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察右中旗报》始末：（四）发展
本文作者：刘玉昌
（四）发展
现实中任何一项事业能够取得顺利发展，总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因素。《察右中旗报》三年迈出三大步，并且能够继续稳步向前发展，在去除其主观原因之外，先进的报纸印刷手段也助推了我们一臂之力。可以说《高原星》是《察右中旗报》的前身，它经历了“火与铅”的艰难考验。那延续了上百年的铅字平板印刷技术，不仅工艺落后、工序长、“卡脖子”环节多，而且当纸张在平台翻面印刷时，调墨和压纸更是常见故障。
这是现存于察右中旗档案局的部分当年《察右中旗报》合订本，图为旗委书记龚占永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情形
本旗印刷厂成立于1956年，本是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公私合营”的产物，它的前身为原陶林县旧石印作坊。后来使用苏联“老大哥”那设备，几十年来没有更新换代。他们平常的业务就是印刷票据、电影票和饭票之类的小玩意儿，只使用一些常用字体。
当承印《高原星》后，凡是遇见冷僻生字，就得开炉炼新字。而烘炉熔化那铅铁坨子，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往往是一个新字锻铸出来了，一天的等待也过去了。浪费时间不说，就是特别煎熬人。再就是在排版之前，每篇文稿必须经拣字工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找出来。一排一排的铅字木架子，就像一页一页的字典，即便是熟练的工人也得按偏旁部首去寻找，倘若碰上个学徒工，一天拼不出一盒字来。记得有个徒工小名叫俊维子，一首小诗的铅字，他整整拣了一上午，正准备倒模子，却因地面卡拌，摔了个马趴，一盒字全都洒光了。老师傅懊恼地责备他，他圪蹴在地上哭鼻子，我的沉稳性格就是在这种漫长等待中炼成的。
好不容易盼到印刷环节了，老余师傅眼神不好，那机器滑塌滑塌转开了，他才用那油墨铲子里外刮擦，不是墨淡，就是墨浓，终于调均匀了，机器轮子不转了。一直忙到下午，机器修好了，报纸正面刚印完，还得晾晒两三个小时。当天夜里加班再赶印，可支叉又把平台上的报纸给扎烂了，那才叫扯机放炮呢！每印刷一期没有十天磨蹭是不会按时交货的。
《察右中旗讯》在此印刷几期后，运气突然来了！本旗南街小学校长赵世敏响应教育局“勤工俭学”号召创办校办工厂，这个人很有眼光，一下子就瞄准激光照排与胶版印刷技术。他们最初用的“四通”电脑，那在当时已属于前沿设备了，过去老印刷厂给报纸排版最少需要一个星期，而他们靠电脑排版仅用半天时间，不仅效率提高十几倍，而且电脑储存的汉字特别多，尤其是各种字体多达几百种，大、中、小可随意点击，调换异常便捷。
图为报社编辑部每周定期召开新闻业务研讨会，主要是研究提高新闻稿件与版面质量
我们旗报作为长期客户，便成为他的主要顾主。这样我们就告别了“火与铅”的老传统，又迎来了“光与电”的新时代！这让《察右中旗讯》如虎添翼，也令我们采编人员倍感幸运。然而，报纸的质量提高了，它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每份报纸差不多一元钱，而当时旗委只按人头给我们办公费，印刷费主要靠征订报纸的收入来解决，这就迫使我们在征订这一块挖钱想办法。于是我们就将每份报纸的定价提高到一元五角钱，每份全年定价为一百多元，在预订1994年全年党报时，按照计划任务由宣传部统一下达。当时，由于上级对党报党刊的征订任务数逐年增加，后来又将“三报三刊”（即《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乌兰察布日报》与《求是》《实践》《党的教育》）列为必订报刊，由此就出现了“订报难”的现象。为了不被大报挤占了我们小报的订阅经费，后来就实行“财政切块”的办法。
所谓“财政切块”既是旗政府对我们报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也与当时全盟的特殊财税政策有关系。大约在九十年代的前、中期，乌盟地区利用国家税制改革的有利时机推出一套新做法，叫“乡财政”。从名义上看是“税收关口前移”，实质上是把税收与财政权力下放到乡镇一级，并且废除了过去延续多少年的“收支两条线”，实行乡镇“自收自支”。尽管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到位，结果出现了一些意料不到的问题。
首先是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像乌盟的前后山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就是种地和养畜，这样各个乡镇的主要“税源”只能靠农牧业，而农业税收的节点在出售秋粮之后，牧业税收则要靠卖羊毛的收入。这样“乡财政”的重点只能放在夏秋之际，一些地方除加大税收额度外，还出台名目繁多的摊派。如凡是农村户口，不管种地与否，一律缴纳“三提九统”费用。所谓的“三提”就是村干部与民办教师工资和教育附加费，“九统”就是计划生育等九项管理的统一收费。
图为当年在内蒙古党委宣传部会议室召开的全区旗县报总编辑会议，交流探讨采编业务
这些最终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甚至严重对立，这也是后来绝大多数农民外出打工的直接原因。每年乡干部进村逼税之时，就是农民工背井离乡的高峰期。那个时候乌海、包头和东胜地区的人把外来打工的乌盟民工称作“澳门人”（土话“撬门”的谐音，贬义指“偷盗”行为），后来由于乡财政困难，好多税项无法收取，这“财政切块”实属无奈之举。
当《察右中旗报》创刊时，我们又搭上了顺风车。当时的电脑普及相当快，几年前南小校办工厂的电脑排版系统还属于行业领先的先进技术，到这个时候已经显得落伍了。而这时《集宁晚报》社投资数十万元上买了“腾飞”排版新技术，不仅字体可以无穷变化，而且是彩色印刷，一下子让报纸印刷步伐跨越了上百年，不仅速度快、效率高，而且印刷质量好。这下子就对我们这些无法投资兴建自家印刷厂的旗县报社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当时尽管南小印刷厂与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其设备的能力只局限于黑白印刷水平，我们报纸每逢重大节日或旗委重要会议，就连“标题套红”这么个最低要求都无法满足。为此我们就与《集宁晚报》社印刷厂签订了承印合同，常年开展业务往来。
这一时期，我们在抓巩固报纸订阅数量和提高报纸印刷质量的同时，并没有放松编辑业务培训，而是在不断提高采编能力和水平。先是派出编辑部的张振生到《乌兰察布日报》总编办进行业务培训，后是利用晚上下班后的业余时间让有英语特长的李秀珍为大家补习英语，因为有些编辑记者要评初级职称，而英语考试是必须攻克的难关。我记得任利清给弄回来块大黑板，郭建广给弄来一些粉笔，李秀珍就很认真地教大家背英语单词。
图为旗报社全体采编人员及其家属当年在辉腾锡勒黄花沟草地聚餐野炊时的情景
在紧张工作之余，大家的社会活动也不少，当年我们参与了机关党委组织的植树造林，也参加了旗委副书记史二合带领大家搞的“三亩田”建设挖渠大会战，还组织人员参加了纪委书记贾元生倡导的歌咏比赛。尤其是在六、七月份黄花沟风光最好的时候，我们曾组织报社采编人员以及所有家属去旅游，在野外采蘑菇，在草滩上野炊，大家尽情娱乐。
王明明这人性格内向，但善于学习钻研，我们报社前面是个封闭的院落，他与任利清、郭建广将那片荒地开辟出来变成菜地，每天用水桶提上自来水浇灌。由于他懂得农业技术，便发挥一技之长，在菜园里种西红柿、黄瓜等，夏天那秧苗绿茵茵一片，秋天摘下果实放在窗台上晾晒，谁愿意吃或想拿回去吃，任其自由，总之那是享受大家的劳动果实。
图为工作之余刘玉昌和郭建广在仔细查看报社院内西红柿和黄瓜等秧苗的长势情况
这年夏天，旗委号召各部门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创办经营实体，我们就利用自身优势，众人集资在科镇街上租了一间房子，办起“读者书屋”，由王明明的爱人站柜台负责经营，只办了一年多，由于经济效益一般，只维持个收支平衡，后来也就关闭了。当时，全旗的电视普及率很高，像科布尔镇和经济条件好的金盆乡，居民电视拥有量达到95%以上。根据这个有利情况，我们就利用报纸的两个细长的中缝位置，刊登“乌兰察布电视台”一周电视节目预告。并向附近市民出售，每张报纸售价贰角，开始效果尚可。后来旗委宣传部贾明爱人成为乌兰察布电视台授权经销人，我们停止了该项业务。
当时我们的采编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后，还积极向上级媒体投寄稿件，在旗委宣传部每个季度的对外宣传稿件统计通报中，旗报社总是位列前茅，像王海燕、李秀珍、张文杰、李文连、王明明、郭建广都是每年发稿在30篇以上的优秀通讯员。我们在做好内宣外宣工作的基础上，有时还承担旗委分配的其他任务，记得这年9月份全盟召开发展乡镇企业座谈会，龚书记参加会议回来后，就让我们组织一批宣传乡镇企业的稿件。当这组系列报道发表之后，他觉得分量还不够，就打电话把我叫过去，拿出一本报告文学杂志，让我马上组织人力，印刷出版一本小册子，其内容就是转载这本书上的长篇报告文学《老乡，老乡》。当然，这里的老乡就是指“乡镇企业”，此文就是介绍江苏省各地“要想富、找老乡”的先进做法。后来，由我当责任编辑，贾元生任主编（这个时候高君晓已经调任商委主任，贾元生代管宣传），短期内出版新书五百本，封面由职业中学的吕学军设计，下发全旗后反响良好。
图为当年旗报社举办新年晚会的来宾席位<左起>刘玉昌、温图那生、乌盟电视台李明、南小校长赵世敏、司法局通讯员赵明义、旗广播局副局长刘国华、旗委宣传部长乌宁吉雅等人
一年的辛勤工作进入尾声，在喜迎元旦之际，我们报社在旗武装部大楼的一楼大厅里，举办了迎新年歌舞晚会。邀请参加晚会的人员有赵明义、牛青山、常金凤等一批骨干通讯员，也有原合作单位领导赵世敏校长、漠野文学社副社长刘官喜、冀福义等人，还有给予报社工作大力支持的有关单位友人，大家欢聚一堂，笑逐颜开，尽兴联谊而散。
该文作者冠名刘洋，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西南山区窖蒿湾村，曾任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央企神华做新媒体策划，现供职国家能投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