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索维尔

• 本文译自《城市杂志》（City Journal）

• 原标题：The Nonconformist

• 作者 Coleman Hughes，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

• 万吉庆 译

•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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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对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的贡献看，索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然而，和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索维尔从未给读者盛气凌人之感。正如 Kevin Williamson 所言，索维尔“用平实的文字写作，这在严肃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从1991到2016年，他的全国性专栏——尽管涵盖的话题庞杂——为清晰的写作树立了标杆。索维尔曾经说：“在相当一部分学者看来，用清晰易懂的英文写作仿佛是不体面的行为，还有一些人似乎认为逻辑侵犯了他们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如果说学者们制造了毫无必要的晦涩文章，那么，编辑们就是推波助澜者。索维尔曾打趣说，莎翁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放在今天可能会被编辑们改得一塌糊涂，诸如“The issue is one of existence versus non-existence.”

不妨看一看他对“稀缺”这一经济概念的解释，可谓既简明又清晰。“‘稀缺’是什么？”他在《基础经济学》（Basic Economics）——一本写给外行读者的教科书——中问道。“它意味着所有人想要的东西之和，要多于现有的东西。”索维尔的文章不仅杜绝那种毫无必要的晦涩；也很少出现第一人称。他的三十多本著作很少出现“I”或“me”，除了他的回忆录——《一个人的奥德赛》（A Personal Odyssey）。

注：索维尔《基础经济学》的中文译本

在批评家看来，索维尔的文风严厉。但对于他的粉丝而言——包括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物，这是当今文化评论界——充斥着自我陶醉的胡言乱语——的一股清流。平克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和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索维尔是历史上最被低估的作家。2018年，韦斯特在推特上向数以百万计的粉丝推送索维尔的格言。

索维尔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那是一封写给《华盛顿星报》（现已倒闭）的信，他敦促废除该市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时期，唯一能预示他能成为经济学家的是，他对卡尔·马克思萌生了兴趣。在索维尔看来，马克思的观念“似乎解释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本人的“悲惨经历”。当时，索维尔是一个20岁的高中辍学生，白天做职员，晚上读夜校。这种情况事实上标志着他的失业情况有了改观，十几岁时，他一度无家可归。

索维尔的经历并非一直如此悲惨。尽管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母亲也在他出生后不久去世，他仍然记得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他由great-aunt（注：an aunt of your father or mother）在一所不通电和热水的房子里养大。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北卡罗来纳州黑人的典型生活方式。当时，索维尔从未想过他们很穷；毕竟，“周围人有的东西，他们也有。”他也没有意识到在种族隔离时代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在他小时候，白人“几乎是想象般的存在”。事实上，当得知大多数美国人不是黑人时，他感到“很震惊”。

1939年，索维尔一家迁往纽约的哈莱姆区——也是James Baldwin（比索维尔年长6岁）生活的地方——从此，他的世界急剧扩大。这里有让9岁的索维尔流连忘返的公立图书馆，也有无从逃避的街头恶斗。他回忆道，“有时候，安安全全回家吃午饭变成了一种折磨，以至于朋友把夹克衫借给我打掩护，这样，我便可以被人发现之前逃脱。”

回家之后，烦恼并没有结束。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和great-aunt的关系日益恶化，在他被史岱文森（纽约市最负盛名的公立高中）录取后，两人的关系濒临破裂。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加上繁重的工作，使他无法完成学业。没过多久，索维尔彻底逃课，这个时候，他和养母进入内战模式：养母丢掉了他珍爱的艺术用品，他打碎了她最心爱的花瓶；她捏造罪名报警；他威胁说离家出走。

矛盾不断升级，直达暴力的边缘。索维尔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段痛苦的高潮部分：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托马斯？”有一天，她问我。

“直到一方崩溃，”我说。“但那个人不会是我。”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她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我扭头盯着她。

“你是个撒谎的伪君子！”我说，然后将她斥责一通，把话说得很绝。

她勃然大怒，捡起一把锤头，后举准备扔过来。我离她很远，没法从她手里夺下。就对她说：“你扔啊，不过最好瞄准点。”

她浑身发抖，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愤怒，她放下锤头。之后，她似乎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关系，我们不过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敌人。

索维尔很快获得解脱，找到了一家收容年轻的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他意识到，“现在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我只能靠自己了。”带着几件衣服，他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他先后去了海军陆战队、进了常春藤名校，并到白宫的劳工部就职。

放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下，索维尔的生平可以拍成一部引人注目的传记片或纪录片。相反，他的故事相对默默无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前马克思主义者，索维尔最终在自由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落脚——这一倾向显然不受好莱坞的欢迎。同时，他也无意公开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当今的文化中，很多人看重的是“生活经历”而不是逻辑论证。Robin DiAngelo在畅销书《脆弱的白人》（White Fragility）中建议，和黑人谈论种族问题时，白人不应沉默寡言——但也要避免争论。（比如，她认为“我不同意”和“你误解我了”这类话是禁忌）显然，对白人来说，剩余的唯一选项就是热情地赞同黑人，无论他说什么。相比之下，索维尔坚持认为，他的作品“是好是坏取决于自身的优点或适用性”，不因作者个人的经历而变化。

然而，他拒绝用“生活经历”代替证据，并不意味着经历不重要。事实上，索维尔的作品有时确实反映了生活中的插曲——通常是痛苦的插曲。最突出的例子和他的儿子约翰·索维尔有关。约翰出生时很健康，看起来正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明显出了问题。在大多数孩子开始完整地讲话时，约翰却几乎一句话也不会说。在外人看来，甚至在索维尔当时的妻子看来，这明显是智力障碍的表现。不过，索维尔并没有被说服。除了语言障碍，约翰异常聪明：他会走路之前就能撬开儿童锁。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有次他在比赛中途碰倒棋盘，却能把所有棋子复位。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智力迹象，他连最简单的词汇也不会说这一事实，就更加令人费解。然而，希望来了，约翰4岁左右的时候，慢慢开口说话，当他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后，一切怀疑烟消云散。

几十年之后，自从儿子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索维尔便着手揭开这个谜团。结果证明：这是第一份探索语迟儿童（late-talking children）现象的学术研究，这类孩子异常聪明，并且没有自闭症。根据这份原创研究，以及轶事、数据和历史，索维尔写了两本书：1997年的《语迟的孩子》（Late-Talking Children），以及2001年的《爱因斯坦综合症》。第二本书——以历史上最著名的语迟者为名——赢得了史蒂芬·平克的称赞，后者赞誉它“为人类知识作出了宝贵贡献。”但是，除了平克这样的儿童心理学专家和语迟者的家长外，这些书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一个学者能在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领域开创出新局面，这是极其罕见的。

索维尔，经济学科班出身，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因此，他的核心成就是经济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出版的《知识与决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s）。该书的灵感来自哈耶克1945年的经典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爱因斯坦发现的那种永恒的科学知识，也不是政府机构收集的官僚主义知识，而是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即那种在特定街区特定街角经营熟食店或者在气候变化的特定地块种植庄稼的知识。这类知识容易转瞬即逝（上周对的，本周不一定对），同时又具有地方性（在某个街角对的，下一个街角不一定对）。单一的个体无法掌握大量的这类知识。

这些分布在数百万不同头脑中的知识的总和，能否被实时采集并传递给一个大脑，然后，由这个中央计划者像指挥管弦乐队的大师一样指导经济。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哈耶克洞察到，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这一结果。如果锡突然变得稀缺——或是因为储备被破坏，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用途——我们不需要中央计划者指示消费者减少对锡的使用。人们甚至无需知道锡为什么变得稀缺。只需要知道锡的价格上涨这一信息，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减少对锡的使用，仿佛受到一种无所不知的力量的指导。换句话说，在价格缺席的情况下，需要海量的知识和有意识的协调；然而有了价格，二者便不需要了。

哈耶克文章的终点，正是索维尔代表作的起点。顾名思义，该书不仅关乎哈耶克意义上的知识，而且关乎我们基于这类知识所做的决策，诸如经济、政治、战争以及其他领域的决策。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知识只是无知海洋中的一个斑点。索维尔的论点是，“最根本性的决策不是做什么决策，而是由谁来做决策。”尽管决策者可能拿目标说事——如消除贫困、减少种族主义、推广民主等等，但他们实际上能做的只是开启进程。因此，在回答“谁来做决策”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应该诉诸某些机构的崇高目标或道德素质，而应该考虑不同决策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美国革命——强调制衡——为索维尔的论点提供了实践案例。索维尔写道，基于“从经验中习得的知识”，建国者假定人类基本上是自私的，并创建了一套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阻止自私的领导者作恶。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基于“对人性的抽象思辨”——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人可以臻于完美，政府是实现这种完美的工具。在索维尔看来，这两场革命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并非偶然。

决策者更常见的做法是将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然而，按照索维尔的说法，“市场”是“一个误导性的修辞”。许多人谈到“市场”时，仿佛它是一种与政府平行的机构，可以代替政府。事实上，“市场”不是一种机构；它“不过是一种选择权，每个人可以在现有的机构中做出选择，或者使新安排适合自己的处境、品味。”举例来说，住房的需要，“在‘市场’中可以找到1000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如住公社、买房、租房、搬到亲戚家以及住在雇主提供的集体宿舍里等等。”市场安排可能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不同于政府的计划——决策者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因此，它们的反馈机制是即时的。

尽管二者的联系不那么明显，不过《知识与决策》就像那本关于迟语儿童的著作，仍然反映了索维尔的生活。正如美国的建国者，索维尔对政府的看法更多是来自经验而非哲学。1960年，他成为劳工部的经济学家。索维尔的任务是研究波多黎各的制糖业，劳工部在该地实施了最低工资法。当他发现失业率随着最低工资的每次提高而上升时，索维尔想知道是否最低工资法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正如标准经济学理论预测的那样。他的同事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失业率上升是因为飓风摧毁了农作物。最后，索维尔想出了一种方法，以验证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他兴奋地告诉同事们，“我们只需收集飓风袭击波多黎各之前甘蔗田的统计数据。”结果，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他的想法立即被驳回。毕竟，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养活了本部门的相当一部分人。”

这并非个例。1959年，索维尔在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担任打字员。某天，大楼外面有人心脏病发作。他被送入楼内，并被问及是否是政府雇员。如果是的话，他就可以在该楼立即接受治疗。但他不是，所以，他必须被送到城镇另一端的医院。当时是交通高峰期，他到达医院时已经死亡。索维尔捕捉到这个黑色讽刺：“在一个满是医生的大楼里，他死于等待医生。”他回忆说，和劳工部一样，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雇员，他们“人很好”；而在于“官僚政治的本质”，它有着糟糕的激励机制和缓慢的反馈机制。

黑暗的讽刺（通常是一些政府项目的结果）是索维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基础经济学》提到了一个典型事实：大萧条时期，作为扶持农民的一部分，联邦政府在1933年购买了600万头猪并将其销毁——而数百万美国人还在为糊口而挣扎。显然，现代官僚机构不想被嘲笑很难。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常识告诉很多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因为众所周知，病毒主要通过咳嗽传播。然而几个月以来，世卫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建议人们不要戴口罩，直到疫情接近顶峰，他们才改变主意。与面临市场考验的企业主不同，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人都不必为此承担代价。

索维尔将本人的观点和对立观点加以比较，《愿景的冲突》（A Conflict of Visions，1987）是这一努力的结晶。他开篇提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同一拨人，在看似毫无共性的政治议题上，不出所料会分属两个阵营。例如，知晓某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某种程度上就能预测他在对富人征税、枪支管制和堕胎问题上的观点。人们很容易将这种现象斥为纯粹的政治部落主义。但索维尔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两种基本的看待社会的方式，两套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以及两种相互冲突的“愿景”，大多数政治分歧都由此而来。他将其命名为“受约束的愿景”（constrained vision）和“不受约束的愿景”（unconstrained vision）。

“受约束的愿景”构成了《知识和决策》的基础。它主张，人类天生就有缺陷，而非日臻完美；天生倾向于无知而非知识渊博；天生倾向于自私而非利他。好制度把人性中的悲剧性事实视为既定事实，并创造出激励结构，它无需让人们变成圣徒或天才，仍能造就理想的社会结果。哈耶克描述的价格机制就是很好的例子。人们对中央集权抱有怀疑态度，因为掌权者会以权谋私，甚至做出更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受约束的愿景看来，传统和社会习俗值得信任，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无数人经年累月的智慧。

在不受约束的愿景看来，如果说人类有缺陷、自私、无知，那么，这并非来自我们人性中不可改变的事实，而是来自我们的社会安排方式。通过改革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和其他机构，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包括那些据称由人类本性决定的方面。通过开明的公共政策——通常由中央当局实施，曾经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罪恶被揭示为社会建构或过时思想的产物。在这种愿景中，传统不应受到特别的敬畏，而是交由现代观察者评判，根据其自身的合理与否，以决定其存废。

索维尔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逆转待解释的事项”（reversing the explanandum）。以贫穷为例。许多人注意到富国和穷国的鸿沟，并想知道为什么存在贫穷。但在受约束的愿景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存在富裕。“数千年来，（人类的）生活水平远低于我们所认为的贫困水平，这一直是常态。贫穷的起源无需解释，”索维尔在近著《财富、贫穷和政治》中写道。“需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创造并维持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在私人问题上，他也很快注意到另一个被误解的待解释的事项。“86岁已经远超通常的退休年龄”，他在最后一篇专栏中写道，“所以问题不是我为什么辞职，而是我为什么坚持了这么久。”这两种愿景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在观察社会时如何定位待解释的事项。索维尔在《冲突》一书中写道：“信奉不受约束的愿景的人，寻求战争、贫穷和犯罪的特殊原因，而信奉受约束的愿景的人则寻求（维持）和平、富裕或守法社会的特殊原因。”

索维尔对种族不平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逆转了一个待解释的事项，后者曾主导主流思想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一个由天生潜力平等的各群体构成的公平社会，各种族在财富、职业地位、监禁比例和其他许多方面的结果理应是平等的。普遍存在的种族差异，要么被解读为各种族群体生来就不具有平等的潜力；要么被解读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前者在20世纪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将种族差异归咎于基因差异，并以优生学作为对策。第二种观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是政治左派的正统观点。拜登这类温和派民主党人指责美国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当被问到如何证明这一点时，他们的回答几乎总是指向白人和黑人在财富、监禁比例、健康和其他领域的统计差异。而隐含的前提——如果没有种族主义，统计上的平等将成为常规——很少被公开声明或遭受挑战。

索维尔的十几部著作，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力地挑战了这个前提。他验证这一假设的方法是，找到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不存在种族偏见的条件，然后看看实际结果是否平等。例如，在法国裔美国白人和俄国裔美国白人之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这两个群体受到的偏见一样多——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很难区分。然而，俄国裔美国人每挣1美元，法国裔美国人只挣70美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索维尔的基本洞见是，这个问题问反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两个有着不同历史、人口统计、社会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种族群体会取得相同的结果呢？

索维尔还指出一种情况，有些少数族裔虽无政治权力，但表现要胜过那些压迫他们的多数族裔。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东南亚成功的华人少数族裔。但他也写过欧洲的犹太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南美的德国人、西非的黎巴嫩人和东非的印度人。也许最醒目的例子是日本裔美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日本农民，在1952年之前（除了在二战期间遭受拘留外），一直被法律禁止拥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到了1960年，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白人。

“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这句话一再被重复，以至于我们误以为这是一种解释。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比美国白人收入更高、考试成绩更好、监禁人数比例更低，这并不是神话。对此，最常见的解释是，这些群体来自原籍国的上等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两种观点承认得太多，解释得太少。首先，它无法解释日本裔等族群的崛起；也无法解释那些在世纪之交离开欧洲、并定居在纽约下东区的犹太人的成功。其次，这一论点含蓄地承认了自己试图反驳的东西：经济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教育和技能——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

 

人们可以反对说，美国黑人的经历是独特的，无法与其他其他群体相提并论。在美国，没有哪个种族像黑人一样被奴役、剥夺公民权、（被施加）私刑、种族隔离、禁止获得信贷、大规模监禁等。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前提是我们的分析只限于美国。索维尔的观点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国际视野。索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三部鸿篇巨制《征服与文化》、《移民与文化》、《种族与文化》，其中他考察了文化差异在世界历史的作用。索维尔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奴隶制——美国的“原罪”——自文明诞生之初就存在于各个有人居住的大陆。仅仅几百年前，各个种族要么被人奴役，要么奴役别人——通常兼而有之。优待政策是另一个例子。我们美国人委婉地称为“平权举措”的政策，在印度存在的时间更久。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中国和尼日利亚都有类似的政策。

这一切适用于美国吗？在小威廉·巴克利主持的《前线》栏目中，索维尔用一句话总结道：“我发现，世界上不曾有一个国家，因为采纳了类似美国对待黑人的政策（注：平权措施），而成功地使人脱贫。”也许美国的种族关系如此独特，以至于所有历史的、国际的比较都不适用。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能从世界各地和整个历史都适用的模式中学到重要的教训。

就像在种族问题上持有类似观点的其他人，索维尔遭受了无数的诽谤，尽管没有诉诸惯常的攻击套路，例如对种族主义、特权以及其他种种的指控。有人本该早点提醒艾丹·伯恩（Aidan Byrne），此人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客写了一篇有关索维尔的书评。无疑，伯恩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讽刺索维尔“对有钱的白人男子而言，说这种话很容易。”对这位倒霉的评论员，想不笑出声很难，但许多主流评论员与伯恩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通常记得在对别人人身攻击之前检索谷歌图片。今天流行的观念是，你的肤色、染色体、性取向和其他身份标记决定了你的想法。通常那些自认为思想最自由的人——号称“觉醒了”，而我们其余的人还在睡觉——正在套用最严格、最落后的公式。

对他们来说，索维尔这种人的存在永远是个谜。在他们的观念中，索维尔永远是一个有待解释的现象。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像索维尔那样生活的人为什么会持有他那样的观点。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期望一个如此聪明的头脑会屈从于陈规俗见（received opinion）。