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中医药研究进展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以免疫性炎症为突出表现的弥漫性结缔组织病。临床表现多样，常见乏力、贫血、发热、多形性皮疹、日光过敏、脱发、关节炎、心包炎、胸膜炎、血管炎、肾炎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方面的异常表现，尤以皮肤和肾脏损害突出。其发病与遗传、环境、性激素、感染、药物、机体免疫异常等多因素有关。其发病率为70-100/10万人，发病高峰在15-40岁生育期，男女之比为1：5-1：10。现代医学多采用激素、免疫抑制剂、非甾体类抗炎药、抗疟药等进行治疗，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生物制剂、基因疗法、血液置换与干细胞移植等新疗法也不断涌现。中医药在对SLE的治疗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近年来在理论和临床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现系统回顾近6年的相关文献，综述如下。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谭维勇
1 理论研究
1．1中医病名
从病因学角度，大多数医家赞同将SLE归为《金贵要略》中最早提及的“阴阳毒”，如王旭认为阴阳二字总结了该病的病机证候，并以周仲瑛应用《金匮要略》中的升麻鳖甲汤用于SLE的治疗经验来证实[1]。而桂书魁则认为该病属于痹证中的周痹范畴，又可进一步分为五脏痹，与之多脏器损伤较符合，这种二级诊断体系似乎较合理[2]。而宋绍亮根据SLE病程长久日渐虚损的病理特点，把之称为“虚劳”，这大致应该属于发病的后期阶段[3]。至于以皮损为主的病症，不同的医家则分别称为“日晒疮”、“蝴蝶斑（丹或疮）”、“血风疮”、“丹疹”、“鬼脸疮”、“茱萸疮”、“马缨丹”等。而以肾脏损害为主的病症，多归于“肾脏风毒”、“水肿”等。其他一些损害包含在一系列综合的证候群中。中医学没有明确的相应病名，而且由于SLE症状的复杂性、发病的多器官多系统特征以及病情加重和缓解的交替性，决定了重视辩证的中医学难以有某一特定的涵盖性的病名，而只能在具体的病情中给予不同的界定。因此，如何给予SLE一个合适的中医病名尚需要不断地进行探讨。
1．2病因
对于SLE的病因，大多从内外合邪的角度认识，但是不同医家有所偏颇。内因主要是先天禀赋的不足，以及七情内伤和饮食劳倦，外因则是外感之邪。其中范永升[4]主张内因主要是肾精亏虚，而外邪主要是外界热毒之邪，与温病伏气相关。而魏睦新则认为先天不足不要是肝肾亏损，外因则是六淫[5]。徐俊则认为外因是一种变异的风寒湿邪，内因是素体阴虚和情志饮食起居失常所致的营卫气血逆乱[6]。对于外因，陈晓东认为还包括外感疫毒之邪[7]。有不少医家认为阴虚热毒是病因之所在，即内因以素体阴虚为主，阴虚易致火旺，而七情内郁也致邪火内生，外因中以湿热和热毒为主（钟起诚[8]），或风湿火燥四淫（李宝丽等[9]），内外热毒合攻而发病（谢孔缓[10]）。在对内外合因的认识中，多数医家并未特意强调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在SLE的发病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硅书魁就强调了先天禀赋不足，尤其是五脏的亏虚尤为重要[11]；钱先也强调先天禀赋不足，真阴亏耗，阴阳失调是发病的关键[12]。当然也有医家强调了外邪的作用，如张镜人认为主要是阳热火毒之邪内伤[13]，叶任高认为火热毒邪乘虚而入是关键所在[14]。此外还有持“毒”说的医家，如周仲瑛认为内生伏毒（痰热瘀湿转酿为毒）为主[15]，王玉玺也以毒立论（外感六淫、内生五邪、痰饮、瘀血等皆化为毒）[16]，金实则主张肾阴虚为本，邪毒为标[17]。
1．3病机
对病机的认识基本上与对病因的认识相吻合。正由于病因的复杂性，病机也呈现复杂的相关性。大多学者赞同阴阳失调，气血失和是基本病机，而正气虚损为本，邪盛留恋为标。这种本虚标实的观点，受多数医家的追捧。王旭引周仲瑛的观点，认为肝肾亏虚、阴血耗损为本，风毒痹阻、络热血瘀为标[18]；金实认为病机是肾虚瘀毒，肾虚因亏为本，瘀毒内蕴为标[19]；李宝丽等认为肝肾阴虚为本，湿热火毒流注下焦为本[20]；陈晓东认为肾阴亏虚，瘀毒互结，抓住肾阴虚这个根本[21]；朱方石等认为病本正虚，尤以阴虚为本，邪毒为标，风火寒湿血瘀互患，邪毒肆虐内陷[22]；宋绍亮认为属本虚标实，本为肾气阴两伤，标为余毒未尽[23]。还有不少医家虽然没有提及标本的问题，但是也认同虚实相兼的病机特点。如卞华等指出虚毒瘀是重要的病理变化和病机特点[24]；于健宁等认为是邪气盛——热毒为患，正气虚——肺肾亏虚[25]；魏睦新等认为阴虚火旺，湿热侵袭，邪客入络，血脉不通，皮肤受损，筋脉痹阻，累及脏腑，而瘀血是重要病理因素[26]。应该注意到，在对于SLE的病机认识上，多数医家持阴虚以及热毒说，只有极少数医家支持阳虚和寒湿等阴性病理因素的存在。
1．4治则与治法
针对病因和病机的认识，不同医家在治则和治法的选择上也有所差异。如朱方石等针对肾虚瘀毒的病机采用补肾化毒法治疗，补肾以滋肾养阴为主，化毒涵有化瘀毒、解热毒、祛湿毒、散寒毒之分[27]；卞华等针对虚毒瘀是主要病机的认识阐释了解毒祛瘀滋阴法的重要性[28]，范永升温成平等则通过实验模型小鼠和临床实验进一步探讨了解毒祛瘀滋阴法对免疫指标、T细胞亚群Fas基因、免疫类固醇性高脂血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甲状腺抗体以及激素撤减和内源性皮质激素的影响[29][30][31][32]；魏睦新等针对瘀血是主要病理因素的认识探讨了活血化瘀法的作用机制，枚举了养阴化瘀、凉营化瘀、凉血散瘀、健脑化瘀、活血养肝等不同的化瘀方法[33]，而吴瑞勤等则通过对甲皱微循环和血液流变学的观察论证了活血化瘀法对SLE的作用[34]；梁卫等则证实了清热化瘀滋阴法（实质上与前述解毒祛瘀滋阴法无二至）能下调外周淋巴细胞bcl－2mRNA的表达从而发挥作用[35]；张京玲等则通过疏肝活血法可调整模型小鼠雌激素代谢、改变ER结构和抗原性强调了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性[36]；宋绍亮则强调了甘温益气健脾补肾摄精的重要性[37]；王宏亮等则援引丁济南治痹大法，探讨了祛风温阳通络法的重要性[38]；此外还有不少学者通过临床病例的观察探讨了养阴益气解毒法、益气活血化瘀法、益气养阴法、柔肝养阴法、滋阴凉血活血法、滋阴清营扶正培本法等治则治法。治则治法迥异，但不外扶正祛邪两法，总因不同医家对病因病机的不同理解而在存在具体治法的差异。
1．5文献研究
近年来对文献的研究开展的不是很充分，大多是针对临床治疗和辩证的进展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文献回顾和挖掘不是很多。金实等系统分析了161篇文献，收集病例1967例，总结出一般证型1828例，显示热毒炽盛、肝肾阴虚、脾肾阳虚、阴虚内热最为常见，风湿热痹、气阴两虚次之，气滞血瘀和脾肾气虚最少见[39]。吴元胜等通过文献回顾，总结了SLE的疗效评价体系和生存质量评价量表的选择性和可行性[40]。朱方石回顾了SLE的辩证分型和论治现状，指出证型种类繁多，缺少量化指标，辩证原则缺核心主干，强调了微观量化指标在辩证中的重要性[41]。李华荣等回顾了近8年的中药治疗SLE文献，分析了常用药物和方剂的剂型配伍情况[42]。曹晶则用文献计量法分析了今年中医治疗文献的数据来源、作者数据、论文结构、地区分布等[43]。多数医家都注意到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面对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设计，尤其对证型标准化和评价标准的推行意义重大。
2基础实验研究
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SLE的实验室研究与中医学辩证论治之间的联系。吴元胜等通过基因芯片技术探讨了不同证型之间基因表达的关系，发现热毒炽盛型代谢相关基因、急性时相炎症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阴虚内热型[44]；孙然等则探讨了不同证型与抗核抗体谱的关系，发现ANA滴度在风湿热痹、瘀热痹阻、阴虚内热、脾肾阳虚中依次循序减少，而ds-DNA抗体按此序依次阳性率增大[45]；陈炳忠证实抗ds-DNA抗体与疾病活动和肾脏受损有关，热毒炽盛和脾肾阳虚型升高明显，热毒炽盛证IgG、IgA均值增高，肝肾阴虚型血清蛋白电泳γ球蛋白均值最低[46]；陈志伟等探讨了证型与磷脂抗体和微循环的关系，发现脾肾阳虚的抗心磷脂抗体值最高，气滞血瘀型雷诺氏现象最明显、甲皱微循环积分最高[47]；邓迎苏等研究了多系统损害与辩证分型之间的关系，发现热毒炽盛型肝损害多见、脾肾阳虚证外周血白细胞均值及血流均值最低而且肾功损害增多、气滞血瘀型微循环损害显著[48]；朱铭华等研究了证型与可溶性黏附分子的关系，发现肝肾阴虚型和热毒炽盛型血清sICAM-1和sVCAM-1含量高，且热毒炽盛型的血清sVCAM-1高于肝肾阴虚[49]；赵高阳等证实了肝肾阴虚型、脾肾阳虚型的IFN-γ、IL-10血清水平升高，且脾肾阳虚型高于肝肾阴虚型[50]；王颖等发现SI E患者血清中IL-2、IL-10浓度均明显增高，热毒炽盛型IL-2浓度明显高于脾肾阳虚型、肝肾阴虚型，热毒炽盛型与脾肾阳虚型的IL-10浓度与肝肾阴虚型相比明显升高[51]；查旭山等发现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QA1*O1O1的检出率明显增高，DQA1*0302、DQB1*0301的检出率明显降低，阴虚内热型的DQA1*050I基因频率、牌肾阳虚型及阴虚内热型的DQA1*O1O1基因频率高于其他各型，SLE患者疾病的易感基因表现为DQA1*0101，而疾病的保护性基因表现为DQA1*0302、DQB1*030l[52]；禤国维等探讨了利用生物芯片研究证型的意义，发现不同证型间HLA-2基因DP、DR位点表达频率明显差异[53]。这些实验研究无疑都为辩证分型的微观实验室依据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和无限美好的前景，但是由于生物科学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SLE中医本身认识的不足，所以真正在临床中推广尚待时日。
3治疗研究
3．1单味药
很多学者继续开展了单味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芪、白芍、冬虫夏草、雷公藤、青蒿等几味药。帅宗文等观察了白芍总甙对SLE的效果和对撤减激素的有益帮助[54]，周玲玲等发现白芍总甙能拮抗实验小鼠IgG自身抗体水平、抑制ConA及LPS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和IL-1生成增多[55]；赵国庆等发现大黄和黄芪水提醇沉液能降低狼疮鼠的尿蛋白含量及血清ANA滴度、减少肾内免疫物沉积[56]，蔡小燕等证实黄芪能下调Fas抗原表达、上调bcl-2表达、上调CD4＋/CD8＋比值、增加激素和免疫调节剂的效果[57]，孟爽等证实黄芪提取物黄芪多糖能刺激模型鼠DETC增生[58]，王晓琴等发现黄芪多糖低剂量能使抗磷脂抗体升高而高剂量则明显抑制其产生[59]；徐庭焕等发现冬虫夏草能抑制实验鼠的淋巴结增生、降低蛋白尿、改善肾功和抗ds-DNA抗体水平[60]；彭学标等发现雷公藤能抑制外周血单一核细胞CD40配体的RNA表达、影响CD40－CD40L信号传导、抑制IL-10和NF-κB表达[61]，许迅辉等发现雷公藤提取物雷公藤红素能减少BWF1小鼠尿蛋白和病理学改变、缓解免疫损害[62]，徐瑞宏等证实雷公藤提取物雷公藤内酯醇一定滴度下能抑制CD86表达[63]，杨德森等证实雷公藤双层片能降低血清IL-2、抑制Th细胞和B细胞功能、并有类激素样抗炎作用[64]；张剑勇等证实青蒿虎酯能降低模型鼠IL-2的表达、减少激素用量、升高CD3CD4水平及CD4/CD8比值[65]，朱卫星等证实青蒿虎酯能降低模型鼠IL-6的表达、升高TGF-β的表达[66]。
3．2经典方剂与中成药
不少医家挖掘古方，或应用现有的中成药，也取得了进展。如周瑞珍等根据梁剑波经验用加味普济消毒饮配合激素应用获满意效果[67]；谢锐龙等用清瘟败毒饮抑制SLE活动改善贫血[68]；刘宪峰钟嘉熙等用青蒿鳖甲汤取得满意效果[69][70]；练颖等用六味地黄丸配合激素和免疫抑制剂获良效，并可减少复发，对抗激素不良反应及提高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效果[71]；文平凡用六味地黄丸合桃红四物汤配合激素效果理想[72]；王树才等用昆明山海棠片合六味地黄丸治疗狼疮肾炎获良效[73]；董笑影等证实生脉注射液能降低患者血清D-二聚体值[74]；杨旭燕等证实麦味地黄丸能提高疗效，减少激素用量和副作用[75]；徐在春等用圣惠大青丸获良效[76]；黄蔚等用小青龙汤获效[77]；陈明等证实芪加真武汤可降低SLE患者Fas表达增加FasL阳性表达率[78]；林德就等用加味猪苓汤合复方丹参注射液对狼疮性肾炎效果优于激素组[79]。可以看出，对于古方和成方的研究，基本与病因病机研究的现状相吻合，以滋阴清热活血方剂的选用为多，只有少数学者选用了温散之剂。
3．3经验方
许多学者依据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形成了固定的有效方剂。如顾军花等发现复方自身清（生地黄、生黄芪、生白术、生甘草、白花蛇舌草、牡丹皮等组成）对T细胞亚群及NK细胞活性都有明显改善[80]；杨旭明用痹病一号合剂对轻中度活动期SLE具有明显效果[81]；施欣红等证实二青汤（青风藤、青蒿、鸡血藤、红藤等组成）能改善TL-CFU及IL-2R水平[82]；王建华等用风湿狼疮丸（双花、紫草、生地、黄芪、太子参、土茯苓、五味子、麦冬、当归、白芍、山茱萸、红花、水蛭、重楼、马钱子组成）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免疫指标和临床症状[83]；刘维等用扶正解毒方（黄芪、白花蛇舌草、益母草、青蒿、白术、黄芩、当归、清半夏、碧玉散、陈皮、冰片组成）可明显改善患者免疫指标[84]；苏晓、洪强等用红斑汤（生地黄、生石膏、忍冬藤、黄芩、苦参、龟板、陈皮、甘草、大枣组成）控制狼疮活动，能明显改善蛋白尿和免疫指标[85][86]；徐求安证实金地汤（金银花、生地、连翘、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丹皮、太子参、麦冬、五味子、山药、山萸肉、旱莲草、甘草组成），针对热毒蕴结，气阴两虚的病机特点，对临床症状和免疫指标都有改善[87]；黄咏菁等用狼疮II号胶囊(山茱萸、生地、丹皮、青蒿、甘草等组成)滋肾养阴清热，能更有效改善中医临床症候[88]；金培志等证实滋阴狼疮胶囊（山茱萸、生地黄、茯苓、泽泻、丹皮、青蒿、甘草等）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皮质醇和 GRαmRNA具有调控作用[89]；温成平等证实狼疮定（生地黄、麦门冬、青蒿、太青叶、白花蛇舌草、赤芍、丹皮、紫草、凌霄花组成）能有效降低SLE患者sIL-2R、neopterin水平，调节细胞免疫功能，减轻外周微循环障碍，改善其瘀血状态，减少肾及其他脏器损害[90]；华岳祥等用狼疮冲剂（黄芩、干地黄、苡仁、忍冬藤、石膏、羊蹄叶、川牛膝、知母、绿豆衣、玄参、陈皮、甘草、大枣组成）有效控制阴虚内热型患者的临床症状，调节机体免疫[91]；杨利、刘希德等证实狼疮静（生地、熟地、益母草、白花蛇舌草等组成）能降低血清sIL-2R和TNF-α的水平[92]；卢晓峰运用养阴清热法为主的增液祛斑汤治疗（生地、麦冬、玄参、石膏、黄芩、知母、忍冬藤、生苡仁、毛滑石、茯苓、甘草组成)获得良好效果[93]；王守磊等应用滋肾解毒化瘀汤（组方为生地、熟地各、丹皮、龟板、白薇、赤芍、忍冬藤）治疗肾阴不足、瘀毒炽盛型的SLE效果满意[94]。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经验方剂大都开展了数年的系统性临床或实验室研究，各项考察指标日益完善，初步具备了临床推广应用的前景。
3．4辨证论治
正象对病因病机的认识一样，多数医家辩证分型也不尽相同。史水治等辨为毒热炽盛气血两蟠、阴虚发斑血脉瘀滞、脾肾两虚气血瘀阻、肝郁脾虚热邪伤肝气滞血癖、风湿痹阻经络阻隔五型，分别用清瘟败毒饮、滋阴清营汤、狼疮冲、四君子汤合柴胡舒肝散、自拟六藤汤加减[95]；闫力争等分为热毒炽盛、气阴两虚、肝气部滞、痰热凝滞、肾阳虚衰五型，分别以透募保原汤、清暑益气汤、丹栀逍遥散、温胆汤合达原饮、真武汤加味[96]；朱强伟分为热毒炽盛、热毒攻心、肾阴亏损、热毒伤肝五型，以“狼疮方”加减[97]；许大湖等辨为阴血不足邪热亢盛、气阴两虚热毒滞留、阴津不足虚火上炎、气虚瘀阻肝胃不和、脾肾阳虚中气不足、风寒湿邪侵袭经络六型[98]；赵家云辩证与分期结合，分为热毒炽盛型(相当于SLE的活动期)、气阴两虚型、肝肾不足型(相当于SLE热毒炽盛期后)、气血淤阻型、脾肾阳虚型[99]；王凤兰也与分期相结合，分为热毒炽盛型(多见于急性期或亚急性期)、阴虚内热型(多见亚急性期或轻度活动期)、肝肾阴虚型(多见于缓解期、慢性炎症期、稳定期或部分隐匿性肾炎期)、脾肾阳虚型(多见于肾症综合征型)、气阴两虚型(多见于经标准疗程的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疾病基本不活动，身体虚弱者)五型，分别用犀角地黄汤合清营汤、清骨散合增液汤、杞菊地黄汤、真武汤、四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减[100]；王见宾等辨为毒热炽盛、心脾两虚、肝脾不和、脾肾阳虚、肝风内动、气阴两虚六型，分别用清瘟败毒饮或化斑汤、归脾汤、逍遥散合金铃子散、真武汤合参苓白术散、羚羊铃藤汤、生脉散合百合固金汤加减[101]；彭勇分为热毒炽盛、脾肾两虚、肝肾阴虚三型，分别用犀角地黄汤、地黄饮子合通窍活血汤、一贯煎合通窍活血汤加减[102]。辨证论治依然是SLE中医治疗的基础，即使是前述的经验方剂的临床应用也是建立在辩证分型筛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除了辩证论治外，对SLE的治疗并不存在普适性的方法，盖因其病因病机的复杂性使然。
3．5名老中医经验
许多学者也对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进行了挖掘。如陈湘君治疗狼疮性肾炎，强调整体观，重视扶正用药，讲究剂量，常在辨证基础上伍用生黄芪、白芍、生地等补益之剂，辨为脾肾气虚型（治疗重在健脾肾以固本，药用生黄芪、白术、山茱萸、生地、菟丝子、薏苡仁、桑螵蛸、金樱子、芡实、益智仁）、脾肾阳虚型（急则治标，先予益气温阳，利水消肿，继则补肾益气固摄，药用生黄芪、白术、山药、附子、肉苁蓉、巴戟肉，猪苓、茯苓、淫羊藿、桂枝、金樱子、菟丝子、白芍、益母草）、肝肾阴虚型（治则为滋阴补肾，凉血解毒，药用生熟地、龟版、知母、山茱萸、玄参、丹皮、赤白芍、茯苓、牛膝、墨旱莲、白花蛇舌草、丹参）[103]。艾儒棣认为肾阴虚损，热毒内炽为本病主因，立养阴清热活血大法，研制狼疮颗粒剂，重视分期治疗，早期主要分风寒痹证、热毒炽盛证，治疗重在治标，以祛邪为主， 固肾为辅，分别以独活寄生汤、犀角地黄汤合清营汤或普济消毒饮加减；中期以阴虚内热证多见，治宜滋养肝肾，解毒清热，用六味地黄汤加二至丸、生脉饮，佐以健脾除湿药；后期阴损及阳，脾肾阳虚，用真武汤加金匮肾气丸、五皮饮加减[104]。邓志恭认为发病是内外合邪，而内外之间，又以正虚为本，五脏皆能累及，以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最为常见；从气血阴阳辨证看，以阴虚血热多见；从标本虚实来看，以本虚标实为多，应以扶正培本为其基本大法，以正气虚弱，气血不足，肝肾亏损为本，风寒湿热、痰浊、瘀血为标，辨虚实寒热，热盛则多养阴清热解毒，寒盛则多以温阳散寒[105]。丁素先认为先天禀赋不足致阴阳失调，肾阴亏耗，阴虚阳盛，疾由此生，阴虚津涸致气血运行失常，阻于经络而气滞血瘀，此为病之枢纽，辩为气血热盛证（用气血两燔方，或凉血消风汤加水牛角）、气阴两虚血瘀证（用红斑性狼疮方）、气滞血瘀肝郁证（用疏肝活血汤）、脾肾阳虚证（用脾肾阳虚方）、阴阳两虚证（用地黄饮子和二仙汤和右归丸）[106]。范永升认为素体禀赋不足，肾精亏损及七情内伤、气血失和是发病的内在基础，感受外界的热毒之邪是外部条件，临床证型有热毒炽盛、风湿热痹、肝肾阴虚、阴虚内热、肝郁血瘀、气阴两虚、脾肾阳虚等，各型之间常相互错杂，根据肾虚为本，热毒、瘀血为标的病机特征，立清热解毒滋阴益肾活血化瘀法，以解毒祛瘀滋肾方药为主方(水牛角、大青叶、赤芍、牡丹皮、生地黄、麦冬等)[107]。金妙文强调先天不足、肝肾亏损是发病根本条件，非时之邪只是诱发始动的因素，提出治疗应辨病、辨证、辨病期，在急性发作期，治疗以清热凉血解毒为主，同时兼顾肝肾之阴，缓解期肝肾不足突出，以调养肝肾为主，同时注意留恋之邪热[108]。金实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正虚以肾阴亏虚为主，邪毒以热(火)毒、瘀毒为主，肾虚瘀毒是本病病因病机关键之所在，创立“补肾化毒”冶法，贯穿治疗始终，补肾以滋养肾之阴血为主，化毒为化解、排除血分蕴毒[109]。王玉玺以毒立论，正虚为本，邪毒为标，本虚标实，毒是各种病因的产物――皆为外感六淫、内生五邪、痰饮、瘀血者所化，治疗则以调阴阳、安脏腑、脾肾为先，扶正与祛邪贯穿始末，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擅用虫类药物[110]。禤国维认为病机以肾虚为本，毒瘀为标，治疗宜标本兼顾，药食并重，辩证为热毒炽盛型（犀角地黄汤加减）、阴虚内热型（六味地黄汤加减）、脾肾阳虚证（附桂八味丸加减）[111]。叶任高强调及时诊断及时治疗，重视狼疮活动的监测，主要病机是肾精不足，治宜滋肾填精以治其本，常用六味地黄丸、二至丸等，肾虚为本、脉络瘀阻为标，加用活血化瘀药，而火热毒邪为本病的关键问题，常用清瘟败毒饮、犀角地黄丸合五味消毒饮加减[112]。张志礼认为阴阳不调，气血失和是主要病机，辨为脾肾两虚、气阴两伤、毒热炽盛、气滞血瘀、脾虚肝郁、风湿痹阻六型，并创立狼疮合剂（黄芪、太子参、白术、茯苓、女贞子、菟丝子、仙灵脾、丹参、鸡血藤、秦艽、益母草、草河车、白花蛇舌草）[113]。钟嘉熙认为是肾虚外感湿热毒邪，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初起多为湿热瘀阻少阳，渐则化火化毒，迫动营血，更可耗气伤津枢机不利，后期则肝肾气阴两伤，并辩证采取清热利湿、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疏肝解郁、养阴透邪、健脾利湿、滋补肝肾等治法[114]。
4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总之，近年来对SLE的认识虽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尚存在诸多不足。理论研究的进展，基本上建立于个人的治疗经验上，对病因、病机和辩证之间的联系尚不健全，对病名的定义尚存在争议，这可能与对疾病本质认识的欠缺有关。多数学者主张加大证型微观指标的研究力度，从而解决存在的证型分类个体差异性大的问题，实现辩证治疗和评价体系的标准化。但是，由于SLE本身证候的复杂性和兼具性，导致了对其病机认识的混乱和偏执，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化方案。正象循证医学引入中医学所面临的尴尬一样，中医学相对更重视症状的改善，而患者自身体验和生存质量的改善很难有一个标准的评价体系，主观指标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应该得以体现，在SLE这种复杂疾病中更为重要。另外一个存在的较明显的问题是，部分临床治疗观察资料缺乏一定的可信度，在对象的筛选和治疗的评价上不严谨，也就导致了有效率和治疗率的可能存在的偏差。
在今后的科研和临床中，我们应该加大对SLE中医病因病机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对其辩证分型和评价的标准化的可能性。对证候的微观研究，应该紧紧追踪现代医学的进展展开，实现多方位多体系的微观实验，从中比较发现某些与中医特定证型之间具有显著关联的指征，为今后中医证候分类的标准化和治疗评价标准化做铺垫。而对SLE主观评价体系的确立也非常重要，必将从另一个角度完善其标准化的历程。在临床中，我们应该严格筛选，坚持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多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协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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