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通向窄门又何妨（我如何读诗1）

对当代诗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原创性的写作中提炼并表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语言现象和诗意现象，这也是我自己写作的使命之一

从直观的阅读感受上来说，李清照的诗和词像是两个人写的。诗大气，“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词则细碎，女性色彩更浓一些，“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词的传播比诗的传播更普遍地依靠声音文本而不是书面文本，细碎显然是出于声音传播音律上的考虑。不同的传播方式能让一个人分裂成两个人，传播、接受对创作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这也可以解释，在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诗歌、在一首诗歌经由两三分钟的朗读就可抵达万千大众的今天，为什么那些短的、朗朗上口的、表现日常生活的、注重修辞的、不一定是格言却偏格言化的诗歌，会更容易流行。

每一种写作都面临着理想读者和假想读者的问题，在还没有创作之前，如果读者是谁、传播方式如何等等都已经被规定好了，写作就将被这种“前写作”拖入订制化生产的情境。微博微信上广为流传的那些写忧伤、写乡村、写风景、写青春、写爱情、写时间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就带有统一的订货色彩。作为修辞的产物，连苦难、痛感、不幸都被风格化了，带着一丝中产阶层的、小资的、文学青年的“甜”，而乡村经验、打工阶层的底层经验等，其预期读者也一定不在底层。这种订制化生产带动着快餐化消费，带动着出版界与媒体界对诗歌的包装、营销，甚至是促销，再然后，更多诗歌以外的东西杂烩进来……

好在，诗歌过去既经得起寂寞，经得起“当代诗歌都是垃圾”这样的嘲讽，现在也经得起爆炒，经得起余秀华诗集一下子卖几万册的热闹。从写作的角度来讲，中国作为诗的国度，几千年来对写诗始终有一种专业要求，说它是一种内在的基础与起点也好，说它是天问式的高不可及的拷问也好，本质上都是诗歌写作的朝向问题。真正的诗人不为寂寞、误解或者经济压力所动，也不为成功、繁荣和喧嚣所动，他的写作来自根本的内驱力，和各种各样的外部处境无关，这是诗人与诗歌写作之间达成的严格的契约关系。诗人庞德说过，我当然希望我的诗歌有更多的人来阅读它、理解它和欣赏它，但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来阅读、理解和欣赏，也没关系，就这样吧！这番话的背后不是高傲，而是代表着一种精神气质。像庞德这样的诗人，首先召唤他的，一定是他所理解的最严肃、最广阔、最深刻意义上的诗歌精神。他的身上可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时代，他要与之较量的诗人以及他期待的理想读者，可能是个幽灵，比如但丁或者荷马，哪怕他们不懂他所使用的那门语言。这样的写作，通向阅读和传播的可能就是一个窄门，也许是通往地下500米的矿藏一样黑暗寂静的深处，而一定不可能是通向超市、电视台或者热闹的黄金时段档。这是诗歌的一种宿命。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最看重诗歌的两点质素。

一是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所生活时代的人的根本处境。中国当代诗歌在这一点上走得很远，因为它通过一个横向勾连，把日常性加入了进来。包括翟永明、西川还有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当代诗人，都在尝试处理日常生活，不仅处理优美的、好的东西，也处理不美的、不好的东西。这种处理不是风格化的改造，不是像把虫草变成一颗颗待售的虫草片一样，把日常生活改造成大家都能拿来用的片段，而是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保留人的处境的根本质地。这是非常考验诗人才能的地方。

二是多大程度上开掘了母语的表现力。任何一种语言都在经历历史性变化，包括修辞变化、技术性变化、词性变化、表达变化，等等。可以说，诗歌的状况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词语的状况。在今天这个时代，微信、微博、手机语言，不同的翻译语、科学用语，包括媒体语言，都对汉语的形态塑造有很大影响，带来了巨大的语言变化。当代诗歌对这种语言变化的敏感度如何，吸收能力如何？在终端的诗意或者反诗意上，又有怎样的综合能力？这是考量一首诗层次高下的重要标尺。对当代诗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原创性的写作中提炼并表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语言现象和诗意现象，这也是我自己写作的使命之一。

当然，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标准，相反，标准是移动的，是历史性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观念和写作文本，都在发生变化，正在超越以诗歌的硬度、广阔度、复杂性、视觉呈现为特征的现代主义阶段，为世界诗歌贡献出无法纳入任何一种现有的诗歌模式、诗歌评价体系和诗歌术语的新的写作可能，是时候进行总结了。

现在，不仅仅是诗歌界，阅读界、出版商、媒体都来关注诗歌，这是一件好事，但不能止于炒作，而应该把这种关注变得常态起来、健康起来，最终让诗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本来就是诗歌大国，中国的诗歌文明和书法文明一样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心灵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作为文明国度的重要表征。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传统恢复起来呢？诗人布罗茨基曾说过，读诗的人，生命一定比不读诗的人要靠幸福更近一些。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