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诗文。
——兼论欧阳修的“太守之乐”
文/吴怀东
摘要：从北宋庆历六年问世至今,《醉翁亭记》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掩盖了其接受史中的异议和批评,文风“滑稽”论便是尚未受到关注和深入阐释的重要观点。此论实包含多重深刻内涵:从文体思想看,揭示了此文“以文为赋”、“以文为记”的结撰手法,且反映了“尊体”与“破体” 两种文体理念的冲突。从主体感受看,欧阳修有意突破“古文”与“时文”的文体界限,融合骈、散,实继承韩愈“以文为戏”传统,寓庄于谐,自我调侃,而刻意突出“乐”之体味,调和人生苦境, “苦中强乐”,表现了政治上的挫折感以及超越人生苦难的努力。文体界限的突破和苦乐感受的交融,根源于欧阳修在北宋党争中的沉痛体验,亦契合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普遍遭遇。鲜活的体貌特征和深沉的情感张力,赋予此文文学经典的性质。
关键词：《醉翁亭记》;欧阳修;古文;破体;滑稽;以文为戏;太守之乐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是韩愈最早自觉“矫正”古代散文从汉末建安以来发展的方向———反对“今文”(骈文)、大力倡导“古文”，正如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云,“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影响至巨。晚唐五代骈文“回潮”，因此，宋初以来，穆修、王禹偁、柳开、石介、尹洙等人以师承韩愈相号召，再次高举反对“时文” (骈文)、提倡“古文”之猎猎大旗。欧阳修生活在穆、柳、石、尹稍后或同时，接续古文改革思想，并依托其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的独特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而大力倡导“古文”，最终取得巨大成功，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在跨度三百多年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就贡献和影响而言，前有韩愈——理论的发起人，后有欧阳修——实践的完成者，欧阳修居“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当仁不让。作 为欧阳修的弟子与同道，苏轼就高度评价了其老师的实践业绩：“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叙》)欧阳修古文创作是其古文理论的实践，名篇佳作甚多，尤为知名的是庆历六年于滁州太守任上创作的《醉翁亭记》。然而，《醉翁亭记》自产生后，一方面影响极大，被争相传阅，不胫而走，如朱弁《曲洧旧闻》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此文刻石后，更是被“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南宋朱熹引述琅琊寺“山僧”语:“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 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此文在今天仍然被视作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是当今中学语文教材选文的保留篇目，家弦户诵。另一方面，对此文并非好评如潮。围绕这篇名文写作上的特点，从宋代到现代产生诸多话题甚至争议。当时及后代评论亦非单纯赞美，且与欧阳修关系远、近者之评论亦有差异，其同道如王安石、苏轼就认为此文格调不高,文风“滑稽”。《醉翁亭记》只是一篇抒写山水游览之感、区区三百多字的文章，当时何以产生如此巨大反响，而评价之差别又如此之大？所谓“滑稽”的内涵是什么? 虽然当今学界对此訾议现象有所关注，不过，对时人之訾议和《醉翁亭记》之丰富内涵尚需联系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评论者的特定身份角色以及欧阳修守滁心境作深入分梳。质言之，对欧阳修“滑稽”为文之评论，实涉及当时古文派内部观念的差异以及当时文学、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更涉及欧阳修复杂、隐秘的心路历程。故本人不揣谫陋，试图揭破此文创作及接受之背景，冀加深于此千古名文复杂内涵之理解，亦助益于对欧阳修其人及其时代之认知。《醉翁亭记》在宋代受到的异议甚多。朱弁《曲洧旧闻》记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按：宋祁，字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宋祁明确以为《醉翁亭记》属于辞赋体。董弅《闲燕常谈》(叶寘《爱日斋丛钞》卷四引) 记载:“世传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无此体。师鲁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师鲁 (按:尹洙,字师鲁) 起取《周易·杂卦》以示公，公无语，果如其说。”尹洙否定了欧阳修自谓独创说，认为他有所师承。尹洙貌似客观描述，显然并不认可。两宋之交的学者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云:“《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句，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易·杂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南宋学者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云: “近代欧公《醉翁亭记》步骤类《阿房赋》,《昼锦堂记》议论似《盘谷序》。”细究这些议论，从最直观的层面看，学者们关注的是文体问题，即以赋为文、以论为记及其相关的词句问题。以赋为文，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多个“也”字句的连用以及“若夫日出而林霏开,……而乐亦无穷也”的景物描写。“也”字句的大量使用，加强了语气的贯通和流畅，形成韵律感，正是辞赋体语言技巧的表现。《醉翁亭记》不仅是以赋为文，而且还是以论为记。南宋陈师道则认为:“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后山诗话》)宋代及后代学者都注意到《醉翁亭记》以赋为文、以论为记、“破体”为文的特点，但评价并不一致，肯定或否定的两种立场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观即尊体与破体观。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学者们关于《醉翁亭记》的争论，体现了破体与尊体两种对立的文体观，从根本上看是宋人乃至艺术创作上有法与无法两极思维的纠结。欧阳修《醉翁亭记》借鉴辞赋体的骈俪句法, 引起时人以及后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固然是尊体与破体这两种文学观念不同或冲突的反映，而尹洙等人的反应则实不仅关联具体文学、文章、文体的优劣高下之争论，还关涉当时更为复杂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文学思潮乃至学术与政治之脉动，涉及当时“古文”营垒中两种观念的差异或冲突。中国古代的文学讨论基本上是基于文学与政治密切关联、在政教的范畴内展开的，宋初更不例外。宋初以来，士大夫群体倡导古文的根本动机，就是希望通过文风的转变以实现学术、思想与社会风气的变革进而推动政治上的改革,“推明治道”。陈寅恪指出:“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当时讨论的核心就是否定骈俪“时文”、倡导传“道”的“古文”。从北宋建国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等就对晚唐五代以来再次兴起的骈俪文风表达强烈不满，大力提倡古文。柳开说: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河东先生集》卷一)“文取于古，则实而有华; 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而无实，则非经纬人之文也， 政亡其中矣。”(《答藏丙并第二书》,《河东先生集》卷六)石介说:“今之为文者，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二)以致于他们提出极端的“为文害道”观点。可是，尽管如此，以杨亿为首的“时文”创作仍然十分流行。到了北宋中期，形势才出现根本改变，范仲淹《尹师鲁河南文集序》(《范文正公集》卷六)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是由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说:“(予)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一般认为古文运动最后取胜的标志是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取士，苏轼、苏辙、曾巩以及张载、程颐等人皆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仕途。其实，这次取士衡文打击的对象并非“时文”，而是古文中的“太学体”———“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这表明古文运动的复杂性，反映出欧阳修的古文观与以尹洙、石介等人极端古文观的差异。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云: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因此，与极端派尹洙等人不同，欧阳修强调文、道兼容，并没有彻底否定骈俪,“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显然，欧阳修的思想认识中，实包含古文与骈文并非决然对立的认识，如论者云,“是知'古文’作家渐臻完美的艺术探索，并不排斥'四六’骈辞久已成熟的创作经验；二者从对立走向互补，乃是唐、宋文章艺术转型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自然选择”。《醉翁亭记》采取了古文的基本体式却借鉴赋体骈俪手法,反映出欧阳修对骈俪的宽容。然而，正是这一点，却难免引发了极端反对骈俪四六之文的尹洙等人的敏感甚至反感。换言之,《醉翁亭记》当时影响巨大，原因在于触动了当时极其敏感的古文与骈文“不两立”之大是非——在当时，这既是文学、文化问题，也是十分敏感的现实政策、政治问题。尽管欧阳修此时还不是和范仲淹一个层级的高层政治家，但毕竟也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学界、政界新锐,即使身处偏僻的滁州，他的言行举止也极度引人关注，因此，《醉翁亭记》的写作所涉及的，显然不是后代学者所关注的破体或尊体这类单纯的个人文学偏好问题。作为古文家,欧阳修不惜“破体”为文——以赋为文、以论为记,不惜在庄重的“古文”中借用自己阵营同道所一贯明确反对的“时文”写作手法, 自然物议沸腾。欧阳修如此行动,从他的主观目的来说,虽符合他对骈俪手法的一贯认识,不过, 在创作中真如此大胆借鉴使用之，必然冒犯他所属的“古文”派阵营。欧阳修如此行事到底要达成什么效果?除了尹洙等极端派含蓄地否定外，与欧阳修比较亲近的师友圈子——认可“古文”却并不绝对排斥“时文”的王安石、苏轼等以及后代敏感的读者都认为《醉翁亭记》文风格调“滑稽”。滑稽，确实揭示了欧阳修独特的文体感觉以及此文写作过程中刻意破体为文的心理与现实动因。《桑榆杂录》记载:“或言《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欠之’。荆公大喜。”欧阳修弟子苏轼甚至说:“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记欧阳论退之文》,《东坡题跋》)南宋学者说得更为明确。陈鹄说:“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富文忠公尝寄公诗云:'滁州太守文章公, 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又云: '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盖谓公寓意于此,故以为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南宋黄震直接就说《醉翁亭记》 是“以文为戏者也”(《黄氏日抄》卷六一)。金人王若虚也说:“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见《滹南遗老集》卷三六)“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文辨》,《滹南遗老集》卷六一)近代诗论家陈衍《石遗室论文》(卷五)也说:“欧公《有美堂记》，与《丰乐亭》、《岘山亭》二记,为杂记中最工者。《醉翁亭记》则论者以为俗调矣。其实非调之俗,乃辞意过于圆滑,与《送李愿序》气味相似,殊不可学耳。”“游戏于文”、“滑稽”、“俗调”、“圆滑”等,这几种评价用词差不多，内涵接近。为什么他们觉得欧阳修为文格调如此? 根本原因就在于,“时文”及其骈俪句法是他们明确反对的对象，而欧阳修《醉翁亭记》却有意模仿、借鉴学习，批判骈文却又学习骈文,并且学习得很夸张，显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从欧阳修的角度说，他主观上就有调侃、自嘲的意味，而他人自然觉得夸张、玩笑、“滑稽”。破体为文确实往往具有游戏意味的美学效果。王运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就认为《北山移文》是朋友间的玩笑之作。仔细考察,《北山移文》之所以被视作玩笑之作，不仅是周颙隐居与出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而且从写作角度看,此文采用寓言体的形式,且使用了“移文”这种庄重文体，化庄为谐。文体的移用,到中唐韩、柳笔下就变成一种自觉的技巧与艺术。当尹洙指出欧阳修的句法来自《周易》，欧阳修本人也大吃一惊,这说明欧阳修并没有刻意模仿前人的经验，因此，任何前人的经验出现在欧阳修的文中,那已化为欧阳修的经验。问题是欧阳修写作古文却借鉴辞赋体技巧并非一般的化用，而是出自自觉的选择。欧阳修的创作态度可以归纳为“以文为戏”。“以文为戏”这个概念出自中唐政治家裴度对韩愈创作《毛颖传》的批评。韩愈作《毛颖传》,引起广泛物议,裴度作为朋友立即在《寄李翱书》中批评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 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尽管韩愈在《答张籍第一书》中承认“吾所以为戏耳”, 但是,他郑重其事以太史公笔法为毛笔作传,其实是为优秀人才“以老见疏”鸣不平,借以批评统治者寡恩薄情。韩愈志同道合的好友柳宗元做《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为韩愈作了充分的辩护,认为韩愈实借此文“以发其郁结”,“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是通过这种貌似调侃的方式表达不便明言的“郁积”——柳宗元作为韩愈的至交其实很明白韩愈的隐秘内心和写作意图。从文体及其技法的角度看,韩愈《毛颖传》是以小说笔法作传记, 通过“破体”为文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韩愈采取如此俳谐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实因陷于困顿的处境而形成了社会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无法被一般社会大众所认可，他才不得不借助庄子亦庄亦谐的表达方式。欧阳修对韩愈其人其文实是心摹手追。欧阳修贬滁，心中郁结甚深，故其借破体为文以做调侃,正是处境的相似和破体为文、以文为戏创作态度的一致,深刻地显示出韩愈与欧阳修之间的精神遗传。当然，从调侃的具体手段而言，除了众所关注的文体及其技巧之外，欧阳修的故作旷达、洒脱(饮酒、畅游以及年不及四十却自称“醉翁”、在僚属前突出自己的太守身份等)也是其实际表现。被贬官滁州的欧阳修，创作《醉翁亭记》之时，有意学习韩愈以文为戏，通过调侃甚至自嘲以抒发不便明言的心理郁结。他回顾自己的经历而产生自嘲的意识和失落的心理——伟大的理想与落魄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这种对比、反差体现在文学与政治两个层面，因此，他借用“时文”调侃自己参与倡导的“古文”，进而调侃自己积极参与的复古改革的政治失败。欧阳修的自我调侃，根本上源自他自身现实遭遇的反思。宋初倡导“古文”、反对骈俪“时文”者都是不满现实、坚决拥护政治改革的正人君子,可是,这样的人在现实里却不断遭遇挫败,欧阳修就从贬官夷陵到贬官滁州，他回顾自己的遭遇,既觉得滑稽, 也觉得悲伤。从思想渊源而言，则是用追求自我的老庄思想反顾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而产生的反讽效果。从文学思想来说，提倡“古文”就是否定审美，否定文学的个人抒情性，而欣赏骈俪 “时文”，恰恰是认可个人感情抒发和文学审美的独立价值；“古文”关联政治，骈文合乎个人审美需要。欧阳修写古文却以赋为文，正陷入了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与老庄审美主义文学观的错杂与冲突，当他以个体而不是政治角色参与文学活动时，还是情不自禁地偏向抒情与审美的骈文。当然，文学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欧阳修的自我调侃并不意味着他主观上对自己倡导“古文”以及政治改革立场的否定或放弃，甚至可以说，欧阳修的自嘲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只是一种潜在情绪的自然流露或发泄而已。从欧阳修为人习惯看，他积极入世，面对困难时也始终追求自我解脱与放松。兹以《归田录》自序可见一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 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 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窥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馀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远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祸，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而乃徘徊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所谓“笑谈”，正可见其自我解嘲之习尚与追求。《醉翁亭记》之所以追求这种效果，这是与此文写作目的——私人性的抒情有关，对比同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二文各自的写作目的与特点十分清晰。《丰乐亭记》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甚至表演性。丰乐亭，本身是为“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丰乐亭记》)而修建，故此文亦以歌功颂德为主题,文风庄重。宋人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一)云:“《丰乐亭记》叙滁于五代被兵，而今无事，以归德于上。”明代吕留良《古文精选·欧阳文》说:“若无中间感叹一段，但铺张丰乐之意，歌功颂德，成俗文矣。醉翁亦不过进熟就生耳。”归有光《欧阳文忠公文选》(卷七)云：此文为“风流太守之文”。清人吴楚材、吴调侯说:“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其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增无数烟波。较之柳州诸记，是为过之。”这些学者都注意到《丰乐亭记》具有与《醉翁亭记》迥然不同的官样表态文章的性质。《醉翁亭记》微妙的调侃、自嘲中到底表达了何种隐秘、复杂的私人性感受呢? 欧阳太守真的很快乐吗? 如何理解欧阳修在文中刻意突出的“太守之乐”? 欧阳修并非喜欢调侃、滑稽的人。显然，《醉翁亭记》文体的选择、语言技巧的使用，肯定与其特定时期、特定处境及造成的心态密切关联，换言之，这种文体的革新必与表达特定心情之目的有关。创作《醉翁亭记》时，欧阳修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欧阳修此时此地的经历决定了《醉翁亭记》复杂而隐秘的思想与情感。欧阳修自小失怙，天圣八年(1030年)二甲进士及第，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与此同时，他还迎来了洞房花烛之喜——被恩师胥偃择为女婿。可是,欧阳修快乐的日子不长，入仕不久，家庭与仕途都不断遭遇危机。从结婚到贬官滁州期间，十五年里，欧阳修两次丧妻，三次丧子，同时，妹夫病故，胞妹无依，老母多病。与家庭变故相比，欧阳修的职业生涯遇到更大的麻烦和压力。欧阳修进入官场之时，正赶上范仲淹等人发起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改革, 而欧阳修作为改革的支持者，随着改革的失败也遭到守旧派的报复打击,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数年之后,回到朝廷的范仲淹、韩琦、 富弼等人再次发动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在守旧派的坚决阻挠下,新政再次遭遇失败,范、韩、富等又相继被贬,反对派诬告欧阳修与犯罪的外甥女张氏乱伦,贬知滁州。双重打击连续交错袭来, 欧阳修心情当然异常痛苦,外貌也是未老先衰、沧桑枯槁，如其《送张屯田归洛歌》咏叹道:“昔年洛浦见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来欲遣何可柰,时向金河寻杜家。杜家花虽非绝品，犹可开颜为之饮。少年意气易成欢,醉不还家伴花寝。一来京国两伤春，憔悴穷愁九陌尘。红房紫莟处处有,骑马欲寻无故人。黄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时怅望多。为怜此水来何处,中有伊流与洛波。忽闻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暂明。心衰面老畏人问，惊我瘦骨清如冰。今年七月妹丧夫，稚儿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予丧妇，十月厌厌成病躯。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门无过者。独行时欲强高歌，一曲未终双涕洒。可怜明月与春风，岁岁年年事不同。暂别已嗟非旧态，再来应是作衰翁。感时惜别情无已，无酒送君空有泪。西归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今若此。”可是，欧阳修是一位正直、有远大志向、敢于担当且理性、自信、坚强的政治家，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之后，一方面，他不断总结经验，勤于政事，《宋史》本传记载，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错乖直，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县且如此，天下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见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另一方面，欧阳修不断调适个人心理状态，努力保持乐观的心态。他虽很痛苦但决不会屈服，在前往夷陵途中致书好友尹洙云:“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 因而不断自我安慰，自寻快乐，“自西事已来，师鲁之发无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类甚多，安能尚甘于自苦邪! 得失不足计，然虽欢戚势既极，亦当自有否泰，惟不动心于忧喜，非勇者莫能焉。”(《与尹师鲁第三书》)欧阳修于夷陵所作诗文即显示出他面对打击时有意自我放松，如《夷陵县至喜堂记》云夷陵县“地僻而贫”,“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岁满，或自罢去。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 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峡州至喜亭记》同样表达了这种生活态度:“夷陵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而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为名誉以资进取”，却不改其乐。深陷困境却自得其乐几乎是欧阳修的习惯，欧阳修任官滑州期间，自名住处曰 “画舫斋”，并撰《画舫斋记》，云:“有逃世远去江湖之上终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乐也。苟非冒利于险，有罪而不得已，使顺风恬波，傲然枕席之上, 一日而千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 顾予诚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斋，奚日不宜?”欧阳修贬官滁州，遭受的打击更重，而欧阳修肯定要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并且也要努力让别人看到自己快乐起来。欧阳修努力销蚀心头的苦闷，他精心任事，为政“宽简”,使得官民称便，通过政绩获得当地百姓的认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丰乐亭记》即反映了滁州物阜民丰的盛况，作为太守的欧阳修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与此同时，欧阳修还通过交友、饮酒、游历、创作以抒情，努力追求心理的平衡、放松、快乐。欧阳修对快乐的积极追求，其实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普遍性，这是中唐、尤其宋初以来的政治运动、思想脉动的结果。深受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一直将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但是，从中唐开始，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意识，他们在继续追求建功立业之同时，逐渐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建功立业，只是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作为个体，还有其他价值追求，包括感性生活的价值。白居易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与元九书》)，就是思想史变迁最醒目的标志。《孟子·尽心 (上)》提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的原意是不论穷达，士大夫都要修养个人身心，而白居易虽基本沿用了孟子原话，但理解与认识却发生了很大改变。“兼济、独善的区别对于他 (按，指白居易)的意义，主要是帮助他在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肯定两者对于主体个人均具有重要意义。”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追求精神的“知足”以及“乐”，就是其价值追求最鲜明的话语表达。宋代士大夫正是继承了白居易这一人生立场并自觉以道家的知足常乐乃至佛教的看破红尘来消解、化解现实政治不遇所带来的痛苦,“乐”从此成为宋代士大夫最尚谈论的概念和话题。相比于前代士大夫，宋代士人一方面更深入地介入社会政治，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关注个体之价值,他们所享受之“乐”，除了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功成名就之“乐”,还包括道德树立的精神之“乐”(即理学家们加以放大的“孔颜乐处”之“乐”)乃至物质享受之“乐”。欧阳修的密友尹洙就曾提出了这一问题:“废放之臣,病其身之穷。乃趋浮图氏之说，齐其身之荣辱穷通，然后能平其心。吁,其惑哉! ……先圣称颜子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盖夫乐古圣人之道者，未始有忧也，尚何荣辱穷通之有乎?”(《送浮图回光一首》,《河南先生文集》卷五)对于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程杰分析指出这种生活观念对三教思想资源、尤其是儒家思想传统的继承与融汇。历来学者比较强调宋人对道德自立之乐的重视，其实，宋人也不废物质享受之乐,这种生活立场表现最充分的是苏轼。苏轼强调“寓物为乐”:“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书》)“寓物而发其辩”(《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亦欲玩物之变，以自娱也” (《与程正辅》)等积极能动的玩物之乐。在继续精神上的山水游赏之外,也强调感性的取物为乐。乍一看，《醉翁亭记》的文字中充满了轻松和欢乐:“乐”字反复出现；欧阳修似乎刻意“装腔作势”，倚老卖老，随心所欲，追求自由、洒脱、率性、快乐，力求不累于心，并在文中反复渲染“乐”——小饮怡情之乐、自号“醉翁”的自我调侃之乐、受人拥戴的太守之乐、与民同乐、山水游赏之乐等。苏洵就评价欧阳修之文云:“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祐集》卷八)《醉翁亭记》所描写的场面看起来确实一派祥和、闲雅。在追求释放、快乐的心态下，欧阳修不仅在现实中追求自我放松，而且在创作中，他也努力通过解构雅正、庄重的游戏为文以达到调侃、娱乐的效果:《醉翁亭记》以赋为文、以论为记以及连用许多“也”字,确实化庄严为戏谑，采用文字游戏的方式，取得了调侃、放松的心理效应。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一个胸怀大志、志在天下的欧阳修真的陶醉于一个荒凉小城给他提供的世俗欢乐中? 《醉翁亭记》作于欧阳修贬官滁州之次年，即庆历六年。当时，在反对派把持朝政的形势下，欧阳修自知百口莫辩，不得不压抑隐忍，朝政堪忧,个人生活堪忧，可以想见，欧阳修来到贫瘠、偏僻的滁州就任后之痛苦。《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诗曰:“滁山不通车，滁水不载舟。舟车路所穷，嗟谁肯来游。”可见此地之荒凉、偏僻。作于滁州的《啼鸟》诗云:“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言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刘尚荣先生调查了欧阳修滁州全部创作，他注意到除了《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其他诗文所表达的感情总体上是悲哀忧伤的——“欧公居滁无乐”，而陈新、杜维沫早就指出:“庆历六年作(《醉翁亭记》)。时作者四十岁，即自称'醉翁’，并作《题滁州醉翁亭》诗云:'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酲然。’透露出被贬后在政治上的压抑心情,但他牢记在贬所'不作戚戚之文’的信条, 借诗酒山水以自放，故文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诸语，直有长歌当哭之意。”他们所见深刻。曾巩应老师欧阳修之要求,撰《醒心亭记》,明确说 “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 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寄意于此也。”显然，滁州的“一山之隅，一泉之旁”不足“乐”,因为欧阳修关心的是“吾君”、“吾民”、“天下之学者”、“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问题正在这里———前述四者都堪忧，欧阳修怎么能快乐起来? 欧阳修刻意对外表现自己的快乐，其实无法掩盖其内心深埋的痛苦。显然,作为一个政治上积极追求却遭贬谪的滁州太守，欧阳修此时的心情并不快乐。欧阳修当时内心痛苦和压抑，他也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摆脱痛苦,并且希望别人能够看到他的快乐,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的痛苦——这表明了他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坚强的性格，所以，他在《醉翁亭记》中刻意表达轻松愉快甚至调侃之感——假装快乐。换言之，这一深刻的悲哀情感却被欧阳修有意压抑、隐埋在《醉翁亭记》一派欢乐祥和的游乐氛围里。醉翁不醉，欧阳修无非希望自己做个醉者,其实做不到,他似醉实醒——欧阳修建醒心亭而命曾巩撰《醒心亭记》，曾巩明确说此亭之命名是受到欧阳修最心仪的前代诗人韩愈诗的启发，《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北湖》诗曰:“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醉翁”哪是醉者? 实是最痛苦的醒者。政治的遭遇让他痛苦，他只能在这片并不美妙的山水风景里寻找精神的愉悦与陶醉，如后来朱熹所云:“饮罢醒心何处所? 远山重叠翠成堆。”(《次刘秀野闲居十五咏·春谷》)欧阳修通过组织畅饮、欢游的场面，人为地制造出欢乐。《醉翁亭记》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段话让我们想到 《庄子 · 秋水》篇中庄子与 惠施在 “濠梁之上”那场关于鱼之乐的辩论，想到庄子的佯狂装醉。既然是“太守之乐其乐”，显然太守本来并不快乐,滁州的“一山之隅,一泉之旁”也不可能让他高兴起来。所以，《醉翁亭记》所表达的感受其实极其复杂：欧阳修越是刻意真诚表现自己的“太守之乐”，恰恰表明他在千方百计掩饰或转移甚至压抑太守之“苦”，换言之，在貌似光鲜、洒脱、快乐的外表下跳动的其实是一颗痛苦的心。欧阳修并不快乐，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他很孤独、无奈、悲伤——这种无法发泄的悲伤才是最深沉的悲伤，简言之,欧阳修的感受是：似乐实苦，苦乐交融,诚如钱锺书先生所云乃“苦中强乐”。总之，《醉翁亭记》以赋为文、以论为记，这种“破体”为文之审美实践，无意中泄露了欧阳修在当时落魄的政治处境里极其复杂、也难以明言的心理感受——因政治改革的失败而引发的对于 “古文”与“时文”关系的调侃、对自己参与的复古政治实践的自嘲。貌似简单的文体修辞，实关涉当时重大的政治分际、思想版图的异动。从根本上说，欧阳修所经历的现实矛盾、内心纠结，即出处的矛盾，其实是儒道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矛盾的折射，这在古代制度环境里根本无解。《醉翁亭记》触动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共同的心理主题，并且通过文体选择的方式含蓄甚至无意识地表达了这一心理感受。欧阳修佯狂取醉的复杂感受，又外化在醉翁这一直观的自我肖像刻画和醉翁亭这一生动的现实物质载体之中，从而才格外引发后代知识人的普遍共鸣。《醉翁亭记》的主题深刻，且具有普遍性。欧阳修不仅使用直白的语言表达感受，还创造性地采用文体修辞这种独特的方式，含蓄地表达自己隐秘的生命感受，可见作者语言艺术之高超。应该承认，《醉翁亭记》确实是一篇精彩之作、不朽之作、经典之作，因为主题的普遍性、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的创新性才是构成文学经典最重要的标准和依据。洪本健先生文《欧阳修的主盟历程》统计了南宋以来各种古文选本中入选率最高的欧阳修的18篇散文，《丰乐亭记》名列第二,而《醉翁亭记》远远不及,不得不屈居于第十四位。原因其实很简单,歌功颂德是古代政教文学的主流传统,《丰乐亭记》明确有 “宣上恩德”的创作目的，正如吴楚材、吴调侯所云,“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古文观止》卷十)，所以，该文自然受到古代功利选家的垂青。相比之下,《醉翁亭记》文风“滑稽”、“以文为戏”，不够纯正、庄严、和谐、唯美，有违古代主流的政教规范, 自然遭到古代诸多选本弃选,也遭致现代学者高 步瀛弃选、陈衍批评。王安石、苏轼能读出《醉翁亭记》文风的“滑稽”，表明他们作为欧阳修政治与 文学同道,大致了解或理解欧阳修“苦中强乐”这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后代学者能看出《醉翁亭记》文风“滑稽”,已充分显示出评论者见识之超卓,但仅仅看到“滑稽”,却没有看透欧阳修“苦中强乐” 的隐秘心理感受,而今日读者只是简单、笼统地视此文为文学经典,却忽视其内涵的复杂性、表达上的创造性，均尚未达一间，自然不能算欧阳修的真知音。《醉翁亭记》所遭受的非议和误解,既证明艺术上知音难觅的普遍性,也证明了曲高和寡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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