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研究概说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08-18 18:34:05 阅读 次原载《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6期今年是甲骨文发现八十周年。在这篇短文里，简单介绍一下八十年来甲骨文研究的概况，并谈谈甲骨文研究对文字学和古汉语研究的贡献。甲骨文发现于殷虚，殷虚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是商代后半期都城的遗址。商代统治阶级常用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进行占卜。甲骨文就是商代后期遗留下来的卜甲卜骨上所刻的占卜记录(偶而也有写而不刻的甲骨文)，所以也称为甲骨卜辞或殷虚卜辞。商代人有时也在卜甲卜骨上刻记一些其他文字，有时还在非卜用的兽骨、人骨或骨器上刻字。这些文字通常也称为甲骨文。所以严格说，甲骨文的范围要比甲骨卜辞广一些。殷虚地下埋藏着大量卜甲卜骨．其中有很多是刻有文字的。当地居民在生产、建筑等活动中无疑会不断发现这种甲骨。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人知道这种甲骨上所刻的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古文字。挖掘出来的甲骨，有的被毁弃，有的被当作“龙骨”卖给药材商。直到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才有一个范姓古董商带了一些有字甲骨到北京给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看。王氏鉴定甲骨上的文字是三代古文，让古董商给他收购，从此甲骨就进入了“古文物”的行列。所以大家把一八九九年当作甲骨文最初发现的一年。解放前，发现甲骨文的地点只有殷虚一处。因此很少有人在“甲骨文”这个名称上再加“殷虚”二字。解放后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少量商代甲骨文，又在洪洞坊堆村、长安张家坡、昌平白浮、岐山凤雏村等地先后发现了一些周代甲骨文。本文标题特别标明“殷虚”，就是由于考虑到这种新的情况。八十年来．通过私人挖掘和公家发掘而得到的有字甲骨，数量很多。有人估计为十万片左右，有人估计为十六万片左右。不过这些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并且有不少是只有一两个字的小碎片。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刘鹗把自藏的一部分甲骨编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此后七十多年里陆续出版了很多甲骨文著录书。但是直到目前，有研究价值的甲骨文资料仍有一部分没有发表，为了创造研究甲骨文的条件，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近基本完成了编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全书收甲骨五万片左右，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甲骨文资料中有研究价值的部分大抵已尽于此。这部大书从今年起分册出版，预定在三年内出齐。它的出版无疑会大大推动甲骨学的发展。甲骨断片有一些是可以缀合的。有不少研究者做过甲骨缀合工作，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专著已经出版了五、六种。近年来有人尝试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卜甲。对于这种新方法的前途，大家的看法尚有分歧。从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甲骨学界普遍认为殷虚所出的甲骨卜辞都是属于商王的(董作宾曾怀疑后岗出土的有字卜骨是“民间”之物，但后岗离甲骨文的集中出土地小屯村颇远，所出字骨只有一片，情况是特殊的)。日本的贝冢茂树首先提出，殷虚卜辞里有不属于王的多子族辞。后来，陈梦家、李学勤等人都对不属于王的卜辞进行过研究。现在，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在殷虚卜辞里存在着一部分“非王卜辞”。不过这些卜辞的主人大概都跟商王有密切的关系。关于甲骨文的时代，罗振玉《殷契书虚考释序》认为包含武乙、文丁、帝乙三代。王国维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以及他对卜辞的研究订正罗说，认为应该起自盘庚，终于帝乙。董作宾更进一步，认为帝辛(即纣王)一代也应该包括在内。现在，大家都承认甲骨文包含武丁至帝乙各代的卜辞，但是有很多对盘庚、小辛、小乙卜辞的存在表示怀疑。甲骨文里是否有帝辛卜辞，也还是有争论的问题。即使只承认甲骨文的时代起自武丁，终于帝乙，也已经经历丁八个王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把甲骨文分期断代。甲骨文断代的思想在王国维的著作里就有了萌芽，而正式提出系统的学说的，则是董作宾。董氏于一九三二年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九三五年正式发表)，根据称谓、贞人等标准把甲骨文分成五期：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这篇文章为甲骨文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董氏在《殷历谱》里．又根据不同时期在历法、祭祀等制度上的特点，提出了分派的说法。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武乙、文丁属于旧派，祖甲、廪辛、康丁、帝乙、帝辛属于新派。这样，他的第二期实际上就一分为二了。董氏奠定断代研究基础的功绩应捩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分期分派学说还有不少问题。后来，胡厚宣、贝塚茂树、陈梦家等人都对他的学说有所修正。董氏把廪辛、康丁合为一期，实际上康本卜辞的特征跟武乙、文丁卜辞更为接近。董氏对文本卜辞的意见，受到的批评最多。现在大参数研究者都认为，董氏定为文丁卜辞的“師组”、“子组”等卜辞，应该属于武丁时期。最近，李学勤又提出，过去认为是典型武乙卜辞的“历组卜辞”，应该属于祖庚时期。这是一个需要深人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甲骨文释字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甲骨文里有不少跟已识的金文甚至小篆同形的字，但是需要考释的字比这些字多得多。就是已经认识的字，由于存在同音假借等现象，它们在卜辞里的用法，往往也还是要通过考释才能弄清楚。在考释文字方而作出贡献的研究者相当多，这里只能选几个最重要的提一下。在早期研究者中间，贡献最大的是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氏释字最多，成绩很大，但是由于望文生义凭空肊测而释错的字也不少。罗、王以后释字最有成绩的是唐兰和于省吾。唐兰的主要著作是《殷虚文字记》(未公开发表)、《古文字学导论》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于省吾的主要著作是《双剑誃殷契骈枝》及其《续编》、《三编》。他还是解放后发表甲骨文考释文章最多的作者。唐、于对偏旁分析、字形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字在句中的用法，都很注意，考释文字的方法比罗氏谨严。在以上所举之外，郭沫若、胡光炜、丁山、柯昌济、王襄、杨树达等人，在释字方面也都有重要贡献。已出版的甲骨文字汇有好几种。其中，孙海波的《甲骨文编》搜集资料比较丰富，影响最大。据《甲骨文编》一九六五年新版统计，甲骨文里已识与未识的单字共有四千五百左右，已识的字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不过一千左右。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最近完成了初稿。这部书集录各家对甲骨文的考释，资料比李孝定《甲骨文字考释》更为丰富。在甲骨卜辞的通读方而，贡献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三十年代编著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二书及其《考释》，“帮助了学者自浅而深的全面的有系统的了解卜辞内容，并从而得到殷代社会各方面的结论”(《殷虚卜辞综述》68面)，直到今天仍然是初学的最好入门书和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在甲骨卜辞考释书里，郭氏二书之外，王国维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存考释》、容庚、等人的《殷契卜辞释文》、商承祚的《殷契佚存考释》等书，是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郭沫若不但编写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卜辞考释书，而且在他的一系列古史著作里引用了甲骨文史料，大大提高了古代史研究的水平。在沟通甲骨学和马列主义历史学方面，他起了巨大作用。郭氏以后，运用甲骨文史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学者，数量相当多，贡献比较大的有胡厚宣、张政烺、徐中舒、吴其昌、丁山等人。在以上讲到的各方面之外．王国维等人对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董作宾等人对五种祀典(或称“周祭”)的研究，胡厚宣等人对四方风名的考证，也都是甲骨学上的重要成就。对于卜辞的文例、语法，卜辞里的天文气象资料以及历法、地理等问题，都有人作过专门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甲骨学的通论性著作．最重要的是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综述》资料丰富，论述全面，并有一定深度，对于初学者和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书。可惜成书仓卒，引用甲骨文资料有很多不应有的错误。陈氏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意见也不尽妥当。此书写法不适于初学阅读，对于一本通论性的著作来说，这似乎也应该算一个缺点。综观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八十年，在第二个十年中，罗振玉、王国雏初步奠定丁甲骨学的基础；在第四个十年中(基本上相当于三十年代)，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人把甲骨学推进到一十新的水平，《卜辞通纂》、《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古文宇学导论》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十年里发表的，而且集中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这段时间；此后，甲骨学发展的势头似乎有些减弱。希望随着《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在第九个十年中能掀起一个甲骨学的新高潮。如果把一些零零星星不成系统的早期古文字资料排除在外，甲骨文就是我国最古的一种文字。流传的古书里被认为属于商代和商以前时代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后人的拟作或改写本，所以甲骨文也是我国最古的一种语言资料。对于文字学和古汉语研究来说，甲骨文的重要性是不盲而喻的。在简单介绍了八十年来甲骨文研究的概况之后，我们还想专门谈谈甲骨文研究对文字学和古汉语研究的贡献。不过限于篇幅，只能谈得非常简单。依靠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传统文字学解释字形的很多错误，已经得到纠正。举例说：甲骨文“至”字作
，象“
”(矢)射到一个地方，以此表示“到”的意思。可见《说文》认为“至”字象“鸟飞从高下至地”是错误的。甲骨文“老”字作
，象一个长发扶杖的老人。《说文》认为“老”字“从人、毛、七(化)会意”是错误的。甲骨文“行”字作
，象交叉的十字路。《说文》认为“彳”“象人胫三属相连”，把“行”的本文解释为“人之步趋”是错误的，甲骨文“伐”字作
，象用戈砍人头。《说文》认为“伐”字“从人持戈会意”是错误的。甲骨文“部”字作
。古人席地而坐，
象席地而坐的人。从“卩”的字，
(即)表示人就食(
象放着食物的器皿，上面加个盖就成“食”字)，
(卿，也就是饗的初文)表示二人相向对食。《说文》认为“卩”的本义是“瑞信”，字“象相合之形”，是错误的。甲骨文“止”字作
，象人的脚掌(“止”是古代当“脚”讲的“趾”字的初文)。在用作偏旁的时候，
或
可以象征往前、往外或往上走，
或
可以象征往里或往下走。所以
(步)表示走路，
(涉)表示走过一条小河，
(出)表示从居穴里出去，
(各，来格之“格”的本字)表示从外面来，
(之，布义为“往”“到”)表示离开一个地方击他处，
(正，“征”的初文)表示向一个目的地走去，
(陡)表示登高，
(降)表示由高而下。《说文》认为“止”字“象草木出有址”是错误的，《说文》对从“止”之字的字形分析也大都有问题。这一类例子举不胜举。通过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很多人感到传统的六书说有改造的必要。唐兰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陈梦家提出了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说。选些新说推动了文字学的发展。对于古汉语词义的研究，甲骨文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下面也举两个实例。《说文》“追”、“逐”二字互训，在古书里也看不出这两个字的用法有什么明显区别。但是杨树达研究甲骨卜辞里“追”、“逐”二字的用法，发现“追”的对象一定是人，如“追羌”、“追龙”(羌、龙都是方国名)，“逐”的对象一定是兽，如“逐鹿”、“逐兕”。从字形上看，甲骨文“逐”字作
，象追豕；“追”字作
，“
”在甲骨文里经常当“师”字用，“追”字从“
”大概既取其声(《说文》“追”从“
”声)又取其义，字形象征追逐师众之意。这两个字的字形跟它们在卜辞里的用法正好相合，可见“追”的本义是追人，“逐”的本义是追兽，后来才混而不分(见《积微居甲文说》)。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就不可能发现这个问题，《说文》说“自”字的本义是鼻，从字形看应该是靠得住的。但是在全部古书里，连一个当鼻子讲的“自”字也找不出来。甲骨卜辞里有“疾自”之语，意思是鼻子有毛病。这就给“自”字的本义提供了实例。前面举过好几个用甲骨文纠正《说文》对字形的解释的例子。这类例子往往也可以用来说明甲骨文对词义研究的作用。例如我们知道了“行”字本象十字路，就可以明白“行”字的“道路”一义并非像传统的说法那样，是由“行走”一义引申出来的。相反，“行走”一义倒是由“道路”一义引申出来的。对于古汉语语法的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性同样明显。甲骨卜辞里的语法现象有很多是与后代一致的。在研究古汉语里这一类语法现象的时候，当然应该追溯到甲骨卜辞。甲骨文里也有些语法现象与后代不一致。这些现象能够说明古汉语的发展变化，更值得重视。研究甲骨卜辞语法的著作，如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和陈梦家《综述》的“文法”一章，对研究一般古汉语语法的人都是有用的。下面举“意动”和“使动”(或称“致动”)的问题为例，具体说明一下甲骨文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有不少古汉语语法研究者把意动和使动用法看作使语言精练的一种方法，例如张贻惠《古汉语语法》认为使动和意动用法“都是把'兼语式’简化为'主谓宾’结构的方法，也是使语言精炼的方法”(35面)。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认为意动用法“相当于化'以……为……’式为简单形式”，致动用法“相当于化递谓式为筒单形式”，都是“使语言更加精炼”的方法(135—136，138页)。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也说：“'致动’和'意动’是修辞上的一种手段”(378页)。又说：“在诗、书、易等较早的史料中，致动和意动甚为罕见。致动和意动的普遍应用，始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381页)。但是在甲骨卜辞里，我们根本看不到“以…为…”一类结构以及用意义较虚的“使”字的“递系式”(甲骨卜辞里有用“争”、“呼”等字的递系式。用意义较实的“使”字，即当作差遣等义讲的“使”字的递系式，有可能存在，但我没有发现，除非把“使人于……”一类句子里的“于”看作动词)。然而，却可以看到“意动”和“使动”用法。前者如己未卜，王，贞：乞
于祖乙。王吉兹卜(以此卜为吉)。《殷契佚存》894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妇侄子(不以妇侄所生之子为子)。《殷虚书契》1·25·3后者如戊寅，子卜：丁归在
人(使在
之人归)。戊寅，子卜：丁归在川人(使在川之人归)。《殷虚书契》8·6·3成辰卜贞：翌己巳涉归(使
涉水，“
”读为“师”)。《殷虚书契续编》3·37·3贞：不其来象(不使象来，不把象送来)。《殷虚书契后编》下·5·11由此可见，在古汉语发展过程里，是先有所谓“意动”和“使动”用法，然后才出现“以……为……”一类结构和用意义较虚的“使”字的“递系式”的。把“意动”和“使动”用法看作“使语言精炼的方法”，完全违反了语言发展的历史事实。在“以…为……”一类结构和用意义较虚的“使”字的“递系式”普遍应用以后，“意动”和“使动”用法完全有可能逐渐演变成修辞上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两种用法本来一点也不带有修辞手段的性质。如果要研究古汉语的词汇、构词法等等，同样离不开甲骨文。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举例了。希望研究古汉语的同志多多关心甲骨文研究工作，达对于甲骨文和古汉语的研究都会有很大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