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悲歌：稷下学宫、黄老之学、阴阳五行、黄帝内经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建立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的一个具有大学堂、研究院、资政询议等多种性质集政治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机构。该机构由齐桓公田午(B.C.374～B.C.320年)兴办，至齐宣王、泯王（B.C.319～B.C.284年）发展为鼎盛时期，襄王和王建时(B.C.283～B.C.221年)逐渐衰落，秦并六国，学宫结束。由始至终前后历经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舞台，是当时的文化学术交流中心，诸子各派荟萃于此，甚为壮观。据《史记·田齐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盐铁论·论儒》亦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因齐国的清明的政治，开放包容的学风，又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稷下学宫一派无比繁荣之象，学宫内汇集了道、阴阳、法、儒、墨、农、兵等众家学派，各位学者展开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先秦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诞生了采众家之长的道家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顾名思义就是托黄帝、宗老子的道家学派，在老子的名前加黄帝以“黄帝”之名演义老子学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田氏代齐”之后，假“黄帝”之后以降诸侯，在客观上刺激了黄帝之言在齐国的发展。此外，稷下学士将正统道学与春秋以来流行的黄帝思潮有机结合并加以整合改造，如以道家的虚静思想整合早期的法家的法术思想，把帝王之祖黄帝与高尚道德的化身老子巧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兼容并包阴阳、墨家、儒家等诸家思想。这就大大促进了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郭沫若也曾说黄老之说“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在稷下学宫中，活跃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善修黄帝老子之言”的群体。《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就记载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厚禄豢养下的文人墨客，其著书立说不得不以“干世主”为主旨，把“老子之学”导向“君人南面之术”，自然是迎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黄老之学的悄然而生了。

阴阳与五行在远古时期萌芽发生之后各自独立而行，稷下学宫包容开放的平台也为阴阳与五行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阴阳学说肇始于原始的生殖崇拜，作为哲学概念滥觞于《易》，先秦道家老子首先明确提出阴阳属性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在《道德经》更是留下了“道”的著名语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行源于上古时代的“万物有灵”、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尚书·洪范》中出现了流传至今谈五行不离其言的名句，但梁启超也评论其“此不过将物质区分为五类，言其功用和性质也，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稷下学宫的管仲《管子》中出现了五行相生，并用五行配五灵、五音、五味、五色、五祀等。稷下学者邹衍的则将阴阳与五行桥接起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更提出“五德相胜”理论，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层利益而将五行予以神秘化，也便将五行拽入了迷信的烂泥潭。

稷下学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的赢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是“黄老之学”，同时产生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是“阴阳五行”。“黄老学说”占据了社会上层思想的地位，而“阴阳五行”也便成为了封建统治的赞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黄老之学”“阴阳五行”漫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对生命现象的诠释、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解读，如此，这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在整个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黄帝内经》顺应时代潮流应然而生，也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黄帝内经》是产生于稷下学宫，但如此高度切合的社会背景、文化潮流、政治形势，又怎么能让人不浮想联翩，又怎么能不让人产生这一联想？这，还需要证据吗？也知，哪有什么超前的文明，全然是历史车轮负重前进过程中碾压的痕迹。如此，气一元论、精气神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就这样成为了华夏民族医学的理论大梁，一扛两千年。呜呼哀哉，悲矣？幸耶？姑且读之，君且听之，来日方长，且留世人说吧！

读史心痛更与何人说？

唯愿清明留待世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