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苾雯│飘逝的花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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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逝的花伞

文\吴苾雯

【作者简介】

吴苾雯， 女，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2年高中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返城后历任武汉铁路局工人、打字员、局团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记者、站长，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高级记者。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94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一个女记者的梦》、《今日台湾探秘》、《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漫漫征程》、《两个人的故事》(合作)、《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逃离大学》、《高三家长》、《哪把椅子是我的》、《是谁杀了我》、《向中国大学说不》、《父亲档案：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先后发表中篇小说《今天不是昨天》《无冕之王》《寻找母亲》《来自天堂的琴声》等十余万字，散文、随笔20余万字等。《漫漫征程》《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分别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三等奖。

听说虹离婚了，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我知道，这个念头在她心里已盘桓了20多年。

虹是武汉知青，我和她相识在上山下乡那段日子。

那是1974年春，我从生产队被抽到大队民办小学当老师。没多久，虹也从砖瓦场到了学校。记得来的那天，她打着一把小花伞，粉色的，上面点缀着一朵朵白色的牵牛花。在后来我对虹的记忆里，总有这把彩云般飘来飘去的小花伞。

虹说她28岁，可我怎么看她也不像这个年龄，像婴儿一样柔软的头发自然地卷曲着，白皙的脸上，五官搭配得恰到好处，就连鼻子旁边那几颗褐色的雀斑，看着也挺顺眼。她爱笑，常常笑得拍手打掌前仰后翻，好像天下的快乐都给了她似的。

使我相信她年龄的是两个像影子一样跟在她身后的女儿。大的上一年级，小的也有５岁了。两个女儿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袖子上总是糊着鼻涕，可是却像她们的妈妈一样说着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在这个只说方言土语的地方，她们显得有点鹤立鸡群。

在本地人眼里，虹不是个好女人。她毫无顾忌的笑，她花衬衣下露出的半截白胳膊，她那把缀满了白色牵牛花的小花伞，还有她拖着鼻涕的两个女儿，都与他们眼里的好女人相距甚远。最让他们惊悚莫名的是，这个女人居然经常半夜三更跑到河堤上扯着嗓子唱歌，有人说她的歌声像嚎丧，让人毛骨悚然，有人说她的歌声像怨妇的哭诉，听了让人断肠。还有些多事的咬耳朵，说她俩口子压根儿就没睡在一个被窝里。总之，虹，是乡姑村妇农夫们舌尖上翻来翻去的人物。

学校老师有七八个，除了我和虹是下乡知青，其他都是本地回乡青年。大队民办教师在当时算是农村的白领，当地老百姓仍习惯称之为“先生”。只有虹例外，家长见了她尴尬地笑笑就算打了招呼。我想，家长们之所以容忍虹，是虹的教学实在无可挑剔。

教师里只有我和虹是女的，又都是下乡知青，俩人便多了几分亲近。可是我去她家拜访却是半年以后的事。

那天虹没来学校，只托人带来一张纸条，说是病了，让我帮她代课。下午放学后我去看她。那是砖瓦厂附近一间干打垒的平房，门前有两棵桐树，粉色的花儿正开得热闹，树下有星星点点的鸟屎和几片嫣红的花瓣，几只麻雀跳来跳去玩得正欢。乱砖码起来的门槛前拴着一条黄狗，见了我摇着尾巴一阵狂吠，我正惴惴无措时，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弓着身子走出来，他抬头看了看我，咧了咧嘴似乎想笑，嘴角却扯起一道深深的皱纹。他低头喝斥了一声，那狗便乖乖地蹲下去了。

不用说，他是虹的丈夫。

屋里光线很暗，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渐渐适应。虹躺在墙边一张木板床上，脸皮有些浮肿，眼神也显得有气无力。床边放着一只尿桶，散发着阵阵臊气。屋里摆设很简单，围着墙摆着三张床，中间放着一张方桌、两条长板凳，桌上凌乱地堆放着一些物品。一只年代久远的皮箱紧挨着虹的床头放着，那是一只朱红色的皮箱，箱的把手镶嵌着亮铮铮的黄铜，在小屋里显得卓尔不群。

自从到过虹的家后，我觉得虹并不快乐，她的生活过得很糟。

不久，学校发生了一件轰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事，一个学生扒拖拉机上学跳下来时被后面冲上来的手扶拖拉机碾压死了，而我就是那孩子的班主任。孩子的死跟我的严厉有关系，为此，我自责得痛不欲生。孩子下葬的那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等送葬的人走了后，我蹲在孩子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头上撑着一把小花伞，雨水顺着伞骨儿哗哗地流下来。我转过头，是虹伫立在雨中吃力地为我撑着伞。

从这以后，那把小花伞总在我心里温暖地摇曳着。

每年寒假，乡里都要搞民办教师集训。集训地点是离乡政府不远的一所村小学，大家自己带铺盖带米带菜。我和虹都是第一次参加集训。虹很兴奋，一路上又说又唱，快乐得像个孩子。

我和虹挤睡在一张床上，说是床，其实是几张拼在一起的课桌。那天晚上虹告诉我，1６岁时，她爱上了班上的一个男孩，他也爱她，可是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却被他的父母粗暴地扼杀了，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儿子不能娶一个反动军官的女儿。初中刚毕业，那男孩就被他的父母送走了。这一走杳无音讯，她不知道他在哪里，她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在等她。

万念俱灰中，她不顾母亲的苦苦劝说，放弃上高中的机会报名下了乡。那是1965年冬天。

她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在那里，照明用的是松脂，洗衣服用的是皂角，吃水要走几里山路，然而对于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子来说，最难熬的还是晚上，村里的单身汉常来骚扰，她在床边放着一把随时准备自卫的铁锹，提心吊胆、颤颤惊惊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苦捱苦熬了３年后，母亲说，要走出大山你只有嫁人。

母亲给她找了个对象，也是武汉下乡知青，虽然在农村却是在砖瓦厂工作。于是她带着铺盖卷儿坐几百里路车到这里和他结了婚。她说她丈夫人不坏，可她怎么也爱不起来。

第二年，武汉铁路局到我所在的县招工，乡里给了我一张招工表。虹见了，满脸的羡慕，虽然她也是下乡知青，却被列入社会青年排除在招工之外。我走的那天，飘着小雨，虹打着那把小花伞来送我，她眼睛红红的，却笑得一脸灿烂。

到武汉后，我给她写了几封信，她都没有回信。与她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1981年，听人说虹一家人的户口都办回武汉了，我为虹高兴。那天，我去看她。找了半天，才在一个工地上找到她。她和丈夫在工地负责看守建筑材料，一家人就住在工棚里。她神情黯淡，谈起返城的事并不见怎么高兴，那天我有事，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这以后，虽然我们同在一座城市，却失去了联系。

又过了几年，偶然遇见当年的“插友”，他告诉我，虹离婚了。

算算，虹今年该有60多岁了，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