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民主（下）｜罗杰·斯克鲁顿
按：作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1944～）的资料，在2月18日的推送中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本文为全文的最后一部分。为方便朋友们阅读，本文的第一、二部分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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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的理想建立在默认假设之上，即人是自由的，有能力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且能够认清政治上的当务之急。人可以通过教育而变得自由、能干、自主，对此，我没有异议。但是，他们在自然状态下并非如此，而且离开了文化约束（基于理想追求和判断习惯），他们不会继续如此。如同暴政是政府的默认状态，罪恶是人性的默认状态——当外在的评价力量移除后，我们就会滑向它。人的意志会在懒惰、淫欲和贪婪中消沉，在价值中立的文化中进一步堕落下去。结果，他们只顾眼前利益，失去了对生活和社会的远见。这种“及时行乐”的观念将会反映到选举习惯中，最终，人们沦为此时、此地、此身之欲望的奴仆。政治家无法依据长远利益和理想来动员选民，只得向其提供史无前例的眼前享受。一种道德肥胖症（moral obesity）开始折磨选民，最终，理想和长远目标只会让他们呼吸紊乱。那些提供短期利益（以津贴、福利和娱乐等形式）的政客，比那些承诺以短期牺牲换取长远利益的政客，更容易确保他们的选票。结局便是，民主社会很可能耗光自己的美德遗产，面对未来却不知所措。
我们可以援引近期的一个简单案例。2001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刊登了一篇有关新奥尔良周边防洪堤的总结性研究，结论认为，堤坝能抵挡2级飓风，但是更高级别的飓风可能抵挡不住。面对这则详实的信息，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然而，行动需要经费、组织、集体努力，而官员能够向新奥尔良的市民要求什么呢？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而那些市民还待在电视机旁，眼睁睁看着洪水涌向街道的每个角落。对于道德肥胖症，再也没有比这更鲜活的例子了。
不过，我也说过，乐观是必须的。在美国，同样是这个事例，说明了自助（self-reliance）这种古老美德的复兴。从教会、学校、俱乐部中成长起来的“小共同体”（little platoons），投身于社会德行的预演，纠正平等主义文化，谴责平等主义的傲慢，重建民主所倚靠的道德资本。人们开始自发地营救受灾群众，向其提供生活物资，他们的自发性和坚定性，在世界其他地方难得一见。这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们，是美国小镇的自然产物，是在互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相较而言，南亚大海啸的灾民，还在等待含糊其辞、腐败怠惰的政府前来搭救。这种对比引人深思，这表明，社会德行依然存在于美国，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消失。
在我看来，克服平等主义文化对德行的侵蚀，是民主派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道德肥胖症属于社会病，需要国家的医治。这是耽于空想的社会学家的典型回应，他们常常说不受约束的市场滋生了消费主义，从而腐蚀了美国人的道德品质。按照社会民主的正统理论，真正的民主要求控制市场，掌控对教育、文化等机构的公共投资，以及提供其他公共品。不过，对我而言，这种回应建立在幻觉之上，试图分离民主和自由市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哈耶克和布坎南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社会学家所设想的公共投资，只会加剧问题，造成更为严重的福利依赖和官僚腐败。
问题不在政治，而在文化，对道德肥胖症的抵抗，来自社会而非政治举措。托克维尔所忌惮的民主专制，源自平等主义文化，它排斥任何形式的优秀文化，如果那种优秀不能共享，它宁愿选择野蛮。补救之道是，培育和传播幸存于公民社会机构——如学校、教会、俱乐部、高校——中的贵族文化之遗迹。人们必须晓得，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参与主权共同体之外，所有赋予生命以意义的特性都是不平等的。这些东西国家教不了你，因为它需要以一种公正仲裁者的姿态，超然于公民社团之上。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典型谬误：以为拒绝做价值判断，就是一种宽容美德。实际上，宽容与“价值中立”恰恰相反。宽容之人给反对之物留有余地，“价值中立”之人则没有反对之物，进而没有宽容之物。拒绝价值判断同样是道德肥胖症的一部分，而平等主义文化——不同于掩饰纵容人的缺陷，它对任何形式的判断视如仇雠——又为一种新形式的不宽容（道德褊狭）铺平了道路。
四、如何将民主植根于人们的习惯之中？简单说，民主依赖于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一种经年累月形成的生活方式，它是那些小共同体（platoons）资源共享的产物。验证公民资格有三点：守法、爱国主义、公共劳动。公民资格的这三点经验，在英语国家的传统中，乃是一种日常现实，已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公民资格是一项文化成就，不是随时随地都能见到的，而且，它不能自我复制，离不开人们（维持）的努力和意愿。
简单说，公民，需要把自己的成员资格分享给陌生人。当圣保罗描述早期教会时，传达了类似观念，他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意味着这种（宗教）成员资格可以传遍全世界。就这样，他把罗马的公民资格概念引入到基督教，进而创建了普世教会。
但是，公民资格不是普世的，只限于特定的世俗共同体，他们的守法精神表现为遵守共同体的法律；他们愿意为保卫共同体而战，并通过慈善与公共精神使共同体安享和平。当然，他们还有其他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宗教向他们提出了广泛而严格的要求，但是，公民资格所包含的义务受制于他们所出生的特定历史现实。
因此，如果不考虑其他世代，就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共同体。它是一个传承的（inherited）共同体。真正的公民必然要对自己的祖先和后代（即使他们素不相识）负责。在危急关头，这一点就会越发清晰。面对战争或侵略的威胁、经济崩溃、对社会结构的某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我们会把目光聚集到历史共同体上。现在是我们必须战斗，必须改弦更张、迷途知返，而且，这个“我们”包括了当代人，也包括了不在场的世代。最后，现代公民属于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也要求人们的效忠。
当年柏克写到，社会是活着的人、未出生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在那些由习俗维系的小社会中——以亲属关系定义自己——十分明显。但是，它在以公民资格为基础的社会里也一样明显，就像现代美国。它假定：我对周围的陌生公民负有义务，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受制于祖传的关系网。我们已经并立于这片领土之上，建立起我们共享的社会和文化传承。我们必须保护它、增进它，以便我们的子辈也能并肩而立。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公民资格，而且必须这么理解。此外，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东道国传统习俗毫无认同的、大规模移民，会让一个伟大社会分崩离析，会造成跨代尊重——民主的统治端赖于此——的彻底流失。这也是伊诺克·鲍威尔的预言，在演说中，他不明智地引用了维吉尔借女巫之口说出的预言。
译注：此处有一个典故，值得细说一下。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1912～1998），英国保守党议员、古典学者，曾激烈反对英联邦国家向英国移民，在1968年的一次演说中，鲍威尔引用了维吉尔的预言，“当我仰望前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像罗马人，我仿佛看到台伯河中血沫翻腾”。此番演讲，被人冠名为“血流成河演讲”（Rivers of Blood speech），在官场引起巨大争议，导致其从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影子内阁中除名。不过，鲍威尔的观点很受选民欢迎，这也是1970年保守党赢得大选的重要因素。
合理饮食、健康锻炼是肥胖症的解药，道德肥胖症亦复如此。国家生产不出健康食品，更别提那些社会包容、平权行动以及自由派试图纠正我们社会本能的公民权利。实际上，正是通过公民社会的制度，人们学到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服从自己选出的政府，即便自己和政府存在分歧。公民社会建立在判断之上，它承诺理想和愿望，赞美圣人和英雄，培育一种含蓄的爱国主义，对持续诋毁国家及其过去表示不满。简言之，这些都是那些平等派所反对之物。公民资格的要求与平等主义文化难以相容，实际上，我们从中能够吸取的教训是，民主和平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永远处于交战之中，这一点是主导当前争论的评论家所忽略的。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