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有这么难吗？

摄于西双版纳，下图为望天树。

说句实话，有这么难吗？

湖北一个女作家，在网络连续发了她写的抗疫日记，在线上引起了轰动，想必在线下也会有很大的反响。只是不同的人群，对此有截然相反的评价

赞赏的人，为此大声叫好，即时转发；鄙视的人，怒其揭了疮疤，狠批痛骂。这是一个怪现象。

我无意赞扬这些日记，不就是几十篇随意写来的文章嘛。看了那些评价，心里有些添堵，或许是在封闭的空间里呆的时间太久，总想出门透透气，去欣赏一下春天的阳光。

这些日记并不是春天的阳光。

这些日记，我大部分读过。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作家几十天里所闻所见所思的真实记录，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平实得很，如说话一般娓娓道来。既不是妙笔生花的锦绣文章，也不是热情澎湃的激扬文字，更不是如诗如歌的史诗篇章。一个人的日记而已，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作品。

作家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生活，真实地虚发自己的情感，文章写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上，留下一点不完全同于报章电视的记录，作为今后研究这一段生活的历史资料的补充，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居然引起轩然大波。究其原由，我认为在于这些文字过于真实。不粉饰，不矫情，是这些日记的本色风格。如果说，有人说了几句实话，只要不是胡编乱造，不是恶意诽谤，不妖言惑众，就应该受到追捧、称赞和褒奖？这衡量优劣的标准也太低了。如果说，写出了亲眼所见的事实，写出来自己深切体会的感受，和主旋律有着不太一样的基调，就应该受到责难和批评，这些个人也太不宽容太无器量了。

看来还是衡量好坏的标准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说的是做人的标准问题。我认为，做人有标准，办事有标准，至少有个起码的标准。

标准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准则。譬如纳税，有个起征点。那是最低标准。照章纳税，就是按这个标准来要求的。

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出了一部著作，得了4000元稿费，教授当即去税务局交个人所得税。收税员见了如此主动上门的纳税人，很是感动，大力表扬这位教授。教授却平静地说，这是应该做的呀，就像人不能偷东西一样。难道一个人不做贼也该表扬吗？

“不做贼”是个标准，但我想这不仅仅是做人唯一的标准或是起码的标准。“不做贼”，“不干坏事”即是好人，这＂好人＂的标准也定得太低了。

写文章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写几句真话实话，就该受到赞扬？追捧抗疫日记的这些个人，你们把标准定得太低了一点哦。

责难这些日记的人，你就不让人家讲几句实话？一个文字匠，写几个字儿，没有伤筋动骨，能够影响抗疫大局？

话又说回来，说几句真话实话也在太难了。有人把这个归结于环境，我却不能完全认同。是大家伙儿不愿意说实话，不敢说实话，实话才变的珍贵。说实话有风险，怕得罪了人，怕惹来麻烦。大部分人坚持不随便说话，宁可说假话，绝不说实话的原则，普通话、套话、假话便成了好多人的基本语言。

我的长篇小说《风起》里，有一个小标题：“人有两套语言体系”，这是根据一段人物对话来的。这话说的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常常用几套语言体系来思维。同样一个人，场面上用的是普通话，私下里说的是悄悄话。有的人还有几套语言体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还美其名曰“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中华文化这个大染缸里浸出来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自然就有了评判标准。虽然不同的观点分歧，但还是一个“低”字。

标准一个社会的风向标。如果做人只要求不做贼就是好人，写文章不说假话就是好文章。这个社会要走到哪里去？

说句实话，有这么难吗？

作者在西南联大留影

作者张效雄，湖南湘阴人，生长于国营汨罗江农场。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长期在新闻媒体工作。高级编辑、省级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作家、教授。出版有《新闻文化随想》（湖南人民出版社）、《谁来当股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股市，不相信眼泪》（东方出版社）等著作，代表作《风起》（畅销长篇小说，201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