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被加班”40小时，谁抢走了北京“打工人”的时间？
文 | 张世亮
近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统计了36个主要城市的通勤时间，同时指出，全国超过1000万人的通勤时间在1小时以上，其中北京人均通勤距离位居全国榜首。这份报告发布后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戳中了许多“打工人”每日上下班通勤的痛处。
“地铁里拥挤的人群”、“在座椅上补觉的人”这些已是大城市地铁里一道无奈的标配“风景线”。“打工人”向往短通勤，想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对于城市治理者而言，短通勤也是政府打造宜居城市重要发展方向。本文将探究北京的城市通勤问题，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当代“大城市病”的代价、原因和应对之策。
01 我们的首都“病了”
▲ 数据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
近些年来，“大城市病”来是一个越发频繁被提起的名词，交通拥堵就是大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之一。《报告》指出，北京的平均通勤时间超过47分钟，位居全国首位，在平均通勤距离中位数上，北京也 “一举夺魁”。5公里内的上班通勤被称之为“幸福通勤”，而很遗憾是，北京享受幸福通勤人数的比例仅有36%，在这次被调查的36个城市排名倒数第一。这些数据无疑不在说明——我们首都得了“大城市病”。
据统计，在北京约有485万人工作上下班所用时间超过了2个小时。换句话来说，这些人的工作日都被无形的 “加班了两个小时”，而这背后潜藏的经济价值也是值得注意的。
据公开数据，北京市2020年的平均工资为8847/月，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8个小时。以每周工作5天计算，北京工作的平均时薪约为52元。按照485万人每天两小时，一年的251个法定工作日计算，这背后的经济价值竟超过1266亿元。换言之，漫长的通勤时间侵吞了“打工人”的这笔巨款，而这也是城市病给北京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损失。
02 病因何起
北京的人口数量、产业集群分布和先前城市功能定位都是诱发大城市病的原因。而这些病因，本质上都与城市规划有关。
堵！堵！堵！是许多北京人工作日开车时候最常有的想法。
挤！挤！挤！是许多北京人工作日乘坐地铁最真切的感受。
这些情绪都会导致驾驶者想，为什么当初不把路修的更宽一点呢？
地铁早晚高峰乘客会疑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跟我去挤同一班地铁，去同一个地点呢？
城市的道路网，可以被视为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当这个资源在特定时间或地点被超过其最大限度而产生挤兑，必然会导致其原有的功能失灵。
又是什么因素影响最初建设道路时的规划呢？对于城市未来人口的预测则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重要参考指标。换句话说，对于未来人口变换的预测，将会极大的影响路网能否正常承载未来人口的使用。然而事实却是，之前北京市对于未来人口的预测总是“被打脸”。
1958年，北京市的编撰第一部正式城市规划方案出台，其中对于人口预计的设想是“50年左右地区人口总数达到1000万”，也就是到2008年左右，北京城市人口数量达到1000万。可是实际情况是在1968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经提前“达标”了。
1993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出台，再次对北京市的未来人口下了“判断‘’，城市常住人口在2010年达到1250万左右。可惜，北京市在1999年的城市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257.2万，再次提前“达标”。
2004年，北京市2004-2020年规划再次“判断”，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目标将达到1800万。实际事实是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2100万。
城市就像是一个成长的孩子，人口数字预测就像是对于孩子未来身高预测，有了这个预测，才可以去买衣服（建设基础设施）。北京实际情况是孩子“长得太快了”，买衣服时候“刻舟求剑”导致买小，挤着“孩子”了，这也让许多北京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通勤的不适。
▲ 图片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
城市产业集群分布不合理，也是大都市病症重要诱因之一。本世纪初，政府对于北京市城市功能性定位十分“丰富”。如政治中心，文化，科教，第三产业，高科技技术等等都是发展目标。实际再加之北京作为首都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得京津冀乃至全国企业流向北京，产业集群快速向北京市中心集中。
另一方面，北京市的高房价迫使更多人居住在离工作地点更远的地方。《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提供的数据指出，北京职住分离度位列全国第一。
▲ 图片来源：《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同时，报告图也显示，北京大部分通勤人群是由城市周边与城市主要核心区域间往返。城市交通在早晚高峰遭遇统一流向或者只去特定地区流向的巨大人流量压力，交通资源“挤兑”的现象也集中爆发。因而，“打工人”的通勤时间必然也会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晚通勤高峰时期，交通耗时比其他时段用时更久的原因。在北京这类产业布局集中在城市中心的城市，这种“挤兑”现象尤为明显。
03 对症良方
由于北京“大城市”病主要病因在于城市人口、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定位，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以下简称“最新《规划》”），对以上已经存在的问题都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划，即采取了“堵”和“疏”主要办法。
“堵”
在人口规划方面，最新《规划》中明确强调限制人口数量，并提出目标——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并于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然后逐步减少，到2035年控制在1085万人以内。为实现这一目标，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控制人口政策，例如更加严格的落户制度。
从过去4年实际人口变动数据来看，基本上与预期效果接近。2020年初，北京常住人口数量为2153.5万人，低于预期预计2020人口“目标红线”。且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实现了三连降。
“疏”
当北京中心城区的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都已经充分利用后，引导居民就近上班，减少通勤距离和迁移部分产业集群就是疏解“城市病”来最好办法。最新《规划》目标明确提出，疏解非首都城市功能是未来城市发展首要任务。
同时，市政府意识到工作机会、便利的生活基础设施、多样的文娱活动才是区域吸引人聚集的核心原因。而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北京市区通勤难熬，无数 “打工人”叫苦不迭，但是他们“诚实”的身体依旧欣然前往的原因。
因此，市政府在最新《规划》中提出，不仅要在城市周边地区发展新的产业集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要推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人们也能在周边“乐居”下来。实现缩短工作地和居住地距离的目标，进而最终实现大多数“打工人”幸福通勤愿景。
▲ 图片来源：《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具体举措中包括：大力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同时带动中心城区部分功能和人群向城市周边转移；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及地区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此外，最新《规划》还指出，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把部分在京产业职能转出至周边城市，治疗北京“大城市病”，进而缓解北京市的交通压力。
以雄安新区为例，最新《规划》目标提出，不仅要建设和优化现有高速公路连接北京市和雄安新区，并且支持部分在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向河北雄安新区有序转移，此举将更方便产业转移，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引流”都市人口。
此外，更加重要是，政府将全力支持央属高校、医院向河北雄安新区疏解，并推动在京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河北雄安新区转移，让社会资源“随着人走”。当前的现实是，雄安规划已经提出了三年，目前各项基础设施都在有序的建设当中，还没有完全发挥效果，未来是否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仍然需“敬请期待”。
愿北京的“大城市病”在未来早日康复，让每个勤劳的“打工人”享受到通勤体验的改善——每天早上多睡十几分钟，下班可以更早抵达各自的“温馨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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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历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2】 《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3】 《那些年被秒打脸的城市规划指标》财经网
【4】 《百度地图通勤报告上热搜！超一小时极端通勤道破千万人辛酸》
【5】 《北京产业布局》隆达智汇PARK
【6】 北京市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