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三十八）事类的应用得失

第三十八章  事类的应用得失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三十八》）

何谓事类？笼统地讲，就是援古证今。但是，“援古证今”里面的“古”，不仅仅指“古代”中的“上古”“远古”，而是包含着与作者同时和之前的一些“事实、事件及其文章言辞”。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绎《易经》，剖析64个卦像中逐一爻位的意义。其中，针对第63卦《既济》的九三爻，周文王援引商代高宗武丁历经三年打败鬼方国的故事，用以解释这一爻位，蕴含着“行必果、慎用小人”的道理；在第36卦《明夷》的六五爻，又引用商纣王叔父箕子逃避乱世归隐箕山的故事，来说明在“利艰贞”大局势下，处在这一爻位劣势者的行为抉择，这就是用具体事件来讲解哲理的文学典范。另外，在《尚书·夏书·胤征》中，当胤候奉命征讨羲、和时，则是直接引用了夏朝法令《政典》里的话“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而《尚书·商书·盘庚上》中，因为商朝频繁迁都，民众怨声载道，盘庚便引用了传说中古代贤人迟任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就是选用以往字辞章句的原文，用来说明道理的文学例证。所以说，运用现成的古典故事或著名言辞，借以表达和强化作者的根本意图，即所谓“事类”的写作方式，其实原本就是古往今来，凡圣哲贤达在著述当中一贯遵循的常识和法度。再举例说明，像《易经》第26卦《大畜》的“象”辞，即“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大意是讲：“天山大畜卦，就是提示君子，要不断学习前人的举止言行，依此修养个人德行。”所以，这里面所强调的道德理念，也是文学创作之所以要使用“事类”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发展到楚辞阶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虽然延续了《诗经》的义理格调，但在使用“事类”方式上，他们选择的多是历史故事或远古传说，并没有引述具体人物或书籍原文。进入汉代，西汉贾谊《鵩鸟赋》又开始引用了《鹖冠子》里的原话，例如“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等；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谏逐客书》中“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的原话。像此种“事类”的应用，出现在他们文章中，或许纯属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汉末和东汉初年，像扬雄撰写《百官箴》时，里面大量采集《诗经》《尚书》里面的语录言辞；而刘歆创作的《遂初赋》，很多就是在转述的姬周时晋国的史料故事。由此开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中文字或故事，充作“事类”的创作手法，俨然司空见惯了。所以，进入东汉后，像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人，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广泛采集“经史子集”言论，使他们的文章不仅言辞丰富，并且义理饱满，进而成为恢弘传统文化的一代风范。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并在同一个地方出产的红木姜子和牡桂，他们的药性在辛甘程度上，也会是显著不同，这一点则是各自特质本性所决定者。同样，凡书写文章的能力水平，虽然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但具体到不同写作者，他们各自所能达到文学水平的高低程度，还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资秉性。通常情况下，凡作家的“才气”一定发自“内心营造”，而“学识”一定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饱学博识，却始终才气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资聪颖，但到死学识贫乏。单言文学创作领域，凡学识贫乏者，在情思义理的探微发幽中，必定举步维艰而难以深入；凡才气平庸者，于遣词造句的博采众长时，必然捉襟见肘而挂一漏万。这就是艺术创作中所谓“内才外学”的区别和差异。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心营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为展示。在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间，作者的“才气”自然属于“主宰”，而“学识”仅是“附庸”，也就是起着一种辅助作用。所以说“才气和学识”，只要符合了中正典雅的准绳，并还能够顺应时代需求，其必然一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属于狭隘偏颇的投机，即便喧嚣一时，终将身败名裂，却更有可能遗臭万年。像汉代的杨雄，足以堪称年少得志和才华横溢了吧？但他在《答刘歆书》中，也格外坦承地讲到，当初只是进入了石渠阁苦读博学之后，才得以拥有佳作连篇的才能。由此可见，文学创作必须仰仗“内才”与“外学”的相辅而成，这一点又是古往今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例如曹操，一次在评价张某的文章时，曾经说过“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这样一段话，其中所指出的就是那些学识浅薄者，却偏爱攀附“名家名作”的样子。如此这般，其所能衍生出来的作品，只会是一些经不住推敲盘问，甚至就是孤陋寡闻的典型案例。
    自古以来，堪称经典文籍者，莫不是情志义理醇厚，内含“事类”的辞章浩瀚。所以，在文学天地间，既是各类奇异才华的展示，更是多种渊博学识的竞技。自杨雄、班固之后，文坛之上，各路英才俊杰，极尽个人之能事，如同捕鱼围猎一样，肆无忌惮地搜罗经典语句，大张旗鼓地网织经典篇籍。但是，无论天资多么聪慧，唯有能够博学多识，才有可能独占鳌头。因为单凭一只狐狸不可能集腋成裘；鸡爪虽属美味，却只有采食众多后，才可能真正饱餐。然而，即便达到博学多识者，还需有精益求精的锤炼和警醒，尤其在选用“事类”的言辞篇籍时，务必稽查核实，只有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才有能够相得益彰，进而才会出现“心想事成”的结果。举一例证，像三国时期，在曹魏的刘劭，于《赵都赋》中，有“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以佐证官职不在高低，只要足够机智，同样可以成就国家大事的道理。如此用典，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恰到好处。由此可见，文章中使用“事类”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要与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愿和需求，必须契合的恰如其分；这就如同车轮轴承上的插销，尽管自身短小，却是保障车驾运行良好的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即便是精美绝伦的箴言佳句，纵然就是振聋发聩的经典故事，如果使用在无关宏旨的段落中间，则恰似把珠宝金玉缠在脚腕上，亦如把胭脂粉黛抹在胸前一样了吧。
   文章在书写过程中，究竟如何运用“事类”的创作手法呢？其实，上述行文中曾经强调的恰如其分，就是要在引用别人原话时，完全像是作者自己说出来的一样；如若选取的成语典故不贴切，即便是一个流传千年的箴言佳话，依然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弄巧成拙。像曹植其人，不仅才高八斗，更是文坛俊杰；然而，他在《报孔璋书》（原文已佚）中说“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大意是：葛天氏的歌声，有千万人传唱，凡听到的人，都不再欣赏《韶》《夏》古乐了。）这样一种引用，显然属于失当了。在《吕氏春秋·古乐》中，则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大意是：葛天氏时代，三个人拿着牛尾，手舞足蹈，可以唱八段不重样的故事。）另外，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确实存在“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的故事。但是，像司马相如“千人唱、万人和”的措辞，仅是用以夸饰迎合歌舞的人数众多，虽然确实过分，但却有情可原。然而，若把三人欢愉的“葛天氏之乐”直接说成有千万人高歌夸赞，一定则是对司马相如用典的曲解。再者，陆机的《园葵》诗中有“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不若闻道易，但伤知命难。”的诗句，其中使用的典故，或是取自《左传·成公十七年》，其中记述孔夫子针对受刖刑失去一只脚的齐国鲍牵，曾经说过“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大意：鲍庄子还不如向日葵的叶子聪明，向日葵叶子还知道遮蔽太阳保护根茎。）；或源自《左传·文公七年》中，当宋昭公要驱赶公族时，其大臣乐豫劝说过“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大意：葛藤相互缠绕保护根系，作为君子都以他们为榜样，更何况君王呢？）据此可知，陆机在上述诗句中，若使用“卫足”或“庇根”，尚且有典可查，但使用“庇足”一词，几近荒谬。这就是没有真正懂得精益求精的根本，所造成的缺憾。毋庸讳言，像曹植如此精明干练，而陆机何等深沉细致，都难免有过失误。所以，凡作者无论才气学识达到何等程度，作文章在“事类”应用上，都需要格外谨小慎微。所以说，像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尽管把“河西”误作为“高唐”的故事，又有什么值得嘲笑不止呢？大千世界，山中树木，原本良莠不齐。在人世间，能工巧匠，凭借经验和工具，便可以打造出来一样又一样，极其丰富多彩，并能令人们叹为观止的精美器具。而在文学领域，一切经书典籍的优劣得失，又何尝不也是如此啊！凡文人墨客，如果能够精采攫取，并创作出来愈加完美惬意的举世佳作，也就无愧于其他专业的行家里手了。
    总而言之：经史子集源流长，珠光宝气光万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援古证今无局限，事类取舍有常规；箴言典籍贵恰当，精益求精忌臆想；古往今来多少事，颠来复去一文章。

【注解】
1、节选《鹖冠子》相关部分：“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雀。笼中之鸟，空窥不出。众人唯唯，安定祸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椭枋一术，奚足以游。往古来今，事孰无邮。”
2、秦·李斯《谏逐客书》相关部分：“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3、杨雄《答刘歆书》中相关部分：“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遂得尽意。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

4、《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