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宇：一篇全在尾句 ——《判词例话》之三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一篇全在尾句。”李渔《闲情偶寄》论杂剧，则将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他说：“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离别，此一法也。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亏此出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
尾句如何能写好呢？林纾《春觉斋论文》说：“大家之文，于文之去路，不惟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其最擅长者无若《史记》。《史记》于收束之笔不名一格。”我在做学生时通读过一遍《史记》，不过难免囫囵吞枣，几十年过去，也没有时间再读，因此对于它的结尾，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了。但林琴南说好，那肯定是好，所以你们没读过的不妨读读，当然不限于只读结尾。林琴南说《史记》结尾好，首先推崇它的“不名一格”，通俗讲就是一篇跟一篇不一样，没有一定之规。类似的话周振甫也曾说过：“文章结尾有多种多样，因为天下事理变化无穷，所以反映事理的文章变化无穷，结尾自然也会有这种变化。”
裁判文书有固定的格式，不便随意发挥。尤其是，当今之裁判文书样式将判决主文置于最后，更是限制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我认为，结尾，有形式上的结尾与实质上的结尾之分。如果将最后一句话视作结尾，那所有的文书都是一样的，无非是“书记员 某某某”。就古代判词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依形式标准，那可能十之八九都是“此判”。形式意义上的头和尾，没有什么好讲的。真正意义上的判词，应当是“掐头去尾”剩下的那些实质部分。我们讲裁判文书写作，也是就这一部分而言。如此一来，可以驰骋的天地就非常广阔了。
清朝有一位名吏叫李之芳，做过浙江总督和兵部尚书这样的大官，但他早年也是法官，担任过金华府推官，后擢刑部主事。他在离开金华的时候，“细检架头，有尘笺煤败者则讞稿几百番”“盖理刑金华府日案牍也”。不忍弃之，于是编成一部判词集，起名《棘听草》。他在序中也说到了棘木听讼的传说：
余惟五刑之讼，古者成狱词听于棘木之下，犹参听三，又诚重之也。是故未成狱之先，则必原情立义以权之，意论慎测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亦谓一成不变，务求尽心焉耳。
那么，他的“原情立义”“意论慎测”，又是如何在判词当中体现的呢？品读之后，我觉得体现在结尾处的“小结”；或者说，结尾处的“小结”，乃李之芳判词的一大特色。这一个“小结”，既可以归拢前述，又能引出主文，就跟一座桥梁似的。例如，“分守道奉两院一件为人命据冤事”的“小结”云：“折胡琦之辩者在缢与不缢，定今彦之罪者在奸与非奸。检有缢痕，审无奸据，琦之应杖，夫复何词？”这就把本案的焦点以及对于焦点的论断简明却又醒目地总结了出来，接下来如何裁判，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清代另一位推官张我观，似乎更爱总结。在他所撰的《覆瓮集刑名》中，这类判词比比皆是。有的直言“总之”，有的以“夫”字发端，有的则以“卑职揆思”等短语引出。例如：“总之，此案商君德拂借钉仇，以十八年前无影之事，为十八年后告拆之囮。合行重惩，以为无良之戒。”再如：“夫此案起衅则系徐阿富，拟抵则有徐阿三，助殴之余人则为夏阿小。几经勘审，罪拟分明，乃讼徒思图藉诈，波及无干，动驾危词，亦耸宪听也。”又如：“卑职揆思，翁婿祖孙至情天性，相去悬殊，断无不顾其寡媳孤孙、颠连无告，而反昵婿赖逋，要亦天良难昧耳。”
我自己的判词中有没有这类“小结”呢？翻了翻，似乎也能找到。例如臧金凤诉砀山县政府案的结尾这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东邻少，未必西邻就多。再审申请人认为其宅基地面积被漏登，却将战火烧向与其本无权属争议的西邻，终究不是正途。”但这段话是在说了生效裁判“以臧金凤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之后说的，不再像“桥梁”，更像是“后语”。
说到“后语”，宋代判词极工此道。我们可以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随意拈些出来，以资赏析。
在中国，司法的宣教功能源远流长。到了宋朝，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宋人认为：“天下惟道理最大。”他们还认为，百姓要讲道理，为政者更要讲道理。“郡守职在宣化”，所以必须“以道理开导人心”。《清明集》中的判词，有很多就是在案结事了之后，在结尾处做一番开导。“于民详于劝，于吏详于规”，言之谆谆，期也殷殷。“闾阎小人，无不翻然悔悟”。先来看吴恕斋的“执同分赎屋地”判。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涉及多人，争执又是陈年老账，水田桑地、祖屋祖坟，交织其间，理赎不已，还有健讼之徒，上下其手。吴恕斋“详阅案卷，考究其事”，条分缕析，水落石出，结果是“法意人情，两不相碍”。定分止争之后，又在裁判的结尾来了一番开导教谕：
陈自牧、陈潜既为士人，亦须谙晓道理，若能舍此些小屋地，非特义举，亦免争诉追呼之扰，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在吴恕斋的另一篇“兄弟争业”判的结尾，则是对兄弟两人的谆谆教诲：
小人为气所使，惟利是趋，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官司更不早与剖决，则阋墙之祸，何时而已。
中国古代非常注重“无讼”，所以篇尾的教化也时常承担着息讼职能。胡颖的“乡邻之争劝以和睦”判，讲透了“才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的各种不值，又指出：对于妄兴词讼者自应严加惩治，对于唆使词讼者，更应痛下杀手，如此可收“惩一戒百”之效。有意思的是，判罚既成，他在结尾这样写道：
仍各人给判语一本，令将归家，遍示乡里，亦兴教化之一端。
这就将教化扩展到了案外百姓，无异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法官者，适法之官也。所以，最好的教化，是能够熟练地解释法律。解释法律的过程，既是明辨是非的过程，也是说服当事人的过程。范西堂的“漕司送下互争田产”判，涉及亲邻之法的适用。两造之间，一曰应予适用，一曰不应适用。范西堂抓住争议焦点，对亲邻之法的法意进行了精准解读。解释完法意，则是对本案情形的具体分析。到最后，将法意与案情相对照，来了个精辟总结：
墓田之与亲邻两项，俱为当问，然以亲邻者，其意在产业，以墓田者，其意在祖宗。今舍墓田，而主亲邻，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殊乖法意。
好的法官，都不是只顾眼前，一判了之，而是思前虑后，务绝后患。翁浩堂“衣冠之后卖子于非类归宗后责房长收养”判，就是在案件已结之后，又发挥了司法裁判的延伸功能。判词云：
父子，人伦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则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养，则其责在父。刘珵为衡州知郡孙，有男元老，幼不抚养，而卖与乡民郑七，弃衣冠而服田亩，情亦可怜，此犹可诿也，曰刘珵一时为贫之故。已而元老不安于郑七家，逃归本父，刘珵固宜复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复以元老卖与程十乙，则其意安在哉？可谓败人伦，灭天理之已甚者！今郑七入词，欲取回元老于已去三年后，此绝无复合之理。元老宦裔，郑七农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应更来识认。刘珵两将元老卖弄，为父不父，本合勘杖，且与从荫，决小杖二十。元老牒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宅，听从收养。观此子情貌奸狡，兼所习已乖，请万二宣教严与钤束，庶免堕落下流，为衣冠之玷，亦一美事。
在这个案件中，翁浩堂将一个两次被生父卖掉的弃子判与族长刘万二刘宣教收养。判决之后，他又不禁打量起这个弃子的相貌，认为他“情貌奸狡”，再加上他已经沾染恶习，于是请万二宣教从严管教约束，避免使其堕落为卑鄙之徒，其“帮教”“问题少年”的用心跃然纸上。余音袅袅，韵味悠长。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