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器!

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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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村出土。

延安市安塞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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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村出土。

延安市安塞县出土。

延安市甘泉县石门乡杨家河村出土

延安市黄龙县界头庙乡布寺盖遗址出土

延安市黄龙县界头庙乡布寺盖遗址出土

延安市洛川县黄章出土

延安市宜川县寿峰乡老吉堡村张友贤墓出土

甘泉县石门乡杨家河村出土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碾庄乡芦山峁村西,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大多被古董商收购。60年代,又有大批玉器出土,其中,有玉璧、玉铲、玉璇玑、玉璜、玉琮、玉环、玉瑗、玉笄、玉镯、佩饰、七孔玉刀等,大多由本区文物部门收藏,1992年4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芦山峁遗址是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存,在陕北,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还有神木石峁遗址和神木新华遗址。同样是以出土玉器而闻名的陕北龙山文化遗址,神木石峁遗址以出土大量龙山晚期以及夏代早期的牙璋而格外引人注目,显然,神木石峁遗址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遗址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河南夏代文化玉器最近的源头在陕北,稍远一些的源头则在山东半岛东部。但是在延安芦山峁,出土的玉器却带着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同时亦有相当数量的玉器,与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玉器有着共同的特征。
无论在延安芦山峁玉器还是在齐家文化玉器中,都没有发现牙璋,包括在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中,也没有发现牙璋,这说明齐家文化和陶寺文化均与夏民族早期在中国西北的活动无关。在中国的西北,如何理解这些年代大致相当的史前玉器?本博以为,齐家文化最早的源头在良渚,这是毫无疑问的。齐家文化在中国西部的出现,只能与尧舜时代“迁三苗于三危”这一事件有关,但是这些三苗人,可能是良渚的平民阶层,而不是贵族。良渚的贵族本是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良渚的平民,有着不同的族源。齐家文化玉器是在良渚灭亡之后兴起的,良渚文化传统的琮、璧和璜一类的玉器,既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同时,著名的良渚神像或图腾却在齐家文化玉器中消失了,因为被作为罪人流放的三苗人不能、不愿、也不被允许继续使用他们以前的统治者所专用的家族标志。而在芦山峁玉琮上,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良渚神像的继承,那么如何解释芦山峁人的族属呢?他们应该是最早开拓中原玉器文明的有虞氏。在良渚中期或中晚期,有虞氏脱离良渚,而与在山东、河北和豫东一带活动的帝尧集团结为同盟。
芦山峁玉琮的制式,与良渚中期玉琮的制式基本相同,只是神像的刻绘,略有差异。在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中,我们也可以见到玉琮的身影,但同时也可以见到牙璋和玉璇玑。的确,正如传说所描述的一样,有虞氏和夏后氏的祖先,他们都曾在山东侍奉帝尧集团,只是当有虞氏进入帝尧集团的权力中心之后,夏后氏的祖先崇伯鲧便倒霉了,被杀于羽山。鲧的家族一部分流亡到陕北,在历时三百年后,创造了神木石峁文明,而大禹应是出身于神木的夏后氏家族的领袖。鲧家族的另一支欢兜族,被流放到了湘西北张家界的大山之中,即“放欢兜于崇山”。欢兜族最后的去向,或者有可能与史前的巴蜀文明有关,传说史前巴蜀地区的开拓者是“丛帝”,或称“蚕丛”,即有崇氏也。
大约距今5600年前,生活在黄河中西部地区的黄帝集团向东挺进华北平原,在山东、河北以及豫东地区,先后取代了炎帝、蚩尤以及少昊集团的统治,至距今4100年前,大约1500年间,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黄帝的子孙形成了各个支族和权力集团,他们之间为了争当部落大盟主之位(即帝位),彼此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最高权力从一族向另一族转移时,称之为“禅让”。距今4200年前左右,可能因为全球气侯发生突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华北平原、江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低海拨地区,成为一片泽国。大量的海水沿着长江、黄河和淮河的入海口,倒灌进中国东部腹地,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史前大洪水。其实在大洪水到来之前,良渚文明就已经走向衰落,帝尧集团在有虞氏的帮助下控制了南方,其后又让防风氏部落扼守浙江省德清县的封、隅之山,那里是良渚西部的高地。然而帝尧尚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大洪水却将这个江南的粮仓彻底摧毁了。在大洪水中,虽然山东半岛的泰沂古陆因为地势较高而大部分得以幸存,不过,这也大大地削弱了帝尧集团的统治。于是黄帝的子孙在中国东部活动了1500年之后,又开始了向中国西部和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转移。
有虞氏是押送着大批的三苗族奴隶或者战俘来到陕西的,这些人将被驱逐到甘肃和宁夏的苦寒之地。古城延安,素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延安芦山峁玉器在黄河中西部地区出现的年代最早,因此芦山峁人在战略重地延安,有着为帝尧集团守护边疆的职能:一方面为防止河套东部地区日渐强大的夏后氏南下,另一方面要阻止和监视在甘肃和宁夏的三苗人东窜。
而在山西省西南部出现的陶寺文化,同样是有虞氏的遗存,只不过年代稍晚一些。在陶寺文化遗址中亦出现了大量的玉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良渚神像在陶寺时期消失了。此时的有虞氏已十分强大,早就不甘于做一方诸侯,而希望做天下共主了。为了扩大地盘,有虞氏南下渭水进入关中,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同时亦暗通北方的夏后氏,许以好处,防止腹背受敌。在步步紧逼之下,帝尧集团只好选择了“禅让”,这在日后成为了千古美谈。有虞氏在陕西南部和晋南的统治,一直沿续到了夏代,在陶寺遗址,除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之外,还出土了铜铃、铜齿轮等珍贵的文物,其中的一只铜铃,已与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铃一模一样。如此,有虞氏虽然最终禅位于夏后氏,但是却受到了夏后氏的优待,他们仍在原地并未受到驱逐与排挤。后来在夏初,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第六代夏王少康逃奔有虞氏,有虞之君虞思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赠与其土地和仆众,使夏王朝最终得以复兴。
发吕梁,凿龙门,这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路线。但是只要我们打开地图,就会吃惊地看到这正是大禹集团从神木出发,顺着黄河南下而又折转向东进入河南洛阳和偃师的路线,这是奉命治水还是进军呢?一时间很难搞清楚,而大禹治水,正是英明的大舜向帝尧推荐的。等到大禹治完了黄河之水,淮河之水和长江之水,夏后氏便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国南北各部落的联络,特别是与少昊氏的余部涂山氏结为婚姻,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于是,有虞氏只好向帝尧学习,也就是“禅让”,好在有虞氏和夏后氏,毕竟都是帝颛顼的后代。
无论在河南偃师,还是在神木石峁,都没有见到过一只玉琮出土,这是夏后氏玉器与有虞氏玉器的显著区别。偃师二里头的确出土过两只玉琮的残片,但是,那都是作为一块玉石原料,打碎以后用作别的用途。而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吴国人和越国人在挖到良渚玉琮之后,亦视之为“玉矿”,锯之切之改之,并无当做珍宝圣物之意。所以至今我们仍然能在吴国喾藏之中,见到被改制以后的良渚玉器。当然,夏以后的商和周仍在使用玉琮,这是有虞氏以及三苗人在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留下的印记,毕竟有虞氏才是中原玉器文明最早的传播者,而黄河中、西段的玉器文明和礼制,究其根源,均来自于中国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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