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红楼先生”曹雪芹惹的祸
据一些红学家考证，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由清代乾隆时期的文人高鹗续写的。考察高鹗的事迹，此人还著有《月小山房遗稿》、《砚香词·簏存草》等作品。细想一番，笔者当时心中就有疑问，既然高鹗能写小说，为什么他只知道帮助别人补写，却没有留下属于自己原创的小说作品呢？
在后来出版的《红楼梦》书上，高鹗和程伟元一道，被认定为主要的编辑者、整理者、出版者，高鹗不再是后四十回的续写者，这应该是红学研究的新成果，是符合事实的。其实，高鹗在自己的文集《小月山房遗稿》中，有一首诗，说得很明白。诗的题目是《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云：
老去风情减昔年，万花丛里日高眠。
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
高鹗明确交待自己是《红楼梦》修订者，并没有说自己就是续写者。通过编辑、整理《红楼梦》，他感觉自己如同偶入万花丛中，经历梦幻，得到了光明自在的禅悟。这首诗清楚地表明，高鹗能够参与编辑、整理《红楼梦》不过是机缘巧合，偶尔为之。
千百年来，小说一直都是古人比较轻视的文体，被人们视为茶余饭后摆谈的传奇、野史，写小说只是雕虫小技而已。明末清初的诗人申涵光在他的《荆园小语》中，有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造作歌谣及戏文小说之类，讥讽时事，此大关阴骘，鬼神所不容。凡有所传闻，当缄口勿言。若惊为新奇，喜谈乐道，不止有伤忠厚，以讹传讹，或且疑为我作矣”。
他说，撰写传奇小说之类的文体，讥讽时事，关系到一个人的运势，有损阴德，其犯下的罪过连鬼神都不能原谅。他简直把小说视为了洪水猛兽。申涵光告诫人们，遇见小说之类的文字，不要好奇痴迷，不要谈论传播，否者，别人还以为这小说是你写的，就会惹火烧身的。
申涵光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是北方文坛著名的河朔诗派的领袖人物。明末清初正是传奇、小说等文艺形式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都诞生于这一时期。作为一位文学家，申涵光竟然对小说采取了敌视、排斥的态度，羞于谈论，甚至害怕别人误会自己是小说作家。这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写小说不但事关个人修养，还会招来祸害，而且永世不得安宁。
如果我们用当时人们的共识来考察《红楼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会成为千古之谜了。当然，《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红楼梦》开篇就明确交代了的。就如同我们都已经知道鲁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大可不必去纠结于这个浙江绍兴人周树人如何如何一样。突然间，笔者想起钱钟书先生说的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即便如此，现代关于曹雪芹的研究文章还是层出不穷，人们大胆假设，瞎子摸象，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说法。更有人直接剥夺了曹雪芹的原创权，另起炉灶，去寻找《红楼梦》所谓真正的作者，陷入走火入魔的各种乱象之中。
这一切都是因为《红楼梦》被现代人视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是百科全书似的伟大巨著，被赋予了无上的荣耀。自然而然地，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更应该是伟大得不能再伟大了。高鹗的事迹显然比曹雪芹清楚得多，如今，他似乎沾了曹雪芹的光，不管他是不是续写者，也变得冠冕堂皇、功不可没了。须知，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高鹗还因为被人考证为《红楼梦》的续写者，曾经被人骂得狗血淋头，说他狗尾续貂，煮鹤焚琴，罪孽深重。
我们不能不佩服曹雪芹的先见之明，他只痴心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至于身后之名，就任后人随意去评说吧。《红楼梦》的巨大魅力吓坏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们，他们恶毒攻击曹雪芹，恨不得立马把这个曹雪芹揪出来，斩首示众。这样一来，和曹雪芹有关的曹姓人家就倒了大霉，连他们的子孙都得不到安宁。
晚清学者毛庆臻在他的《一亭考古杂记》中，记叙到：“《红楼梦》较《金瓶梅》愈奇愈熟，巧于不露，士夫爱玩股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曹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
你看，就因为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他就胡说曹雪芹遭到报应，在地狱受苦，人人痛恨。还说曹雪芹的后代曹某牵涉谋反逆案，被凌迟处死，惨遭灭族。毛庆臻认定曹雪芹是满州八旗子弟，是隶属于汉军旗下考取功名的举人。毛庆臻被仇恨遮住了眼睛，忍不住信口开河。这个晚清道学家，对《红楼梦》的厌恶之情是显而易见的。更可笑的是，他的道听途说也成为人们研究曹雪芹的依据，“曹雪芹究竟是谁？”这个问题都还没搞清楚，又有人去研究曹雪芹的后代。真的是瞎子牵瞎子，居然还有人相信。
封建卫道士们对《红楼梦》大泼污水，他们大肆造谣，诸如说什么曹雪芹在阴间受苦，子孙三代皆哑，以至断子绝孙，都是因为曹雪芹写了《红楼梦》这部“淫书”的因果报应，云云。
《红楼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清朝乾隆中后期，《红楼梦》的抄本开始流传，并且风靡一时。在北京庙市里，《红楼梦》抄本被当作商品流通，“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于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嘉庆时期，由文人得舆编著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甚至把人人争看《红楼梦》，作为了京城的特殊风俗：“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这首竹枝词把看《红楼梦》和抽鸦片烟相提并论，明显带有讽刺的意味。
在许多道学家眼中，《红楼梦》和鸦片烟一样，就是一包毒药。鸦片烟来自国外，祸国殃民，贻害无穷。《一亭考古杂记》的作者毛庆臻于是突发奇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把《红楼梦》这部“淫书”移送到海外去，“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这叫作有来有往，就让我们中国的精神鸦片《红楼梦》去毒害那些可恶的洋人吧！你别说，他还真的具有文化扩张的战略眼光呢。
到了晚清光绪时期，读《红楼》、谈《红楼》的风气在北京地区依旧长盛不衰。据李放的《八旗画录》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红楼梦》不但四处流行，甚至还出现了“红学”一说，堂而皇之，闲谈、研究《红楼梦》成为了北京士大夫们引以为豪的学问。承接这一风气，近代的“红学家”更是层出不穷，有了所谓“新红学”的说法。
出人意料的是，被视为“新红学”开山鼻祖的胡适博士，到了晚年竟然极力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等小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曹雪芹是个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休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休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他的这一论断，最终把曹雪芹拉下了神坛。
至于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围绕《红楼梦》展开的是非争斗，恩恩怨怨，已经脱离了小说研究的范畴。因为《红楼梦》红极一时，转而臭名远扬、惹火烧身的人可谓不计其数，真的是“成也红楼，败也红楼”，令人感慨。如此看来，曹雪芹先生惹下的祸害着实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