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国士无双”的伍连德，怎么看中医？
伍连德博士是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110年前，他带队前往东北，用不到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那次“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在那次抗击鼠疫疫情的过程中，伍连德博士发明了一种口罩，被认为是现代N95口罩的前身。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今天，为了纪念他为后世的贡献，3月10日他142岁诞辰当天，谷歌搜索把首页的涂鸦墙换成了伍连德博士的卡通图片。
伍连德博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国内出版的一本他的生平传记，书名就叫《国士无双伍连德》。除了这本传记外，《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去年也在国内再版。
在伍连德博士的这本自传的第21章，他详细记述了他对传统中医的看法，这一章的章节标题为“中西医的对立”。
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医学
伍连德博士对中世纪前中国医学科学领先世界的发展，也表示了赞叹，因此对从中世纪开始中国医学科学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也充满遗憾。
伍连德博士记述，在周代（前1046—前256），中国医学就已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特别是在医事组织、卫生学和公共卫生方面。《周礼》中就已将医生分为四类：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营养师和兽医。在孔子、庄子、周公等人的著作中，已经包含有许多健康生活行为的论述。
《周礼》中还有包括古代医学教育体系的记载，并一直沿用至唐、宋，宋代立足于科举考试制度设立了正规的医学校和考试制度。宋代以后就不曾再有改进。
对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内经》（《黄帝内经》）的内容，伍连德博士也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内经》中人体脏器的插图，他也认同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的评论：这些都只不过是某些人曾经见过的不完善的体内解剖结果，而且是凭记忆画出的器官草图，并掺杂了按想象填补的那些没有看到的部分，只凭主观想象画出而并不考虑实际如何。
对于脉诊术，他还记录了一种特殊的脉：太素。“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命运和财运。”伍连德博士认为，脉诊术是在脉搏记录仪和心电图问世前，关于脉搏的复杂临床表现的记述证据。
伍连德博士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着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而且某些治疗药物也总是能在现代医师的标准药典中占一席之地，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性日渐式微。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废除中医的尝试
1910—1911年的鼠疫大流行是中西医的第一次公开同台竞技，受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在4个月内表现出的效率和勇敢，成功阻止了鼠疫疫情扩散，取得了载入史册的成就。而旧式医生（传统中医）在疫情中束手无策，在东三省的200名著名旧式医生，至少有80人死于感染。
伍连德博士写道：当旧式经验医学再次被拿来和原子时代不断进步的医学体系相比较时，我们应当记住那次教训。
这次疫情，让当时的政府正式承认，新体系的西方医学更有利于国家的需要，上千年的旧医体制需要改革。
1929年，包括伍连德在内的18位中国医界领导人组成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于2月23日至26日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废除中医。
为帮助旧式中医度过困难时期，这次会议也制定了一些计划，包括：由卫生部实施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继续经营；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训练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禁止旧医学校开设；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
但当时旧式中医势力强大，西医在中国还刚刚兴起，这次废除中医的尝试，最终也仅仅只是一次尝试。伍连德博士写道：旧式中医继续大行其道，以至于分娩、婴儿疾病及各种传染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庸医横行
在中国从事近30年防疫专业和医院管理工作后，1937年，伍连德博士回到马来亚，开办了一间私人诊所，也让他得以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我主要在同胞中行医，令我惊讶的是，尽管教育和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但他们对待科学和医学的态度却一如既往。”
在伍连德博士看来，旧式中医几乎等同于庸医。“国家富裕了，庸医也随之滋生。当某个城镇这类从业者达到一定数量时，便会成立一个'中医协会’，而且在政府办理了注册手续。”
伍连德访问过很多旧式中医的家庭和办公室，令他十分不解的是：他们的医学知识是那样有限，而他们的业务却如此兴旺。
伍连德也描述了这些医生行医场景：在接诊病人的单间房屋里，竟有许多孩子跑来跑去，他们的一个或两个妻子也经常来参加会诊。那里根本没有供病人躺卧检查的床榻，总认为切脉诊断即已足够，不管是头痛还是胆结石，一成不变。他们总是表现的很博学，夸夸其谈于寒症热症、元气虚弱等，并据此开出处方。
令伍连德还十分不解的是，对于因患疟疾发热来求诊的患者，那些草药医生很少用奎宁或新的抗疟疾药剂，他们只相信那些难以割舍的古老的解热药，而这些草药只能用来治好轻微的感冒或流感。但这些医生在其它方面又“遥遥领先”，例如用阿司匹林减轻疼痛。伍连德发现，他们的处方药物总是极限剂量，因此认为，不少年老病人发生心力衰竭有可能源于此端。
对于这些见闻，伍连德感慨，在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职业都已经不同程度地现代化了，在1928—1940年间，大城市的旧式中医不得不去学习简单的解剖学与生理学、基础卫生学，以及学习使用西方平民熟知的有效药物。
反思
进入阅历更为丰富的年纪后，伍连德博士进行过一些深入的思考，其中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关于家庭医生的。
他看到在马来亚极少或根本没有家庭医生，而家庭医生在英国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他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讲求实际，如果病人不立刻出现好转迹象，就会毫不犹豫地更换医生，而新请来的医生并不会去询问此前的医生，各自看各自的。
因此，伍连德博士认为应该引入一种经过修改的健康服务制度，这一制度下，医师的责任感更强，执业中能更好地领会医疗的理念，执业医师也不再为收入担心，他们作息有度，并且有把握享受独自的或带家属的研究假期和国外旅行。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健康制度下，公众会更好地了解现代卫生学和社会医学的实际情况，不再抱住用了多少年的药瓶不放。医师对病人更家坦率直言，因为这与费用多少没有关系。更年轻更热情的毕业生在课堂上就被教导要对团队工作忠诚不渝，能胜任卫生站、诊所及实验室的重任，或负责视察学校、讲课等，这便有助于得到准确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数据。
“我真心希望未来的几年，将会见到在社会医学进步方面有巨大的改善。”伍连德博士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