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旷世大儒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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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旷世大儒黄宗羲

文/毛天哲

黄宗羲墓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十五岙化安山南麓。由南雷村进去，登化安山，山岙处即可见黄宗羲墓。墓地不大，墓体与龙山连成一体，墓葬前立面呈凸字形，青砖堆垒。墓平面呈方形，四面皆用块石和条石错缝砌成，墓葬正面用灰色块石错缝砌成，中间嵌墓碑，为淡豆沙色梅园石，上书“黄公梨洲先生碑”七字，以隶书阴刻。

此地清净无尘，人迹少至。相传为黄宗羲生前自营生圹，中置石床。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黄宗羲病重不起，即写下《梨洲末命》一文。

文中嘱咐“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纸钱，见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所送银钱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可在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要求在其墓前树立石条两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沼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我在墓地边未能看到这两根原始望柱，想是岁月久远，已不知去向。在墓道北侧梅园边，有一座石亭，石亭座北朝南，东西北三面围以石凳，石柱上刻有黄宗羲先生上述自撰联，想是今人营造。

黄公梨洲先生碑

墓葬正面为拜坛，正前方有一暗红色梅园石石桌，两侧各有两对称青石凳，地面用小鹅卵石铺设，两旁植樟、柏、白玉兰、梅各一株。拜坛前为荷花池，呈不规则椭圆形，池壁下部用块石，下部用大鹅卵石叠砌。

拜坛左侧为面积约有六百余方的梅园，植梅近二、三百株。墓道由梅园中穿过，到达拜坛。墓南面山坡有其父黄尊素墓，墓前原有“龙虎草堂”，是黄宗羲生前守护父墓及读书、著述之处，后毁于火。现所在“龙虎草堂”为重建物。

黄宗羲出生在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浦口村)一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明天启二年(1622)由宁国推事升为御史。黄宗羲八岁随父在任所读书。

当时，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了然于怀。

黄宗羲墓前一亭两柱上有刻文

黄尊素因几次上疏，评击阉宦，触怒了魏忠贤，被魏罗织罪名，于天启五年将他削职，遣回原籍。次年三月，魏忠贤又命提骑(宦官操纵的武装特务)将黄尊素押解进京。南下经苏州，正遇苏州市民暴动，官船被击沉，经骑只好返京。黄尊素得悉，自动去余姚县衙投案，被押送京城。

黄宗羲送父亲到绍兴。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绍兴刘宗周为师，并嘱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三个月后，黄尊素被害于狱中，凶讯传到余姚，全家悲恨。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在大门进出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天启七年，熹宗死，思宗即位，想挽救垂危的明王朝，“励精图治”，先后处置魏忠贤及其党羽。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利锥，怀带诉状，只身上京替父伸冤。到京时，魏忠贤已自杀，朝廷刑部正审讯阉党余逆，黄宗羲奔入公堂对质。阉党分子许显纯为自己诡辩说是皇后外甥，以免受死罪。

黄宗羲说：“许显纯与阉党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谋逆同罪。犯谋逆罪，即使亲王宸濠也不能免死，何况皇后之外亲乎。”当堂用所藏长锥猛刺许显纯，使之“流血蔽体”。另一阉党分子李实暗送黄宗羲三千两白银，央求不要追究。黄宗羲拒收银子，在公堂揭穿阴谋，并以锥锥之。

黄宗羲 小像 取自黄氏宗谱

惩治害死其父的凶手之后，他召集被害诸臣子弟在沼狱中门设祭，祭文读到一半，哭声振荡禁城。思宗闻知，也为之动情，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黄宗羲也由“罪臣余孽”一变为“功臣遗孤”、“孝子”，而名闻天下。

崇祯二年(1629)，黄宗羲尊父遗命到绍兴正式拜刘宗周为师，攻读于由刘宗周主讲的绍兴“证人书院”。刘宗周学问渊博，是“阳明心学”的后劲之秀，更是一位正气凛然的骨鲠之臣，也是一位气节崇高的爱国志士。黄宗羲不仅从老师处学到知识，更从老师处学到人品气节。

黄宗羲发愤学习，经史百家无所不窥，尤精史学。家中藏书读尽，就向余姚钮氏“世学楼”、绍兴祁氏“澹生堂”、南京黄氏“千顷斋”、常熟钱氏“绦云楼”等江南藏书大家借抄。

康熙二年，宁波天一阁竞破族外人不准登楼的旧例，由范姓友人陪黄宗羲上楼观书，借抄。他常从早晨出发搜集古文书，连夜抄扎攻读。冬夜天寒，也抄书至鸡鸣；夏夜则避蚊伏帐中抄读，从不稍懈。攻率之余还寻师访友，切磋学问，教导弟弟宗炎、宗会，以后两弟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当时，兄弟三人被称为“浙东三黄”。

崇祯三年，黄宗羲在南京参加继东林党而起的政治集团“复社”，与复社中坚人物结识。此后十余年中，他自觉地以既有“经天纬地之略”，又有“礼乐兵农之才”的“豪杰”标准要求自己。为此，他除从刘宗周问学之外，还游学南北两京，接触社会，考察人生，并结交方以智等著名学者，论政议文，探求科学，视野大开。

黄宗羲 宋元学案

崇祯十一年，魏阉余党阮大铖在南京翻案。黄宗羲与东林子弟、太学生等140余人愤然而起，贴出《南都防乱公揭》，揭露国贼丑行，阮大铖对他痛恨入骨。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亡。五月，清王朝建立。同时，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阮大铖窃据兵部侍郎，趁机大肆搜捕黄宗羲等人。由于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溃散，黄宗羲得以脱身回余姚。

清兵南下占领浙北，陈兵钱塘，准备横渡东进。顺治二年(1645)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绝食殉国。明遗臣张国维(东阳人)与树旗抗清的明遗臣余姚孙嘉绩、熊汝霖等拥戴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各地人民纷纷建义旗拥鲁王抗清。

黄宗羲毁家纾难，集家乡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赶赴钱塘江参加防江战役。后因守防将领为保存实力，江防失守，抗清志士和人民遭清兵残杀，鲁王政权辗转于浙闽沿海一带。

黄宗羲率领“世态营”退驻四明山杖锡寺，与抗清英雄王翊联军防守山寨。为了联络各路义军，黄宗羲改装四出奔波。不料留守杖锡寺的义军，“不守军纪，不受节制，取粮近地”，与山民造成磨擦，山民烧掉杖锡营寨，义军受到重大损失，黄宗羲只得“走入剡中(余姚化安山)”。

黄宗羲 明儒学案

顺治六年，黄宗羲知鲁王在海上(舟山)，即前往，被鲁主封为左副都御史。此时，清朝下令，凡明朝遗臣有不顺从者，登记全家名单，准备搜捕。黄宗羲也被列于通缉名单之中，他考虑到老母居家，将被清军捕获，放心不下，不得已向鲁王说明回去探母情由。获准后，就改姓换名，潜归家中，护奉老母离家避难，或居友人家，或栖荒山野岭，居无定所，家祸国难，苦不堪言。

黄宗羲虽离开鲁王，但心里仍惦记着抗清斗争。清顺治六年，他奉鲁王沼旨与侍郎冯京第赴日本乞师求挥，没有成功。回来后，一面奉老母率全家妻小过着流离生涯，一面仍继续从事抗清活动。

至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已控制浙东，撤销了对黄宗羲的追捕令，黄宗羲才得以带领全家返归故居。黄宗羲见恢复明朝已无希望，就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述。由于他崇高的声望及渊博的学问，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拜其为师。

也在这一年，黄宗羲完成了著名的政治学术著作《明夷待访录》。他通过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深刻研究、反思，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一振聋发聩的民主主义的口号。

《明夷待访录》一书，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皇帝，因此此书一直被列为禁书，不得公开印刷。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将此书油印散发，作为推翻帝制，实行民主自治的动员令。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一边著书，一边往返于海昌(海宁)、石门(桐乡)、绍兴、宁波等地讲学，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

清康熙十八年，朝廷设“明史局”编修《明史》。由于黄宗羲熟悉明代掌故，在学术界有崇高声望，经朝臣推荐，康熙帝特聘黄宗羲入京主持史局。黄宗羲以母老己病为由拒绝。

经多方周旋，黄宗羲才答应派出他最好的学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与史局。并订立规矩，要万斯同、黄百家以布衣参与史事，不署名衔，不受俸禄。编写开始后，康熙降旨凡黄宗羲所论著及所见闻有关《明史》可资考查的，命地方官抄录后送往北京，交付史馆。修史过程中凡发生疑问，即派专使来余姚向黄宗羲求教订正。

黄宗羲身材瘦小，但体格强健。在他82岁高龄时，尚且攀登黄山险峰，并为《黄山志续集》写了序文。一生著述不断，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奋，年逾八十，仍著书不掇。

据统计，黄宗羲著作共计有一百十二种，达一千三百卷，二千万字。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文字学等等多方面学术领域，因此后世称他是我国历史上博学多才、成就卓越的大学问家。他留下的宏丰著作，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学方面，他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历代税法比较

“浙东史学”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激化情况下的时代产物。由于明朝的灭亡，清兵的南下，抗清斗争的失败，民族志士的死节，促使黄宗羲对历史进行沉痛的反思，结合自身不寻常的经历，经过对国家兴亡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形成了他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思想。

黄宗羲提倡“尊史”，注重史学，求证于史。他认为，尤其在国破家亡的重要时期，“尊史”可以使国人激起强烈的民族意识。“浙东史学”的特点就是以治史为基点，以治“明史”入手，极力表彰爱国仁人与气节志士；征集乡邦文献，着力于史籍的撰写。

黄宗羲史著丰富，在史学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还教育培养了万斯同等著名的明史专家，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他的影响之下，浙东史学的传人有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邵晋涵等，直至近代的黄云眉等人，他们都是史学界的著名学者。

由于黄宗羲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贡献，与孙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隐居不仕)、李颐(陕西周至人，讲学江都，门徒甚众)，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

人们多注重于黄宗羲在史学上的贡献，其实黄宗羲在经济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积累莫返之害”之论说被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纵观历史上多次税费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是黄宗羲留给后人的一个科学命题，一笔思想财富。

天哲云：

黄宗羲以治史而凝重，因思想而深邃，维著述而垂世，守名节而不朽。经世致用学说，启浙东文化，民主共和思想，开一代先河。其学明世遗踪，泽被流长。

共和国五十五年甲申夏六月撰

共和国六十年乙丑冬十月修订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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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精言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宋元学案》）

▲言贵有物；无物，非言也。（《宋元学案》）

▲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

▲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宋元学案》）

▲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明儒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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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本文写于2004年，原题名《寻找黄宗羲》，发表于网络。后被腾讯网儒学频道收录，改名为《寻访旷世大儒黄宗羲》，篇名今从之。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