是，似乎又能安下一点儿心来。
九号的中午，福瑗喂饭时母亲不像往常大口大口地吃，饭到唇边不张嘴，勉勉强强吃了两口就不吃了。福瑗习惯性地摸了摸母亲的额头，不热。
大嫂下午准时又来照料母亲，要给母亲擦身时二人都觉得母亲身体有点儿热。福瑗赶紧给母亲盖好被子，赶快量体温，三十七度五，又赶快找出大夫让准备的感冒药喂服了。
晚上九点，又一次量体温，三十七度八，福瑗略喘一口气，幸好没有烧起来，又给母亲喂了一遍药。就在这时，电话铃的响声传来了，多难得的电话声，福瑗飞也似的冲出南屋奔向电话。
是小蓉。她询问是否有她的电话，奶奶好吗?说明早三点半起床去怀柔接“四清”撤回的战友。估计上午十点即回到团里，有事往团里值班室打电话。
夜十二点，怅怅然的福瑗结记母亲热度未退，不放心，又去看母亲，见母亲没什么变化，才稍放心地回到房间。只觉一眯瞪，福瑗惊醒，看表三点将过，赶忙又去看母亲。她见母亲胸脯起伏，出气不匀，感到情况不好，赶快叫醒保姆去找住在南池子北口的二姐。好在三分钟的路程，二姐闻讯赶到，见状不妙，张罗着给母亲擦洗净身……
福瑗又给文工团值班室打电话，小蓉四点已去怀柔……
可惜那时家家不是都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甭管多着急，也得等天亮。
通过街道上的公用电话站去按照门牌号和姓名去传送，找文林大哥和大嫂就要如此。找小妹和小弟要找北京戏曲学校。要通知我，只能先找中国京剧院，得等八点上班后。
福瑗此时除伤心之外，还胆战心惊地担心着我。
早上八点钟，福瑗给中国京剧院通电话报丧时，闻知六月五号，已给我贴了一张主要内容是所谓“跟吴晗每月一次密会”的大字报。骤然间，满天飞的大字报表明更深地挖出了这黑线中之最黑、最粗的骇人听闻的“三反人物”!其杀伤力难以估量!立即，对本就因《九江口》一剧是株大毒草，已成了小组中重点评判对象的我，由乱箭齐发转瞬重炮齐轰，升级成为集训班中的重中之重!刹那间传遍文艺界，传播面甚至更广…
福瑗清楚地知道，正在全国全民步步拔高地批判三家村、四家店为首的是吴晗；她更清楚，我和吴晗绝无非正常关系。这么严重的诬陷之词，我如何承受?难道也要像《九江口》一样，不容分说地既成大毒草的事实了吗?
想到此，福瑗不由得不寒而栗。她强忍着，没有将这天大的坏消息告诉身边的我最亲近的亲人们，决定独自承受…
已经请好的几位抬杠师傅开始从西厢房靠北的隔断房中将给母亲早就置办下的棺木往外抬。
北京有这个风俗，在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将寿材、寿衣备好存放。既是有备无患，又可自已挑选称心如意的。母亲的寿材和寿衣都是我、福瑗、二姐同时陪母亲挑选的。但西草厂家中地方太小，人多满园无处可存，多亏迟家岳母帮着想办法存放，直到我搬住南池子，寿材才转放新家。
今天的状况比福瑗感觉到的是更加冷冷清清，更加始料未及，更加不知如何是好！
甭说司机们以实际革命行动强烈表态，不愿再给“反革命黑帮分子”“三家村的黑爪牙”出车！就是母亲的亲弟弟，同入中国京剧院始终给我管理服装的老舅，都迫于这来势迅猛，又真假难辨的吓人”罪状”的压力，而没敢来给唯一的同胞姐姐做最后的送行……
中国京剧院领导只能派来一位在京剧院开卡车的司机来运送棺木去墓地。他也不是外人，是福瑗的三哥迟世德。
我本就已因受无端诬陷，像岳飞一样戴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像林冲一样“纵然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辩”，多日来饱尝了未被关押却又人见人躲，人人瞋目斥责，无人再理的那种孤独无助，情绪已压抑到了极点，在这濒临崩溃的时刻，又雪上加霜地闻得丧母的大悲之讯，犹如万箭穿心!克制、咬牙，我尽最大努力将自己的一举一动做最低调处理。
我到家已是这天的傍晚，我站在远行而去的母亲面前，久久凝视，默默无语。母亲安详地躺在她的床上，像平时睡着了一样，只是，只是那没有牙的嘴，不像往常熟睡时那样再往外噗噗地出气了…
母亲没有盖原来的被子，她盖的、穿的都是一九五六年购买西山福田公墓时，由母亲自已挑选好的，放在过去保存戏装的专用铁箱子里珍藏到现在的。母亲穿上这身庄重、华贵又不失典雅的贵夫人式的服装显得格外慈祥和可亲!
我忍不住掀开被角，再次握住、抚摸母亲那将自己抱大的手，然而，竟是那么的冰冰凉……
我清清楚楚地亲身体验过，母亲的手有多么温暖!就是这温暖的双手撑起了这个缺衣少食、无依无靠，千般难、万般苦的穷家的天，就是这双温暖无比的手抚育哥哥、姐姐和我，就是这双温暖无比的双手把我们搂在怀里抱着玩、搂着睡，穿衣、穿袜，挡风送暖，喂水、喂饭…直到长大成人，又帮助我渡过了多少难关!怎舍得就此天地永别!舍不得，舍不得!妈!我舍不得!妈——
久久地凝视……无声的泪不停地往我心中倒流……
不肯离开母亲的我，终还是被哥哥、福瑗拉走了。
我被默默地拉走了……
尽管身背很大的压力，面对冷清的家，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克制、要低调……但是，在母亲入殓之际，与母亲最后一面的决别时刻，从此就要与生儿、养儿、助儿的母亲，与自己荣辱与共、甘苦与共五十年的母亲，今生天地相隔，永远别离了…
“妈!”一声压抑着的呼叫……
我再难控制，禁锢封锁不住的无限悲哀、极痛心却又无法言说的母子永别之情，汇成海啸般地爆发之力，瞬间撞击、冲开心绪的闸门!泪雨如奔，如驰、如倾、如泻！
全家人悲痛的哭声和那一下比一下冷酷、一下比一下硬邦邦锥心的钉棺声混合成在场亲人们终生难忘的悲音!
母亲总算平安入土了。为立墓碑又遇难题，本想给母亲立个大些的，但革命群众拒给“文艺黑线人物”刻做，几经解释，事情还没搞清、定性，才答应下不做坟台，只给做一个最小的，以最简单、最少字的石碑权做标志。这石碑只有母亲的名字和我夫妇的名字。…
安葬后，只有我、福瑗和四个孩子(和平在锦州没能回来)乘卡车回南池子。
二姐和小毛子、文林、大嫂、我的表妹都在别处相聚了。
福瑗此时才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些天家中的电话居然一次没响过。六月五日的这张不实的诬陷的大字报，不仅在文艺界内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在社会上也成了人人瞋目的爆炸性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只有她自己是知道最晚的。
福瑗趁下车之机，再次悄悄地嘱咐了孩子们，爸爸心情不好，少评论，最好少说话。
天黑了，还停了电，前后院一片黑暗。那两丛美人蕉，越发使北屋门前显得黑乎乎两大片。
西屋餐厅的桌子上点燃半支蜡烛，闪着昏暗的烛光。大家团坐在外桌前看着烛光发愣，各想心事。
其实，大家想得都是一码事…想到每逢母亲生日之际，前来祝寿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母亲去了，就因为一张不实的大字报，竟然门可罗雀。按照北京的礼节，哪有送人上路后，不回丧家吃顿饭以慰亲者呢?福瑗的心在痛，懂事了的孩子们的心，有愤、有怨、有不平，更有和大人们同样的许多莫名的痛……
饭菜不知什么时候摆在了桌子上，谁又能吃得下呢?
我呆呆地望着漆黑而寂静无声的南屋…“入土为安”……“入土为安”……我心中不停地默念着。是祝愿母亲一路走好，也是在安慰自己，让自己从这难舍难离的一片凄惶中将心定下来，把思绪拔出来，准备跳回到那滚烫难熬的洪流中去。
刹那间，我似乎朦朦地感到母亲是多么的有福气，她如愿地穿戴齐整，平静、安然地躺在那里，她可以不再过问世事，不用再替儿子一一已被卷进历史狂澜中担惊受怕了。想到这里，不知怎的，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庆幸感……这虽是我对自己前途叵测的一闪念，一向自信的我也很快就否定了不应有这样不祥的预测。
顷刻，我似乎隐约听到母亲在默默嘱告自己置身于难分东西南北的一片汪洋中，要敢于面对，要经受各种磨炼，甚至生与死的磨炼，千万要坚强些、勇敢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或早些或晚些，一切还都会好起来的!
我似乎又看见小时候，母亲在当年最难熬的日子里，那坚毅的有着强烈自信的、充满希望的目光!我继续感受着已到天堂的母亲的爱!母子情深依旧，依旧久长。
妈!您放心吧，您坚定的信念已牢牢地刻在了儿子的心上，儿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也在暗暗告诚自己，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是我一生中永不能忘的日子，这一天和十一月初十(阴历)母亲的生日一样，深深雕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真是没有忘记这个悲痛的日子。就是进入二OOO年，我仍念念不忘地在母亲阴历生日的这天，在日历上写下“母亲三十七年冥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