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商精神的文化矛盾看山西逆势回归的起点
编者按：11月24号，在由山西人社厅、山西综改区组织举办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高级研修班”上，作者受邀为山西创业创新系统学员分享了《新经济生态观与创新驱动新路数——兼论新时代的晋商精神重塑与晋商商帮重建》。在与朋友、学员深入交流中，感受到山西触底反弹后的意气风发与踌躇满志。在此抽取其中部分内容形成《从晋商精神的文化矛盾看山西逆势回归的起点》。
自商周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三晋地区及太原一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处于华夏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和冲突的中心地带。这里作为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互相争夺的地方，在长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中产生了商业群体，而明清两代成为晋商的最鼎盛时期。彼时，晋商成为中国四大商帮之首，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称雄中国商界500年之久。之所以说晋商商帮的出现是特殊性以及特殊的存在，不仅在于农业时代出现了大量剩余产品，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需要，逐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先天的发育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的难以持续、乃至晋商精神的文化矛盾。
刚才说晋商在明清时位居十大商帮之首，但如今也是沉寂最大的一个商帮。历史上的晋商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将原始积累投入到扩大再生产，更难以与近代科学、近代工业相结合，进而没有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民族资本与治理结构。后来山西凭借资源与区位成为中国的能源与工业基地，但存在浓厚的资源依赖、体制顽疾。如今的晋商并非完全是以往具有独特商业伦理、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商帮，即地理经济意义上的，但依然具有以往商帮的烙印。所谓，没有商业文明的孕育，就很难走向创新文明。山西在上一个发展周期历经政治经济波折，如今进入触底反弹、逆势回归的战略机遇期。伴随从工业文明走向创新文明，新晋商将大有可为，需要打好3.0新经济、2.0高科技、1.0工业化高中低维有机结合的组合拳，以创新生态赋能重建晋商文化与晋商商帮。
整体而言，重塑新的晋商精神一定需要重新认识晋商精神的文化矛盾，这个矛盾初步总结为如下六个方面：一是精明与保守的矛盾。一方面具有商帮天生敏锐商业意识、把握商机的精明，另一方面风险意识抑制了冒险精神，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而非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二是独立与依附的矛盾。一方面在经济上重商，通过商业成功满足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很容易走上政治依赖的机会主义，政商关系很容易剪不断理还乱。三是抱团与勾通的矛盾。一方面具有彼此连结、相互提携的集团精神；另一方面很容易在互联互通中走向政商关系的极端。四是寻利与寻租的矛盾。一方面通过商业活动带动生产性行为，有利于财富创造；另一方面往往在红顶商人与虚拟泡沫中寻租，难以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五是创末与守本的矛盾。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商业、实业、创业、产业，做世人不屑之事；但另一方面一旦走向商业成功，便追求官绅名分。六是信托与宗族的矛盾。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契约精神和商业运作的信托机制；另一方面难以走出传统文化宗族家族观念，很难产生现代的传承。
如今，对于山西发展而言，只有充分认识到晋商精神的文化矛盾，通过重塑晋商精神、重建晋商商帮，才能借助触底反弹，进一步逆势回归。而在“新晋商”之中，需要有如下几方面元素：一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走出看到了山之前的障碍和阻挡，而是看到山之后的未来和希望，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二是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经济独立，才能思想独立，才能人格独立，需要重塑企业家精神，更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三是和谐的政商关系。与政府保持谈恋爱的状态，但不结婚，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四是创新的软硬结合。将金融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有机结合，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和新兴产业。五是兼容的生产分配。将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实体经济与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虚拟经济相结合，优化创造财富与财富分配的配比。六是现代的治理结构。走出陶醉于各种大院的历史光环，需要创造新的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组织方式，更好地做好财富与事业传承。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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