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论坛01《汇校本王阳明全集》版本以及对编辑工作的启发

王强：彭启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汇校本王阳明全集》，这个工作我们做了快5年。（鼓掌）

彭启彬：领导说来报告一下王阳明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这个工作做了好多年，现在还没有结尾，好像有窝工的嫌疑。（玩笑）这事儿搞了很久，本来没打算搞《汇校本》，因为公司做了很多跟阳明有关的文献项目。最开始的时候，按照我们的那个想法，只是做影印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收集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很多问题。先是《阳明文献汇刊》，当时收集的文献也不是很全，大概还没有超出普通的认识水平。但是，就在这样的水平上，我们也发现王阳明文献整理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那时候用得最多的《王阳明全集》，一个是中华书局的“理学丛书”本，更早的版本是上海古籍的《王阳明全集》，最初上下两册，后来做成了增补，三卷本。做《汇刊》的时候，要说明这些文献有什么用处，就拿来稍微比对一下通行本的全集。当时就发现里面有不少问题，待会儿会举一些例子。做完《阳明文献汇刊》，我们就觉得阳明整理本的集子应该重新做。其实，当时我们还没有把王阳明文献的源流完全搞清楚，但算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有这个意识，知道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工作，但那时候很忙，做完《汇刊》之后还要去做别的，都没有想到做《续编》。这事又搁置一段时间。后来又出了一些新材料，做《续编》的时候，这个工作又被提出来。因为《续编》材料更多，把之前的整理本简单的校核一下，发现问题真的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更加坚强的文献证据来证明之前的整理本，比如中华、上古的这些本子，其实不是特别好。这两本很普遍，用的人也多，但问题不少。其实这两个书也不是很不好，因为受制于文献情况，也是没办法，就是不太好。搞《续编》的时候，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第二编出来以后，也没怎么动，后来又做了《集成》的工作，就是第三个。《汇刊》以及《续编》加起来跟《集成》差不多，但是《集成》增加了民国时候的整理本。如果只喜欢古文献、 喜欢原始文献，其实两编的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民国时期的整理本，其实也很有些用处，普通读者可能不太知道。我们现有的整理本很多就是从民国时候的本子沿袭过来的。翻翻民国时候的王阳明集，我们才会知道，现有的王阳明集中的某些错误从哪儿来的。有些是毫无文献依据的，你只能在民国时期的版本中找到相应的错误。顺便讲一个例子，比如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字德辉，这在《年谱》的开篇就有记录。现有整理本，上古本（新旧版都一样）、浙古本，都是“父讳华，字聽辉”，也就是“德”讹作“聽”，这两个字字形上有点接近，差不多也算所谓“形近而讹”吧。我们检索一下民国的本子，民国二十四年中央书店的本子，就是“聽輝”，甚至更早的，民国十三年中华图书馆的本子，也是“聽輝”。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有时候底本会脱字，也可能是墨钉，或者是留了一个白白的空格，民国的整理者有時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补字。后来的整理本，不能在版本上超过他，又忍不住要去补这个字，那只能去参考民国本的补字。也有一个例子，王阳明的奏疏，有一篇《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有一句话“此亦安民利国之事”，这个“利”字，在阳明文献的原始版本中，从早期《文录》本、郭朝宾本到四库本，都没有出入。唯独国图本，就是再造善本中的那本，“利”字是空白。现有整理本，中华本、上古本、浙江文丛本，“利”字都作“经”，整个句子是“此亦安民经国之事”。这个“经”字从哪里来？检索一下民国时期的版本，储菊人、许舜屏、支伟成的本子都是“经”。

现在整理王阳明集，在文献上比较有优势。《汇刊》《集成》发掘了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献，在之前的研究当中，没有被利用过的文本就有好多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整理本的全集性质的王阳明集，大概都是出自一本叫做《王文成公全书》的书。这本书刊于明穆宗隆庆六年，就是公元1572年。但是这个本子，也就是我们一般以为是1572年的本子，其中也有不少问题，源流关系十分复杂，不容易讲清楚，这里只提一下几个关键的点。1572年的时候，王阳明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王阳明文献的刊刻开始于正德十三年，也就是1518年薛侃本的《传习录》。从1518年到1572年,几十年的时间，刻过很多阳明的书。这些书中有一部分特别最重要，主要是那些后来成为《全书》底本的那部分。

现有的整理本阳明全集，所谓的学术版，大概有四种，用得最多的中华本、上古本，刚才都提到过了。还有浙江古籍的《浙江文丛》本，还有北京大学的《儒藏》本。《儒藏》本的整理可以说比较好，可能是团队协作的关系，其实团队也有团队的好处，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来进行工作。“浙江文丛”本的附录特别多，从辑佚角度来讲，文献最全。1518年到1572年这段时间刊刻的阳明文献，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这点在通行整理本都没有体现出来。各种整理本都没有利用《全书》之前的文献来进行校勘，这不太对，可能以前的文献利用也不方便。可能还有个原因，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术研究对阳明文献源流的认识，如果以1572年为节点，可以说前一节没弄清，后一节也不是特别清楚。很多基本事实，没有成为共识，汇校的必要性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得多一些，但也不能说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传习录》，大概1518年的版本刊刻以后，很快成了热门读物。阳明的学生很多，书流传很广。特别是嘉靖以后，阳明封了伯爵，这对他的思想的传播应该有一些助力。阳明去世以后成了文化偶像，这跟今天的状况有点像。嘉靖三年，阳明的学生绍兴知府南大吉对薛本《传习录》作了增补，这个增补本影响很大。从1524年（嘉靖三年）到1572年，南大吉的本子被翻刻过很多次，有翻刻，有补刻，内容也有增补，有节略。现在看到的比较接近初刻的本子，有嘉靖二十九年的补刻本以及翻刻本。补刻本的主要人物是萧彦，他当时在杭州做官，要表彰学术，就去找到王龙溪，想要拿几本书，或者看能不能翻刻。当时大概没有现成的书，只好把板找出来，但板坏得挺厉害。于是找人把所有坏了的板检一遍，好的板继续用。所谓好的板，也不是说好得像初刻一样，它也有一些模糊的地方，勉强能看。有些页面坏得完全不行了，就另外找工人重新补刻。补版的字体不完全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萧彦的补版在国图。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好像也是嘉靖二十九年的本子，原書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网上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卷首有王龙溪序，跟萧彦本一样的，其中也说到补版的事情。但这本看不出补版的痕迹，从头到尾的字体都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工整。因为之前没有看到萧彦的本子，我看到那个国会本，就是首尾非常工整的本子，以为那个是补版，好像补版的功夫很深，把它补得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不对。后来看到萧本，里面有坏的边边角角，有一两页有损伤、不清楚，这是很正常的。它有的版面非常模糊，但勉强能用，它也没有重刻。国会本从头到尾就非常清晰，字迹点画都十分清楚，肯定是在板的质量非常高的时候刷出来的。我现在想一想，可能有几种情况，可能嘉靖二十九年的时候，有补刻（就是萧本），也有翻刻（国会本），或者正是补刻本不十分理想，所以翻了一本新的。也有可能国会本是后来重刻的，只是没有增加新的序跋，目录篇次跟它所据的底本一样，所以被误认为是嘉靖二十九年的本子，实际上，它的刊刻时间可能更晚。

1.对应的国会本

2.萧本的模糊页面

3.萧本补版 版框也不一样

南本《传习录》在嘉靖期间翻刻过很多次，有的在翻刻的时候并不保持原本的样子，有的在内容上有增补。因为那时候王阳明还没有成为绝对权威，书也还没有定型。《传习录》里面收的不仅仅是王阳明的作品，也有学生的答问。阳明学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阳明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跟他的学生共同的想法。这是王阳明经常讲的一个概念，说要“共明此学于天下”。他曾经提到南大吉把陆澄的答问刻入《传习录》，也就是嘉靖三年的本子，他本来不太满意的，但是别人看了之后很受启发。他后来写信给陆澄，说谁谁把书信刻到《传习录》里面，他觉得不必要，但是没想到很多“同志”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他说有几个原因，因为很多人心怀疑问，但是不敢问，或者问不出来，就是说在言语上不能自达。没有说，或者说不出来，不是说没问题。陆澄问了之后，很多人看到，啊！恍然大悟，原来师兄也有这个问题。王阳明从这件事情受到启发，他说古人答问，不仅仅是要自己明白，也要让大家都明白。他说己有分寸之知，也要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小知小觉的人多了，大知大觉也就不难，当代绍述儒家的人应该会从这个观念得到启发。

在阳明生前，他的思想平易近人，很有活力。《传习录》流传之后，弟子很多，主要活动在浙江、北京、 南京、 江西等地。王阳明早年贬谪贵州龙场，在现在的修文县。阳明从贵州回浙江，要经过湖广常德、 辰州这些地方，他的学生也有不少湖广人。王阳明的学生经常翻刻老师的书，翻刻的时候，比如说拿到的是嘉靖三年本，可能手上还有其他文献，就考虑做些增补。或者说知道老师还有其他的东西，就顺便增刻一两篇他认为比较好的。因为有这种情况，后来出现了好几种增刻本，情况比较复杂。但整个来说，不管是增补，还是删减，都保持了嘉靖三年本的基本规模。

王阳明文献有个非常重要的编辑叫钱德洪，钱德洪也是余姚人。大概26岁的时候，就是明武宗最后一年，王阳明回到余姚扫墓，钱德洪带着他的侄子跑去拜在王阳明的门下。这个事情在当时还不是很顺利。阳明小时候并不是很听话的小孩，年谱说他小时候“每越绳束”，估计是很调皮的。可能在余姚父老的心中，觉得阳明小时候劣迹斑斑，现在竟然装模作样。对钱德洪拜阳明为师这件事，有些人有意见。钱德洪拜阳明为师以后，嘉靖初期，大约六七年的时间，阳明都在老家，钱德洪一直跟着他，所以对老师的思想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在嘉靖六年，就是阳明去世的前一年，阳明的另外一个学生江西人邹守益，搜集了一些阳明的作品，想编辑成书。当时阳明不同意，后来经过学生劝说就同意了。除了嘉靖三年的《居夷集》，这本算是最早的《阳明文录》。这本《文录》刊于安徽广德，一般称为广德本。这本书的编者也是钱德洪。当时大概要做一些篇次编年的工作，需要阳明亲自指导，钱德洪一直在阳明的身边，可能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吧。在广德本之后，钱德洪在嘉靖九年又编了《阳明先生诗录》，又在嘉靖十四年，编定二十四卷本比较完整的《阳明先生文录》。当时主持刊刻的人叫闻人诠，是阳明的亲戚，可能是表弟之类的，这本《文录》我们一般称为闻刻本。

二十四卷本的《阳明先生文录》，后来被收进《王文成公全书》，内容篇次上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二十四卷包括文集、外集、别录，收录论学书信、杂著，还有诗歌、公文。从正德十二年以后，也就是在江西南赣巡抚任上，阳明连续几年时间差不多都在战场上，他说朝廷让他天天去杀人，把精力都分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处理很多公文，包括把地方事务上奏朝廷，也要批示下级单位的各种申请，这些公文是王阳明文献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开始编辑《文录》的时候，同门中有两种意见。有一个重要人物叫黄绾，他起初是王阳明的朋友，后来成了学生。他的意见跟钱德洪不同。钱德洪有些想法比较怪，比如说他大概只想收跟学术有密切关系的那些文字，因为他觉得这是阳明终身的志向所在。这种意见在王阳明的谈话中也能找到一些根据。有一个特殊的记载，说王阳明去世的时候，问他有什么遗言。当时有人问身后家事如何如何，他却说没有能够与同志共了学术一事，不免遗憾。所以钱德洪这么说也不能说没道理。钱德洪在编定《文录》的时候，没有把他所能见到的所有阳明文献都收进去。比如说早年的东西，他认为是“早年未定之说”，要把它剔掉了。这个做法后来特别受到批评，大概在明代就有人批这种做法。这确实不太好操作，比如年月断限，具体篇目出入之类的。大概重视思想的人都不太重视考据，今天也差不多，所以哲学系的人一般没有历史系或者古典文学专业的人会搞文献。阳明自己编《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一个例子。钱德洪在编阳明《文录》的时候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另外，有一些书信，内容可能不那么学术。有些涉及到官场斗争的事情，他也觉得没有用。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方面的故事。阳明平定宁王以后，朝廷中有人想要争功，污蔑阳明也要造反，甚至想要擒获阳明，算是自己的功劳，当时的情况很危急。后来稍稍事定之后，很多在江西跟阳明一起平定宁王叛乱的人都很郁闷，待遇不好，就有朋友写信给他，希望他说句公道话。他回信说，我自己好像身处在井里面，不敢一昂首视，连抬头都不行。如果稍一开口与人家辩一两句，可能招来不测之祸。这些东西，钱德洪就觉得不是很必要，就剔除了。黄绾在编辑态度上比较包容，他觉得只要是阳明的文字，似乎都可以收进《文录》。用我们今天的编辑知识来衡量，我们可能觉得黄绾的态度比较可取。其中涉及到某些编辑原则的差异，我们今天在坐的很多也是编辑，《阳明文录》的编辑，我觉得可以作为编辑学上的案例来讨论。黄绾编定的《文录》有二十八卷，嘉靖十二年刊。虽然卷数比钱德洪的多，但并不一定内容多多少，二十四卷本里面也有二十八卷本没有的内容。其中出入较大的是公文部分，二十八卷中大概有公文150篇左右，是二十四卷本里面没有的。

嘉靖年间王阳明文献的基本情况，是《传习录》不断增补以及翻刻，还有《文录》分成了两系，就是闻刻本二十四卷，还有黄绾的二十八卷，这两本文录在嘉靖后期都有翻刻本。钱德洪本人生活在嘉靖中后期，也是阳明学发展最快的时候。当时江西、南京、浙江，有很多阳明学者群体，经常召开各种大会，跟现在也有点像。当时阳明很多学生身居要职，就算退休居乡也是地方上的大佬。他们有机会，也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把阳明学弄成了学术运动。钱德洪编完《文录》之后，仍然一直留意收集有关文献。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习录》第一卷是问学记录，很多条目是答问体。第二卷收录论学书信，就是阳明答朋友、答学生的书信。下卷又是问学记录，性质跟卷上相似。嘉靖三年南大吉的本子，只包括上卷、中卷。正德十三年的那本，就是薛侃的本子，只包括上卷，就是第一部分。所以不断的增补，从1518年到1524年，增补了卷中。现在不是还有一个下卷吗，下卷是什么时候增补的呢？

王阳明亲炙的学生很多，今天可以考证的就有几百个，很多人都有著作流传下来。其实王阳明的语录流传到今天的，除了《传习录》以外还有很多。大家去看《浙江文丛》的《王阳明全集》，里面就附录了不少其它来源的语录，比如从《明儒学案》还有其他书里面辑录的一些条目。有一些非常好的内容，重要性不在《传习录》之下，但是因为没有被收进《传习录》，所以讨论他们的人也比较少。钱德洪编完《文录》以后，想到要编《传习续录》，把同门记录的阳明语录，再收集一遍，编成续集。可能也是因为薛本、南本的收集不是很完整。比如说里面最重要的记录，讲“知行合一”的问题，主要是徐爱记录的。据说徐爱的原始记录有好几卷，但薛本只收了十几条。因为编书的时候，徐爱已经去世了，薛侃只能收集到这么多。在本书的末尾薛侃有一条小序，他说他只拿到了这么多条，先把这些刻了，回头再去他家慢慢找。钱德洪想编《传习续录》，也受到当时阳明学发展形势的影响。有一个学术史的规律，教主去世以后，学术一定会分化，大家看佛陀、孔子甚至墨子，就是这种情况。嘉靖中后期，阳明学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方向，有一些是钱德洪不认可的，他编书，编年谱，差不多都有主持正论的意思。从出版角度来说，《传习录》被认为是阳明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读者很多。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李泽厚先生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样，大佬出新书，不断增补，总有读者要看。这个书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最早的版本是1518年出版的，大概到1521年，书就已经传到了朝鲜地区，引来朱子学者的批评，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

钱德洪在编辑《续录》的时候，刚好碰到他母亲去世，编辑工作被搁置了。他有个草稿，被同门借去看，借看之后流传到广东。他有次去广东主持考试，发现草稿版本。他觉得草稿版不是很好，又重新编了一次。到底编成什么样子，不是很清楚。现在能看到的钱德洪编定的《传习续录》是嘉靖三十三年的水西精舍本，水西精舍在宁国府，现在属于安徽，明代属于南直隶，就是属于南京。水西精舍本是在南本基础上做的续编，但南本加上《续录》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全书本《传习录》的全部内容。全书本的末尾比《续录》的内容要多一些，这部分增补，有关细节不是十分清楚，但至少到嘉靖三十七年的胡宗宪本，《传习录》基本定型。胡宗宪祖籍安徽绩溪，曾经做过余姚县令。嘉靖三十三年，当时浙江有倭寇，嘉靖皇帝把胡宗宪升为浙江巡按去打倭寇。胡宗宪跟王龙溪、钱德洪等人都有关系。胡宗宪在浙江，总督一方，很有钱，为阳明学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修复天真书院，还掏钱刻了书。他翻刻的《文录》《传习录》，版本非常好，字体清晰，纸墨都非常好，一直流传下来。胡宗宪本的《传习录》《文录》是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的底本，很重要的。

胡宗宪本的《传习录》，国内好像只有一本，在复旦大学，这本保存得不是很完整。卷首就有补修，开头有破损，尾巴上也破损，尾巴破得比较厉害，掉了几页。后来有人手抄补配了几页，但是抄配的人可能没有见过完整的胡宗宪本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去找了另外本子来看，从哪儿缺了就跟着哪儿补下去。胡本是嘉靖后期刻的，复旦的补抄是清代人做的，也有可能更晚。补抄的根据应该是清初的本子，把书的情况搞得比较复杂。如果只看复旦本的话，容易形成错误的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古籍破损了，有人抄补，要尽量弄清抄补的时间以及依据。胡宗宪本的原书也非常罕见，我们手上现在用的，是日本国士馆大学藏书，属于楠本文库。全书非常完整，从头到尾一字不漏，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一本。关于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这本书原来是四川成都藏书家高世异的藏书，封面上有高氏的题字，卷首还有几方高氏的藏书印。根据题字，这本书一百年前还在国内，大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流传到日本去了。

隆庆六年的《全书》是把《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文录续编》《阳明先生年谱》等书编到一块儿，相当于把之前的文献合并了一下，跟我们现在的汇刊差不多。《全书》的末卷还附录了一些内容，包括家传、行状，还有一些官方文件之类的。《全书》完全是重刻，刻得非常好，主持其事的包括浙布政司、按察司以及下属府县的主要官员。原书卷首有30多个官员的名字，第一个是浙江巡抚汶上郭朝宾，我们把它称为郭本。这个郭本是《王文成公全书》的初刻，自然是很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但这本书却很罕见，现在有我们公司的影印版，广陵书社的。据我所知，这竟然是该书刊成以后第一次影印出版，很奇怪是不是？

以前整理阳明文献有一个主要版本依据，就是四部丛刊本。这本非常有名，流通也很广，现在中华书局的理学丛书就是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有两个王阳明的集子，一个就是施邦曜的《阳明先生集要》，是崇祯时候刻的，清代也刻过，现在整理的版本也很多了，有两三种吧。开始的时候四部丛刊收录了施邦曜的《集要》，后来又找到一本像是隆庆六年的本子，就把它也放到里面。这本来也是很好的事情。丛刊本《全书》就是隆庆六年的本子，这事儿以前很少有人怀疑，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结论不对。跟四部丛刊本长得非常像的本子，国内有好多本，很多人都见过，甚至在不同的地方见到。比如说浙图有，国图也有，天图有，哈佛也有一本，北大据说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看上去很像，非常像的。原书是万历时候时兴的写刻风格，就是所谓的写刻本。通常刻书的字迹，所谓匠体字，都是点画分明。但写刻就不一样，写刻的笔画之间经常有些牵连，可以看到它有笔意。比如说他刻两点水，或者三点水，甚至四个点，就是火字底，点与点之间经常有牵连。我们出《集成》的时候，收了三本长得一样的《全书》，出版社都有意见，说你这三本不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看上去非常像，随便翻开一页，去核对某一个字的那几个点，比如说第多少卷、 第几页、 第几行、 第几个字那个点，那都是一样的。你没有理由认为他不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他真就不是同一本书。要仔细的去校对，才可以找到一些证据，说明它们不是同一本。为什么翻刻也要搞得高度近似？ 非常奇怪，我感觉这个应该成为版刻史上很八卦的问题。按通常的道理，我想可能有作伪的成分，也有可能是情怀，就像今天复刻近代学术名著的初版一样，但不是很肯定。把一个翻刻本搞得这么像，费时、 费力，肯定也要花更多的钱，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从郭朝宾本到常见的丛刊本一系的《全书》，中间有一些隐秘的环节，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后来朱鸿林老师写文章论证这事，他说1572年在杭州主持刊刻事宜的谢廷杰在年底已经不在杭州，他去了南京。在郭本中，谢廷杰是浙江监察御史，而在丛刊本一系中，谢廷杰是提督学校直隶监察御史。协助他的官员只有几个人，都是应天府的官员，就是南京的官员。也就是说，丛刊本或者说与丛刊本类似的全书是万历初年南京的翻刻本，这个结论比较可信。从郭朝宾本到四部丛刊本，有些细节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基本的前后关系是很明显的。比如经常举的例子，有一句讲到王阳明去攻打南昌城，大概是在正德十四年七月份的时候，宁王在城外埋伏了军队，王阳明派了奉新知县去把伏兵剿灭。有个斗争策略，他没有把伏兵完全剿杀，因为得让这些人回去城里面报告，达到震慑的目的。那句话叫做“败溃之卒，皆奔告城中”，就是说这些败溃的兵丁都跑回城里面去报告，说现在只能靠你们自己啦。郭朝宾的本子“溃之”两个字连在一起，搞得“之”字像是“乏”字， 后来翻刻的南京本全部变成了“乏”。类似的例子特别多，都表明郭朝宾本是初刻，后面的都是翻刻。因为后面翻刻本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字形上的错误，都能够在郭朝宾本里面找到证据，源流非常清晰。

下来说一下版本在文献校勘中有多重要，我们影印了好多阳明文献的珍稀版本，这些版本在文献整理活动中有时候很有用的。很多时候，如果版本不完备，可能最基本的错误我们都校不出来。可能底本的文字看上去很奇怪，但我们不能随意猜测，猜测也很容易出状况。先举一个例子，王阳明写过一篇文章，叫“示徐曰仁应试 ”，徐曰仁就是徐爱，他是阳明的妹夫，通常被称为王门的颜回。他要去参加科举考试，然后王阳明就写了这个考场指南给他。告诉他在考试期间要注意什么问题，比如说平时不习惯早起，突然要早起，肯定要影响状态，所以提前一段时间就早睡早起，养成习惯。还有说不要读书过猛，看了没什么意思就不要看。诸如此类的。一般的本子都有这样一句话，非常奇怪。他说：“务须绝饮食，薄滋味，则气自清。”就是说要饮食清淡，气息状态会比较好。最奇怪是“绝饮食”这三个字，按通常的道理，“绝饮食”就是不吃不喝，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明显有问题。 大家看中华、上古的这些本子，都是“绝饮食”。我刚开始也感觉这句话肯定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絶”字有问题。四库馆臣当年校书的时候也知道这句话出问题了，觉得“绝饮食”肯定不对。你不吃不喝，还去考啥试呢。四库馆臣把“绝饮食”改成了“节饮食”，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从校勘的标准来说，这改得也不对，但符合常理。同样是这三个字，我们从郭朝宾本上溯到嘉靖间的各种《文录》，它都是“绝饮酒”，原话肯定是“绝饮酒”，就是不喝酒，饮食清淡，然后才有考试的好的状态。

这样的例子在《全书》当中非常的多。比如说王阳明经常到九华山去游玩，写有一篇《九华山赋》。九华山在安徽，大家知道是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个山上有很多泉水，其中有个金沙泉，因为泉水下面铺着很细的沙，黄黄的，像金沙一样，所以叫金沙泉。赋里有一句说“掏金沙之清潦”，“清潦”就是水，这个“潦”字可能用得也不太好，这是前后押韵的关系。主要是这个“掏”字好像也不太对的。大家想想，“掏沙”还好，“掏水”啊，不太像正常人的搞法。但是大部分的版本都是“掏”，在早期《文录》中，有的本子，如董聪本、邵廉本“掏”作“掬”，“掬金沙之清潦”，“掬”就是用手捧起来，大概是要喝水的意思。这篇东西也被收在《九华山志》里，《山志》有好多本，有作“掬”，有作“掏”的。四库本里边，文渊阁本作“掏”，摛藻堂本作“掬”。从原文的语境来看，“掬”字好像要好一些。

再举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王阳明经常到处游玩，他游牛峰寺写了一组诗，其中一联：“飞湍映树悬苍玉,香粉吹香落细金。”“飞湍映树悬苍玉”大概是说水从山崖上流下来，像是悬挂的苍玉。苍大概是深绿色，可能山上树木多的关系。第二句“香粉吹香落细金”，这句意思不太明确，作为诗来讲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香粉吹香”的两个“香”字肯定有一个有问题。如果没有版本依据，大家只能猜测，通行本也都是“香粉吹香”。四库馆臣也知道这句话有问题，一般来讲，说综合性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古典修养，四库馆臣肯定是普遍的比我们要好，所以他能看出这句有问题。四库本有很多种，我们一般都说四库本，其实不太准确。比如说有文渊阁、有摛藻堂，还有其他阁的本子。这句诗，文渊阁本把“吹香”改成了“吹花”，“香粉吹花落细金”，好像很好看，是不是？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风吹过来，把花粉之类的吹落到地上了。摛藻堂本的改动不太一样，它把“香粉”改成了“螙粉”，“螙粉”也很怪，“螙”字也不常用。“螙粉吹香落细金”，意思是说有蛀虫在蛀某棵树，一些粉末掉在地上，像洒落的细金一样的。我感觉写到诗里面还不如“吹花”，肯定是错误的。关键是从哪儿开始错起？ 我们按阳明文献的源流逐一检索，从嘉靖十四年闻刻本开始，就已经是“香粉吹香”。但在其他的系列中，比如说在黄绾本系列中，以及黄绾本之前的九州大学本，还有上海图书馆藏的王杏本，这些本子大概一共有五六种，都是“香粉吹松落细金”。意思是风吹过松树，把松树的花粉吹落到地上，洒了一地。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常见，以前我们住在武夷花园的时候，小区里就有这样的情况。大家稍稍留心一下，应该都可以观察到。我们看文渊阁的改字比较接近真相，他把第二字“香”字改成了“花”，摛藻堂把这个“香粉”改成了“螙粉”，其实差得远了。有时候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之下，对文献细节进行推测，这是非常复杂的，很容易出错的。

最后举一个的例子。我们如果不清楚文献的源流，就对文献的细节进行解释，也很容易出错。《王文成公全书》里面收了《年谱》， 这个年谱是根据早期的天真书院本以及赣州本删订出来的。在我们汇校全集之前，也不知道有年谱的源流关系。以前大家都知道有嘉靖四十二年的赣州本，这本比较常见，国图就有。这个赣州本跟全书本差别非常的大，如果你对它进行逐字逐句的校勘的话，异文可能会有一两千条。如何解释这些异文是一个学术问题，基本的猜测是全书本之所以对赣州本进行大量删改，可能有某些隐秘的意图。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其他本子，如果赣州本是年谱的第一稿，全书本是在赣州本的基础上删节出来的，要删节，肯定有原因的。说有人论证了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宁王造反的事。我想大家肯定对宁王都有印象，就是《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面发飙的家伙。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造反的时候说了什么话？ 在全书本跟赣州本里面记录不一样，差别特别大。造反的前一天宁王刚好过生日，江西三司官员都在王府祝寿。赣州本的记录说，宁王站在台上，说以前孝宗误信李广的话，从民间抱养了武宗。这是造谣，说武宗其实来历不明，根本没有资格当皇帝。全书本没有这个话。还有一个情况，既然造反，不免要立威，宁王先杀了江西巡抚孙燧。孙燧是王阳明的老乡，也是余姚人。绍兴龙泉山旁边有忠烈祠，孙燧为国捐躯，称为“孙忠烈”，忠烈祠现在还在。孙燧是江西巡抚，他知道宁王要造反，特别危险，他辞职又辞不掉。当时他身边有个副使许逵，许逵提议说，应该先下手为强，先派兵去把宁王府给抄了，肯定能抄到他造反的证据。但是这种思路也太危险了。后来宁王手下的太监跑到北京城去告发他，他有点危险，最终通过京城的内应把事情摆平。摆平之后，要挽回自己的形象，宁王想让江西地方官员上一个保自己贤孝的折子，说自己如何英明神武之类的。孙燧也在折子上署名，因为他是江西最大的官员，但他是被胁迫署名的。他在署了保宁王折子的同时，又连上了七道奏折，说宁王要造反。这些宁王其实都知道，所以第一个杀了他。宁王当时就说：“你这个人保我贤孝，你又上密折去说我的坏话，你是反复的小人，根本不知道大义。”当时就把他给杀了。这两件事在全书本都没有，所以就有人论证，说这事儿一方面是因为在余姚，王阳明跟孙家的关系不好，不想惹纠纷，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武宗来历不明这件事，是当时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不能讲。这看起来也挺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把文献源流搞清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论证不一定可靠。因为赣州本年谱，它是在更早的天真书院本的基础上删出来的。这个本子国内好像也没有，藏在日本，是名古屋蓬左文库的藏书，应该是唯一的一本。这个本子里面就没有这两条记录，全书本没有这两条，仅仅因为它是跟着天真本走。至于天真本、赣州本在这儿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因为事情都发生在江西，赣州本的主要删定人是罗洪先，他本人非常喜欢收集王阳明的各种八卦，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他自己收集来的。全书本与赣州本的差异，可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删述意图。天真本为什么没有这两条？也有它的原因，是因为天真本叙述的很多事情，都是根据阳明文集里面的情节转写的，比如说根据奏折，根据书信之类的。赣州本有很多八卦，因为江西有很多跟阳明共事过的人，罗洪先肯定采访过他们，所以它里面很多细节，跟其他地方的记录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是“传闻异辞”导致了天真本与赣州本的某些差别，而全书只是综合天真本与赣州本。如果仅仅根据赣州本与全书本的差别去论述所谓的刪述意图，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太靠谱的。

王强：启彬做《汇校本王阳明全集》大概快五年了。我们初步计划是在今年年底成书，也就是最早明年年初，大家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本汇校本的《王文成公全书》。我们影印的版本，四川大学版的《阳明文献汇刊》还有《汇刊二编》，后面到《王阳明文献集成》，以及《稀见王阳明文献辑存》，基本上把存世的王阳明文献公布完了。我们在汇校的过程中，经常发现新版本，每次发现新版本，总能纠正一些错误的认识，同时也要做些程序上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搞这么久的原因。搞清楚版本的源流，对于校勘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影印出版也十分重要，比如说我们用的郭朝宾本，原书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藏书，保存得算是很完好啦，但也有一些细微的缺损。因为是公开出版的唯一一本，有些问题还不十分清楚。像这种书，我觉得可以有一本出一本，最好是存世的本子，不管是异本还是补修本，都给它影印出来，现在有这个条件，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