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姥姥也给我讲过鬼子进村的事，同...
小的时候，姥姥也给我讲过鬼子进村的事，同样也出现过糖。
但这个故事跟阎连科获奖感言中的故事完全不同，跟金一南在《为什么是中国》书中所讲的故事倒很是相似。
姥姥的祖籍是襄阳外围的一个小庄子，庄子背靠着山，面前是一条弯弯曲曲通向襄阳的驿道。
日本人从庄前经过时，姥姥还清楚地记得：队伍之中有几个日本男人没穿军装，还有几个日本女人，倒确实没有杀人放火。
日本兵给村里的孩子发糖，没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伸手去接；更小的娃娃不懂事，也没有伸手，因为胳膊都被当妈的给箍住了。
换成日本女人发糖——姥姥说，日本女人不凶也不难看，笑呵呵地蹲下来发糖，但同样没有孩子伸手去接。
因为襄阳沦陷的消息早已传出来了。
因为襄阳战事之前日本人在河南、鄂西北杀人放火的事，也早已传过来了。
庄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些事，逃难走了一些，剩下来听天由命的人都很恐慌。
我问过姥姥，孩子们为什么不接糖？
姥姥不识字，自然说不出什么“民族大义”、什么“不当亡国奴”这样的理由；姥姥的原话很简单：都恨死日本人了！谁家娃要是接了糖，一家子往后在村里就会抬不起头。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个理由不但质朴，也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农民“不当汉奸”的背景原因。
因为“恨”和“觉得会抬不起头”，就是辩好坏、明是非、知大义。
面对日本人的刺刀，不接糖甚至是有很大风险的，但人们依然会选择告诫大一点的孩子，管住不懂事的孩子，不接糖。
你不能要求手无寸铁的农民们都去反抗，冲上去撕咬日本人。
做到“不接糖”这一点，已经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长大之后，我觉得日本人在经过姥姥的村庄没有作恶，或者是因为战事已定，或者因为这不是作战队伍，甚至想宣扬一下“中日亲善”……
但我绝不会写一篇文章说：日本人还不错，还给发糖呢。
因为这一次没有杀人放火，完全不能遮掩其侵略中国、杀人放火的种种罪行。
这就是我看待“糖”的态度。
也是我看待阎连科获奖感言的态度——如果时光能够转换，请你把你那个打着所谓大爱旗号的一颗糖的故事，讲给鄂西北这个小村子里的人听听。
看他们会给你发奖呢，还是拿起锄头轰你走？
金一南在《为什么是中国》中所讲的“糖”的故事，比我姥姥讲述的这个，要凶险很多：
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子，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混在了乡亲中。
日本人把孩子当作突破口，拿着糖果说：吃糖吧，指指哪个不是村里的人？
日本人把孩子们的手给硬掰开，硬塞到手里，孩子们也会像是拿到了火炭一样，把它扔到满是灰土的地上。
几十年过去之后，当年的孩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说：当时说不怕那是假的，咋能不怕呢？但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我能确定的是，金一南将军的这本《为什么是中国》，绝不可能像阎连科的作品那样，去美国或者某个国外拿个什么奖。
原因不言自明。
阎连科的文学作品或许洋洋洒洒，如同其获奖感言所讲的故事那样声情并茂，但我更愿意用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书中的一段话，来看待以上“一颗糖”的故事。
“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种不需要言传的民族约定”。
“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有种”！
所以，我不会去看阎连科这本获奖的书。
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糖。
我宁愿去看《为什么是中国》——它所讲述的东西，远不是“一颗糖”的事。
我建议你也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